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隶属的派系是北方系统中
天津杨柳派系。1952年,郭味渠先生在他的专著《中国版画史略》中提到,“杨家埠年画的起源至今没有明确的时间,就像杨柳青一样无从得知。当地一位画业者说,他在小时候从老人那里听到,说在
清朝初期,曾经有一位来自
北京探亲的人来到他们村并带了一副彩色的画有门神的
字画,大家看后都特别喜欢,从那时起,就有人开始有兴趣学习这种
字画的摹刻技术。起初的年画只是用彩色调好就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且供不应求,后来村里的人们见到这个
生意的长远发展态势,觉得有利可图,就开始研究雕版印刷的模式并且开始拓宽销路。最早没有套版的技术,大家都是先在
木板上
雕刻出轮廓图,加上
墨迹后扣印在纸上,当纸上出现了
墨迹后就沿着
墨迹加彩,这道工艺是人工的办法。后来经过研究和到外地的拜师学艺,他们发现多用几块
木板进行彩色套印的工艺可以让画的
色彩更加鲜艳。随着大家争先恐后的购买,村里就开始成立了大规模的作坊,聘用专门的技工来进行大批年画的
印制,加速了年画发展的步伐。”无独有偶,谢昌一先生在著作中也提到,“根据老艺人的口头材料,也有杨家埠年画从
北京传入之说。”不过,谢昌一先生又进一步分析:“从目前杨家埠留存的‘门神’来看,品种之多,分工应用之完备,很有系统性,这不是零星从外地捎回几张就能得到如此完备的发展的。”所以,杨家埠年画由
北京传入的说法并不可靠。关于杨家埠年画是否属于
天津杨柳派系的分析上考虑,的确,在
表现题材和反映内容上,两者却有相同之处,例如:从《
年年有余》、《
麒麟送子》和《刘海戏金蟾》等画上,我们不难发现两地的年画在题材和内容上几乎一致。但不可否认这些题材的年画在全国各地的年画作坊中都有。所以,以此认为“杨家埠年画就是属于
天津杨柳派的后裔”理由并不充分。而且,郑振泽先生曾提到杨柳青年画与桃花坞年画的显着特点:“北方的
木板年画是既精致又华丽,虽然有些板涩,但是与南方简率的木版画比较更加时尚,南方的木版画则多见于古装美女那厮潇洒灵动的姿态。”但是,通过研究杨家埠的年画会发现,其中的某些年画具有北方杨柳青年画的特点,比如《三代宋亲》、《门神》、《灶王》等;但北方有些年画是吸收了南方年画的特色的,例如《男十忙》、《
白蛇传》和《刘海戏金蟾》等。而且杨家埠年画中既有古装美女,又有时装美女。可以说,杨家埠的年画为了让自己更加完备和畅销吸收了很多画的优点和特色,这种博采众长的方式让杨家埠年画创立了独特的派系,而非隶属于哪个派系。而且杨家埠的年画在
印制的手法上与其他年画区别是很大的,拿杨柳青和桃花坞年画来比较,杨柳青的年画在形式和
风格上更注重细腻的写实,这与杨柳青深受宋元体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且因地处
北京和
天津一带,和杨家埠的年画
风格迥异。在制作手法方面,杨柳青年画一般是在
木板套印后,靠人力敷以
色彩,给人清新
淡雅的感觉。而杨家埠年画与之大相径庭,其作品并没有采取这种刻印形式,所以,杨家埠年画与杨柳青年画并没有嫡系关系。桃花坞年画与杨家埠年画从刻板、套印上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异。桃花坞年画中的人物和杨家埠年画相比不够那么粗壮。他喜欢不厌其烦地描绘大的场景、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但这种手法杨家埠年画是不常用的。特别是在
色彩方面,对于粉红(杨家埠叫“
雪青”)的应用,杨家埠艺人认为,这种颜色过于轻佻,因此不像桃花坞年画用得那样普遍。由此看来,二者也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而且,王伯敏先生也认为,
天津的杨柳青,
江苏的桃花坞和潍坊的杨家埠年画都应该是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并非谁是谁的派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