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文化不只是在马尔康、成都、北京等优势群体所创造的场域中展演。在羌族地区，羌族知识分子透过地方政府机构，也创造各种羌族文化的展演场域。各县之文化馆、史志办公室与学校，或举办各种节庆歌舞表演、竞赛，或编辑出版各种有关羌族文化的刊物，或修建文化展览馆或文化古迹观光点。在这些场域中，各县、各区羌族的文化展演形成一种竞争。他们争论，何处的端公文化保存得最好，何处的羌族传统服饰最地道，何处的村寨建筑最有本民族特色，以及何处是大禹文化的发迹地——种种展演与争论，都是为了界定本民族中孰为核心、孰为边缘。文化展演者，也是观赏者，同时也是文化诠释者。

1990年代出版的《羌族研究》与《西羌文化》两种刊物，为本土羌族文化展演提供了文字场域。然而，这两种刊物均难以正常地持续出刊。在这期间，北川县政府及其所属文教单位，却连续出版许多有关羌族与大禹文化的专著、论文集与资料选集，这反映了在文字场域的文化展演上，北川羌族知识分子较专擅而领先于其他地区羌族。在这些文字场域中，展演者（作者与编者）不限于羌族或某地的羌族，更包括汉族、藏族与日本学者。被展示、夸耀的羌族文化，主要包括山神、神林、端公与白石信仰，以及碉楼与砌石文化，饮食服饰、婚丧习俗和大禹文化等等。观赏者（读者）主要是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他们仔细地阅读，热切地讨论。如此，典范的羌族文化不断被强化，也不断得到新的内涵。“竞争、夸耀”与“摹仿、附和”仍是此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譬如，以北川羌族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一方面摹仿、附和汉族学者与茂县羌族知识分子所展示的羌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以“北川为大禹出生地”及本地的“大禹文化”来自我夸耀，并与汶川羌族知识分子竞争大禹文化的核心地位。在此争议与展演中，事实上，两地羌族知识分子都透过“大禹”来攀附他们心目中的“古老华夏文化”。

文化展演，必然涉及展演主题、展演者、观众、场域与展演媒介。更重要的，这些展演被个人或群体观看、诠释、获知，并产生意义。以当前羌族文化为例，简单地说，展示物是服饰、饮食、白石崇拜、羌语、端公文化等等。展示者是村寨妇女、羌族知识分子、老端公或所有的羌族民众。观众则是各种背景的羌族、汉族、藏族、回族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展演的场域或在村寨与城镇的日常生活之中，或在茂县、马尔康或北京的表演舞台上，或在汶川、北川举行的有关羌族文化的研讨会及相关活动上，或在羌族地方自治政府及文化团体出版的刊物上。展演的媒介则是自然或人为的创造物，人们的身体，或由身体产生的语言、文字与肢体动作等等。以社会权力关系来说，展演，不只是“谁在展演”，还涉及“谁刻意将谁作为展示品来演出”；不只是“在何种场域舞台”，还在于“谁创造的场域舞台”；不只是“谁是观众”，更重要的是“谁招引观众”。最后，透过展演，“文化”对展演者与观众产生意义，重点不只在于产生什么样的意义，更在于谁在诠释及争论意义。在此，造成文化展演的和由文化展演产生的意义，主要是一种社会现实本相，一种情境，也是一种多层次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透过人们的展演、观看与诠释，文化反映、强化和改变这一社会的认同与区分体系，或反映、强化与改变相关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记忆。所谓多层次的认同与区分体系，我是指，譬如，区别于汉族的少数民族认同、区别于城镇人的农村人认同、区别于男人的女人认同、区别于老年人的年轻世代认同，以及相对于其他地区羌族的北川、茂县等羌族认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