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苗族人民的歧视打压，使他们被迫迁移到边远的深山老林聚族而居，与外界断绝了往来。在极为封闭的生活条件下，打造农具、纺纱织布、农耕劳作，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而成。特别是苗族妇女，十几岁就跟着大人或同辈要学会纺纱、织布、挑花、织锦等各种女红技艺。到了十五岁左右的年龄，为准备嫁妆和装扮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显示自己聪明的才智，头上戴的头帕、胸前的围裙、做客用的方巾、床上的被盖、帐檐、枕头，以及为婚嫁后小儿出生用的穿戴，都得在婚前编织完成。这些众多的生活用品装饰，几乎得耗费她们三四年的光阴。

如挑花方巾首先从坯布的正中下针向四面八方扩展，构图上也很严谨，讲究饱满热闹，方巾中间一般挑绣圆形或椭圆形、多角几何形的团花，使其方中见圆或圆中套方，这些团花的组织有的呈对称形，有的组成四方旋转状或向四面八方呈放射状的主体团花，力求生动活泼、丰满，成为一种美丽而完整的圆形适合纹样，在四周配以求心或离心的角花，有的还配上带状的连续花边。如果挑大幅的床单、门帘，中间的团花多则三个或五个，各不相同，按方位穿插点缀一些散点小盆花，小几何形的方形图案，用瓜子米或狗牙齿锁边，构成一幅互相呼应的巨幅图案佳作。也有打破一般常规的挑花格局，如“抬花轿”门帘，采用平视的层层叠层层的横排，把农村接新娘的抬礼盒、吹喇叭、抬花轿等热闹场面都挑出来，是一幅精彩的风情画。在针法上以十字挑花为主（又称架字花，按照土布的经纬线数线挑绣，如横竖各数两根纱下针拉对角线，每两针架一个斜十字）。一种叫“撇花”，这种挑花和提花布的编织法几乎完全相同，利用底面针脚，能显示出和正面相反的花纹；正面是阳纹（白地黑花），底面是阴纹（黑地白花），两面都很好看。

黄梅挑花构图上一般都遵循传统的格律体、平视体进行布局，如挑方巾，首先从坯布的正中下针，向四面八方扩展，构图上也很严谨，讲究饱满热情，方巾中间一般挑绣圆形、椭圆形、多角几何形的团花，使其方巾中见圆或圆中套方，这些团花的组织有的呈对衬形，有的组织或四方旋转状，或向四方八面放射形状的主体团花，力求生动活泼丰满，成为一种美丽而完整的圆形适合纹样，在四周配以求心或离心的角花，有的还配上带状的连续花边。如果挑大幅的床单、门帘，中间的团花多则三个，或五个，各不相同，按方位穿插也点缀一些散点小盆花、小几何形的方形图案，用瓜子米或狗牙齿锁边，构成一幅互相呼应的巨幅图案佳作。也有打破一般常规的挑花格局，如“抬花轿”门帘，采用平视的层层叠叠的模排，把农村接新娘的抬礼盒、吹喇叭、抬花轿等热闹的场面都挑出，是一幅精彩的风情画。在针法上以十字挑花为主（又称架花），按照土布的经纬线数线挑绣，如横直各数两根纱，下针拉一对角线，每两针架一个斜“十”字。一种叫“撇花”，这种挑花与提花布的编织法几乎完全相同，利用底面针脚，能显示出和正面相反的花纹，正面是阳纹（白地黑花），底面是阴纹（黑地白花），两面都很好看。我于1984年曾访问孔垅张塘村挑花能手吴素贞时，她讲挑花用针法：“挑绣方头巾一般从中间开始下针（数纱）数针向上下穿针引线，不要左右走线，才能保持花样匀称，还要注意穿枝走叶，热闹为先……”从中可以领略民间挑花能手，不完全墨守陈规，有很大的随意性，把自己所理解的“美”挑出来为宗旨。挑花不仅是从艺术上达到美化生活的目的，也是紧密地结合实用的，所有的挑花图案的部位，大多是在服饰容易磨损的地方，如枕帕、头巾、抹腰等的中心一定要摆个团花，衣服的袖口和裤管口、胸前、衣摆、多挑点花边，因为有了挑花，更加突出了人的形象美、线条美、还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用粗棉线挑绣的物件更耐洗耐用，从这匠心安排就知道工艺美术必须从生活实际出发，注意实用和经济效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曾挑选该地的挑花头巾赴东欧和原苏联展销，获得好评。1959年第一次把黄梅挑花运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的窗帘上，茶几垫巾上，沙发靠垫上，竹器屏风上，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很高雅，中外宾客非常喜爱。

