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潘与马尔康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松潘在羌族分布的北缘，马尔康在西边。在清末至民国初年，松潘是在“西番”包围下的边防重镇。目前松潘是往九寨沟旅途中最接近目的地的市镇之一。有些茂县北路羌族会到这儿做些小买卖，或在当地旅游饭店中工作。因此在北路羌族心目中松潘有特殊意义，松潘人与他们的关系亲近。至于茂县南路及汶川的羌族，特别是老一辈的羌族，则认为松潘是个危险的地方。

羌族不只居于中国或中华民族的边缘，他们在四川省与阿坝州中也居于边缘地位。各种政治、社会的优势群体都创造羌族文化的展演舞台，以刻画不同的边缘。仅以汶川县而言，从1957至1985年，代表羌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团体，共受邀参加了99次在马尔康（州政府所在）、成都（四川省会）、北京（国家首都）举行的各种竞赛演出。对羌族人民来说，虽然他们皆有感于本民族的边缘性，但透过“文化展演”他们表达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骄傲，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展演相互竞争、夸耀。

蒲溪羌寨在汶川至马尔康方向的杂谷脑河边深沟里。据考证该地羌族已有300多年居住历史。由于是牛崇拜民族，所以他们还有着还“牦牛债”的习俗。蒲溪过去每年腊月要举行牦牛公祭，全寨羌民都来致祭。这个祭祀的特点就是派人到康藏地区买牦牛，费用由众人公摊，所以叫“还牦牛债”。“牦牛到达通化，便由通化的居民焚香迎接，然后每到一寨，各寨羌民迎接，各寨羌民迎送，直到白孔寺，献牛于神。从这一事实说明佳山、入达、西山、增头、牛罗、九枯的羌民祖先都是从康藏来的。”由于是牛崇拜民族，他们就把牛尊为最高崇拜偶像，因此该头帕造型似牛头，而且铁定为家族标志。我们对羌族余释比进行实地采访时，他讲：“牛罗二寨人的祖先由于迁徙和战争使整个氏族分散，定居蒲溪后就因为头帕造型使整个氏族重新团聚在蒲溪。”独特的“纳啵”符号标示了这个氏族群血缘关系。

根据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的文物普查，全州13县中，除红原、若尔盖、九寨沟3县外，其他10县均有碉楼，尤以马尔康、汶、理、茂4县居多。4县中就有3县为羌族聚居地区。因此，单从数量而言，羌族碉楼无疑集中在阿坝州境内。

马尔康，是今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在老一辈羌族心目中，它代表过去一些强大嘉绒土司们的政治核心地。然而在羌族地区城镇中，他们却常接触到马尔康来的人或听到有关马尔康的事。自然马尔康来的人，或“州里来的人”，多为州政府官员。对羌族民众来说，他们代表一种政治、社会但非文化上的优势群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尔康州政府是一个联合羌、藏的“本地少数民族”象征，象征在此空间藏、羌之间紧密而又友好的关系。

成都是四川省府所在，又是远比灌县来得繁荣的大都市。因此在羌族人民心目中，这儿是比马尔康更高层的政治威权中心。岷江上游村寨流传的一些故事中，成都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这也反映成都过去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羌族人偶尔需要到成都购买在灌县不易买到的货物，或在此卖出一些土产，或只是访友、逛街。无论如何，成都对他们而言代表富裕、现代化，但也充满了危险。有些羌族为了做生意搬到成都居住。在此，他们几乎都聚集在西门一带；到成都买卖货物或逛街的州内人，也常只在西门一带活动。成都的西门是由阿坝州进入成都的门户，长途车的终点便在西门车站。在成都，他们常自称“州里的人”，只要是州里的人，无论是藏族、羌族，都感到彼此亲切些。

