天津美术社虽在出版上获得出色的成就，但郭钧对人对事仍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倾听群众意见。上世纪60年代初期，农民收入不高，生活困难，他采纳出版部门的建议，出版了80开本的小型连环画，定价在7分钱左右，《烈火中永生》、《焦裕禄》、《丁香》等在试销中，东北、华北一带农民反映极好，他们都称赞画面虽比60开略小，但文字仍保持60开老5号字体大小，主要优点是适合农村购买力，7分钱仅相当于当时一个鸡蛋的价钱，群众称之为“鸡蛋小人书”。

我和郭钧相识于1951年。1950年我在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工作。当年春节出版了一批新年画，受到中共华北局宣传部的重视，指示在天津新年画出版社的基础上，吸收华北各省市美协与天津私营年画业扩大组成“华北画业联合出版社”，华北各省的年画稿均集中在天津出版发行。郭钧代表河北省由石家庄来津，所有河北省创作的年画均由郭钩经手组织、编辑。我和他在工作中有些接触。1954年8月，我调来天津美术社，随即到北京北新桥香饵胡同华北人民出版社和时任美编室主任的郭钧，联系有关提供天津美术社年画稿件等事。随着大区编制的撤消，华北人民出版社已决定结束，美编室部分同志赵泮滨、曾景初、孙世涛、高鑫等五人将调天津美术社工作。此后，我几次去北京，都到华北人民出版社找郭钧。这时在原址建立的通俗读物出版社，郭钧十分注意年画的出版工作，他负责美编室期间，不失时机地多次主持召开华北年画会议，组织华北各省区的众多年画作者为通俗读物出版社提供了大量的优秀年画作品。有关郭钧在通俗读物出版社工作的情况，马少展的《郭钧和他领导的美编室》一文，写得很详细。刊于1997年出版的《书苑一秀——五十年代的通俗读物出版社》。（此书是该社老同志回忆文章的汇集，无出版单位，我因提供了郭钧在天津的工作情况，编者之一赵子文同志寄我一册——张道梁注）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大批美术工作者分赴东北、华北开展工作，在东北解放了的城市，开始用石印或胶印大量印制年画。北方农村也同时使用木版印制，成为现代印刷与木版刻印并行发展的形势。新年画密切配合解放战争的宣传，年画的题材和形式都有创新，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活动在晋南地区的画家古一舟创作的《千古罪人一脉相传》,用讽刺形式吸取中国画和漫画的表现手法，揭露了反动派的卖国罪行。

富华印刷局于1925年创办，出版的年画品种多、题材广，业务蒸蒸日上。畅销的品种在娃娃画中有《天仙送子》、《莲生贵子》、《榴开百子》、《吉庆有余》等。戏出年画有《天河配》、《游船借伞》、《甘露寺》、《三娘教子》、《四郎探母》等。吉庆画有《瑞雪兆丰年》、《农家乐》等。迎合群众发财致富的有《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天官賜福》、《财神叫门》等。这些都是多年深受农村欢迎的题材。在1937年抗战以前，富华的机印年画年生产成品三千万张。连同天津各印刷局所生产的年画，最髙年总量达到七千万张。销路远至新疆，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地区。

1950年至1952年，通过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和华北画业联合出版社的努力，天津新年画出版事业本已逐步走上轨道，但1952年“三五反”运动结束后，华北各省都各自设立了年画出版机构，1953年天津私营画庄成立了联合画社，出版的年画质量不高，又由于市场上大量充斥着上海娃娃美人的年画，致使通过市新华书店发行的新年画在1954年春节仅为20万张。而鼓楼北、宫北大街年画市场销售量则达到1980万张，新华书店发行的年画仅占全市销售量的百分之一。这种反常现象促使天津市领导机关及主管出版的市文化局，决心建立专业年画出版单位。同时经营困难的私营联合画社也向政府申请改为公私合营。

平阳木版年画，在明末清初是极盛时期。当时，这里的年画远销华北、西北、内蒙以及东北等地。仅临汾城内，就有益顺画店、德隆画店、兴昌画店等；洪洞县城内的瑞兰斋天泰成画局、曲沃县的同成纸局，常年雇用很多工人印刷木版年画。印制的自制木版年画更是遍布各地，每年腊月，晋南各县城乡集市上，设摊摆画，卖窗花，卖对联，处处皆有，颇为兴盛。

解放区新年画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939年的延安和晋东南地区。延安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所在地，聚集了很多革命美术工作者。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在1939年春节开展慰问群众活动时，江丰、沃渣分别创作了新年画《保家卫国》及《春耕图》，宣传边区生产和抗日。虽然画面简单，印刷的份数不多，但画中都注意吸收民间美术中形象突出、颜色鲜艳的特点。与此同时，由胡一川等木刻工作者组成的木刻工作团，奉命由延安赴太行根据地，也利用年画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当时（1939年）日寇对解放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并利用我国民间美术形式，搞了好多反宣传，晋冀鲁豫区党政军为对付这种恶毒阴险的计划，在山西武乡召开了文艺干部大会，决定继承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优秀传统，创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新文化新艺术。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和木刻工作者们一起决定试用我国民间形式创作年画。据邹雅于1962年1月6日在《北京晚报》著文回忆说：我们找到了一位木刻工人赵四，又从《新华日报华北版》调来一位懂得木版水印工人赵思恭，在短期内突击印制了第一批木刻水印画，内容有《送子弹》、《开荒》、《织布》、《抗日人民大团结》、《一面抗日一面生产》等八幅作品。这些画刻得都是单线，印上五彩，非常鲜艳夺目。1940年春节，我们把它送到集市上，一面展览宣传，一面销售，立即受到广大农民的喜爱，一万多张画，被争购一空，买不到画的，一再要求把展览品卖给他们。从那时起，群众就把它叫做新年画，我们也就都叫这种画为新年画了。

天津解放之初，年画的发行主要是通过鼓楼北和宫南北大街私营画庄的旧发行渠道，每家都有各自的批发客户，这从石印年画时代就一直沿袭下来。1950年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和1951年华北画业联合出版社，除新华书店系统外也依靠他们。1951年，全国报刊已纳入邮电部“邮发合一”的渠道，画联成立后，华北各省市的年画都将集中到天津出版发行，邮电部闻风而动，派了两位负责干部到天津，通过天津市邮局和画联联系，希望所有年画均交天津市邮局总发行。邮电部认为邮局发行年画有两大优势：一、年画发行季节可以随印随由铁路邮政车及时发运，手续少，发运快，运费省；二、邮局在全国城乡网点密，方便群众购买。有关发行费用折扣、发运手续等细节，双方均已谈妥。但在最后即将签订合同之际，邮局提出在运送途中有破损，要求画联每百张另加四张耗损率。画联认为，年画发行向无此例，而且发行折扣已经包括了包装运送耗损率等费用。双方为此多次协商，画联后来让步同意另外加付百分之二的损耗，但天津市邮局坚持百分之四，协议竟因此功败垂成。如果当时双方都能从长远角度着眼，和报刊一样，实现全国年画统一由邮局发行，对后来年画出版、发行方面会有诸多便利条件。尤其是在春节铁路运输特別紧张时期，也正是年画集中运送上市的时刻，和邮电部协商未成，年画发行复归新华书店，后来书店为了均衡铁路发运，不得不要求出版社从春天就开始预印，于是导致有些品种预印数多，而实际订数少，造成积压；由于提前预印，又导致年画出版周期过长，有些当年发生的重大现实题材，无法在下年度春节年画中体现。这种缺陷使年画的社会效益受损而难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