黄梅挑花在构图上一般采用传统的格律体、平视体进行布局。在方巾制作时，制作者首先从坯布正中心下针，向四方八面扩展延伸。构图严谨，强调视觉上的饱满热闹。一般中心花纹（又名团花）多为圆形、椭圆形、或多角几何形；挑制者采用方中套圆，或圆中套方的技法，在组织图案时，多采用对称形，四方旋转状，或向四面八方放射状制成主体团花。力求形式上的生动活泼，完整丰满，同时，在四周配以求心或离心的角花，有的还配上带状的连续花边。

在安庆地区有“潜山的麻、太湖的茶、宿松的烟叶、望江的花”的说法，望江的花”是说望江的棉花好。望江是国家优质棉生产出口基地县。县区内四乡八镇的农民家庭棉纺织业发达，质优价廉的土纺、土织、土染的农家老布、棉线为挑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望江挑花大约形成于唐代，相传唐代大文学家罗隐为避“安史之乱”隐居到望江县的香茗山下，一次，他偶然发现村姑们头上扎的方巾正面图案很美，但反面却针脚凌乱。于是，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建议村姑们在正反两面都运用挑针，使反面的针迹也规整起来。望江挑花由此产生了，此后兴盛于明清，一直流传至今。它是由心灵手巧的望江女性们一针一线在家织土布上正反两面挑出图案的布制日用品。传统的望江民间挑花是农村妇女们利用农闲时间挑制供自己使用的，没有专门的加工工厂，也是不在市场上销售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望江县的鸦滩等乡镇将挑花绣品作为手工艺品在市场上推广、销售，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望江挑花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扩展名录，属于传统美术（民间美术）项目，序号324.编号Ⅶ-25挑花。多年来经过多方的努力，望江挑花艺术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

位于长江北岸的安徽省望江县，是鱼米之乡，又是优质棉花的重要种植地区。历史上农民家庭棉纺织业发达，遍布城乡的土纺、土织、土染的农家老布为望江挑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材料来源。望江挑花形成于唐代，相传唐代大文学家罗隐为避“安史之乱”来到望江县的香茗山下，一次，他看到村姑们头扎的方巾正面图案很美，但反面却颇为凌乱。于是，灵机一动，建议村姑们在正反两面都运用挑针，望江挑花由此产生了，并兴盛于明清，一直流传至今。它是由心灵手巧的村姑一针一线在家织土布上正反两面挑出图案的布艺饰品。

他说，他的母亲叫王鲜花，是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生。母亲自小丧父。其母亲的母亲患有精神病，因此母亲年幼时投在蔡山梅勿二村一户农家做童养媳。何为童养媳，说起来现代的青年人也许不懂。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结儿童亲。那是封建社会诸多不幸婚姻的一种！她6岁来到梅家，就由婆母管教学挑花，做针线活。在蔡山、孔垅、新开那一带，女孩子自打懂事开始就要学会挑花，为自己将来出嫁准备嫁妆。几百年来，这已形成了一种习俗。生活在新开口、胡世柏、蔡山、孔垅沿江一带的自然村落里的女孩，在十一二岁上，就训练得针法娴熟，心灵手巧。每一个女子在出嫁时，装满箱箧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方巾、花带、枕头、围腰、鞋垫……这些挑花制品，构图严谨，画面优美，都出在她们的手工之下。她们不但学会了挑花，而且创造了黄梅彩色挑花这一民间工艺。1954年，波兰和原苏联主办东欧国际民间工艺展览，由县手工业局选送方巾“凤追凤”参展，黄梅挑花艺术走出国门，几十年来经由欧、美、非、亚几大洲和二十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国际友人普遍好评。1956年湖北省首届美展，黄梅挑花方巾夺得一等奖。同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诗人田汉陪民主德国一个代表团来汉访问，赶巧参观了这次展览，民主德国代表团团长看到黄梅挑花惊赞不已，久久不肯走开。田汉善解人意，当即通过与主办者交涉，从展墙上取下一条方巾赠送友人。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竣工在即，省政府决定用黄梅挑花装饰湖北厅的窗帘、台布、沙发巾。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张朗教授和陈少平画家回忆说，为制作这些制品，选定黄梅孔垅一家很小的手工服装社，是因为黄梅挑花出在黄梅，便于就地取材。前面说的这位中年人的母亲王鲜花，就成了这次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制品的制作人之一。王鲜花凭着从小被婆母逼出来的黄梅挑花手艺，她做了一件令子孙骄傲的事情。她的儿子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口中带有自豪感。就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她去世了。