尽管藏族也有碉楼，且主要分布在古冉駹羌人居住之地，但藏族碉楼多与官寨共生，形体高大，建造严谨，最高者马尔康白赊碉通高43.2米，一般的都在30米以上，有浓厚的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官府色彩和宗教气氛。而羌族碉楼多为民间建造，现存的羌碉，通高多在30米左右，且形多类杂、丰富多彩。构筑相对粗糙，但生动别致，富于变化，充满民间创造风格。羌族碉楼的设计特点有别于前者，造型特色亦非常突出，可惜由于地震、战争和其他原因，50米上下高度的碉楼应已被毁掉或拆除，实为憾事。藏族碉楼和羌族碉楼应为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产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建筑体系的空间表现。

如今「羌族文化」不只是在马尔康、成都、北京等地被「文艺工作队」展示给外人看，它也在本地羌族民众身上展示，以及对羌族民众展示。一九八六年起，阿坝州全州推行跳歌庄。羌族歌庄与藏族歌庄被典范化，分别传播到原来或有此传统或无此传统的各村寨之中。在各种庆典场合，羌族民众（特别是女性）身穿本民族传统服饰跳歌庄成为一种传统。而在许多村寨民众间，特别是不同世代与知识背景的民众间，「跳歌庄」究竟是不是本地的旧传统成为一种争论。另一个在羌族认同上的重要发展是「羌历年」的制定。过去在较汉化的汶川一带村寨，每年阴历十月初一有过「牛王节」的习俗。牛王节如何变成羌族共同的羌历年有许多争论。无论如何，一九八八年州政府将这一天订为「羌历年」并在茂县举行全羌族的庆祝大会；接着八九年在汶川，九〇年在理县，九一年在北川，各个羌族县轮流举办羌历年的庆祝大会，于是形成一个民俗传统。在庆祝大会中，最受人瞩目的便是各地的歌庄舞表演与竞赛。在羌历年庆典中，以及在各种私人或公共庆典中，羌族妇女竞相穿着色彩鲜艳而又别具特色的传统服饰跳歌庄，这变成是一项重要的「羌族文化传统」。特别是，过去被中外研究者认为是学习、假借自汉人或汉化嘉绒的在衣鞋上刺绣的习俗（见本文前节），被强调、发扬而造成今日羌族妇女服饰的艳丽多姿，而汶川也因此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羌绣之乡」（编辑委员会 1997）。对于土著文化早已丧失的北川羌族知识分子，民族服饰在认同上尤其重要；如一位北川知识分子告诉我：

马尔康与成都，这两个对许多羌族而言的邻近异地城市，分别代表他们心目中两个异文化空间一一马尔康代表嘉绒藏族，成都代表汉人，羌族则居于两者之间。羌族同时也居于松潘与灌县之间。但相反地，不同地区的羌族分别对这两个城市有亲近感。对于北路羌族而言，松潘是藏、羌不分你我的地方，他们认为，大家都是质朴的少数民族。对许多南部羌族而言，灌县则是古羌文化（或大禹文化）分布的重要据点，他们甚至认为，灌县过去是羌族的地方。在地理空间上，马尔康与羌族地区之间隔着一座大山，而成都也远在灌县往南还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松潘与灌县则与羌族地区同在一条沿岷江的交通干道上。自然，后二者与羌族地区在地理交通上较密切。但羌族对此四个城市之爱憎，反映的也是羌族认同的特质，以及此认同下一种文化或认同上的空间距离。

我们喊讲草地语言的是“识别”，有些喊“赤部”，马尔康那儿的喊“赤部”。有时候他们说的“识别”和“赤部”是一样的，分得不清楚。维古那的人，我们称“日疏部”；底下的人都是“日疏部”。反正比我们底下的，都喊“日疏部”。这边的人（按：芦花的人）喊我们红崖的人叫“日疏部”。我们红崖的人喊维古的“日疏部”。维古那底下的人，喊我们高头的人就是“日基部”。一截喊一截，有一点互相骂的意思。维古的人骂我们吃猪食的，我们骂底下的人吃竹子杆杆的——骂他们熊猫……以前我们认为只有黑水这儿的人是“尔勒灭”，茂县一带的是“达妈”。直到沙石多都是“尔勒灭”。进了羌文班，我才知道羌族的范围很广。以前我以为茂县附近都是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