1954年，为筹备在波兰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民间工艺美术展览”的活动，湖北省美术创作室（现为湖北省群众艺术馆）把黄梅挑花作为参展品种之一推向国际。由于黄梅县的挑花在全省其他汉族地方的挑花中，有较丰富的涵义，又是彩色丝线挑制，当时由张朗先生亲临黄梅，（张朗现任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在黄梅县蔡山乡（现为蔡山镇）众多的挑花选手挑制的作品中，挑选出一件《凤追凤》图案的方巾赴波兰参展，并获得了该展的奖牌和奖金。这是继1938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奖”（湖北省群众文化学会秘书长杨奋生，新中国成立前在“旧报”上见过这则消息）后的又一次国际大奖。从此，这朵民间工艺美术之花有了一个真正的名字，叫“黄梅挑花”。

黄梅挑花又名架子花、十字挑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黄梅挑花起源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据《黄梅县志》记载：早在宋代，黄梅就有了十分讲究的挑花工艺。1958年，在黄梅县蔡山发掘的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1年）墓葬中，墓中女尸头上搭有彩线挑绣的“福寿双桃”方巾，足证这门民间工艺，最少距今有约500年历史。黄梅挑花工艺独特，风格奇幻，表现手法明快简练，高度夸张变形、富于变化，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在咫尺之间包容天地上下、神仙生活、花卉鸟雀，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给人以辽阔的想象空间。黄梅挑花在传承过程中保留了楚地艺术拙朴浑厚的风格并继承了其浪漫主义特质。其形成于楚地，也承载了楚文化精神特质，故极具楚文化意蕴。本文拟从楚纹饰之美、楚色彩之美、楚浪漫之美三个角度进行阐释。

“1957年，全省文物普查。我县利用寒假，由文教科抽调40名教师在全县各地进行这项普查工作。适逢蔡山乡宝山村大搞平整土地，发掘了一古墓，墓志铭记载为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墓中女尸头上搭了一条‘福寿双桃’的方巾。同时发掘的清代康熙二十六年的墓葬中女尸头上也搭了与上述同样纹样的方巾，并在面部还方方正正地盖了一条挑有‘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的骨牌花方巾。这是截至目前所发现黄梅挑花的早期历史。”

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黄梅县利用寒假，由文教科抽调40名教师在全县各地进行这项普查工作。适逢蔡山乡宝山村大搞平整土地，发掘了一古墓，墓志铭记载为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墓中女尸头上搭了一条“福寿双桃”的挑花方巾。同时发掘的清代康熙二十六年的墓葬中女尸头上也搭盖了与上述同样纹样的方巾，并在面部还方方正正地盖了一条挑有“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的骨牌花方巾。

她向我讲述她自己的身世，她说，那一年日本飞机轰炸黄梅，把她家在孔垅镇的铺屋炸得稀烂。她的妈妈石普英带着她逃难。那一年，她十一岁，已经在母亲的调教下会做很多的“花样”。她们母女逃难逃到湖南，湖南长沙湘绣厂的人看见她们当街卖黄梅挑花方巾，觉得做工好，式样新奇，就把她们招到工厂做工。后来，日本鬼子打长沙，飞机炸了湘绣厂，母女又一次劫难临头。

黄梅挑花图案与楚凤纹饰的表现形式也存在着内在关联。黄梅挑花在处理凤纹时也格外大胆自由，或写实，或抽象，或夸张，或变形，或象征，这与楚人对理想与愿望化身的凤鸟纹饰表现形式如出一辙，如黄梅挑花团花图案上的夔龙夔凤的形态，与我们在楚国青铜镜背面所见秀美的夔凤图案惊人地相似；更重要的是，在黄梅县蔡山发掘出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墓葬中女尸头上搭有“福寿双桃”方巾，其图案中的夔龙夔凤组织方法与江陵纪南城发掘出土的楚墓中黑漆器上朱绘团花图案的组织方法亦十分相似。据考证，早在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楚国工人，已擅长在黑漆上用朱绘团式图案，作三凤或双凤翻飞，艺术表现十分健康活泼。在黄梅挑花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些凤的形象豪放不羁，有的如行云流水，有的似春蚕吐丝。还有的凤尾相连，穿云衔花，蔚为大观，它们在对称中求变化，疏密有致，画面均衡丰富、饱满热闹、生动活泼，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人们引向无限的想象中。这不是偶然巧合，只有充满着浪漫情思的楚人才有如此高蹈远引，把独到的艺术灵感表现到极致。因而，我们不难推断黄梅挑花与楚文化有着莫大的渊源。

早在20世纪30年代，湘西苗族著名学者石启贵先生就对苗族数纱进行了调査，在1940年由他的后人整理编辑出版的《湘西苗族田野调査报告》中，对数纱有专门记载。他说：“挑花，亦谓挑纱和数纱。苗族妇女极为专长，绣品比汉区精巧得多”；然后对挑花使用的针法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这种技艺的使用特点、展现效果和应用做了简单的介绍：“图案是非常均匀和紧密的。花的内部和外部有相同的图案。画面两侧严谨,纱线支数准确。挑出之绣品，正反能用”。于是苗族使用的方巾、手帕、手笼套、假衣袖都爱挑两边。挑花时，不要在意布上的图案，只要记住或看着“花种”，从花心到两四条线即可。湘西苗族挑花的画面组成主要由中心主题区、四周装饰区与四角花边构成,图案无论大小，均多采用垂直十字、交又十字的针法。花纹装饰十分严谨，运用简洁、夸张的针法，采取平衡对称的几何图形作为中心纹样，用花鸟虫鱼图案衬托在四周，形成包满严谨的画面。湘西苗族有着自己独特的刺绣和图案，也有自己独特的变化规律。图案对称、等距、排列整齐，给人整洁、清晰、严谨的美感。风格独特，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我从小就随在姆妈身边，终日不离左右，是个乖巧的细伢。10岁上就跟着姆妈学做针线活。11岁那年就独立完成了一条挑花方巾，本村的姑娘、婶婶和奶奶们都争相传看，大家都说我是“挑花神童”。从11岁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做很多的针线活。村里的奶奶见我的针线活做得好，就要我为她们做寿衣、寿鞋、寿帽等。有的姊妹出嫁“有喜”了，就跑回娘家来，娘家人就来请我去为她们做“毛幢”（小儿出生后的衣物鞋帽等）。1986年县里组织挑花，我制作的“七仙女下凡”、“穆桂英下寨”、“骨牌星”、“对凤星”、“双凤朝阳”、“莲花”方巾被县博物馆收藏。由于有挑花的手艺，我在村里备受人尊敬。我也主持过村里的妇联培训，教青年人学习挑花。有人说，现在的青年人文化水平高，不喜欢拿针线，更没有人喜欢老一套东西。其实也不尽然，我的儿媳是个大学生，在外地工作，她看到我的挑花手巾，十分喜欢，捧在手里连连说：“妈妈的手巾挑的真好，人物构图只几针就成了，像卡通片很有趣味。这样好的东西，在城里，花钱也买不到！”

我的母亲叫吴细换，是远近闻名的挑花高手。我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对挑花产生了浓厚兴趣，从七岁起就开始学艺，不管严冬酷暑从不间断练习挑花。我的母亲从小对我管教极严，从不让我四处撒野贪玩，有空就让我坐在她的面前，要我一针一针地挑给她看。满意时看我往前挑不说话。不满意，挑错了（走错了线），她就要我拆了重来。直到让我记住了教训她才肯罢休。正是因为有妈妈的严格教育，我的挑花手艺才能不断提高。我挑的方巾构图布局合理，针脚平展，花色大方，早在19世纪80年代，同村的年青的女伢都来拜我为师，找我学习挑花。现代的姑娘伢有文化，学得快，村东头的梅细花，跟我学不到一年时间，挑的“七仙女下凡”、还有个叫张桃荣挑的“双凤朝阳”都参加了县里的挑花作品展。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妈妈教村上的妹妹们挑花，那时候，村里女伢读书的少，她们都羨慕我读书，说真话，我那时候打心眼里想跟妈妈学挑花。可是妈妈说学挑花没有出息，她们那一代人是旧社会，家里穷，为生活所迫，不学一门技艺，一旦遇上灾荒年景，讨饭都没有本钱。现在新社会，要学知识，做国家人才，才光荣。我辜负了妈妈的希望，恢复高考，没有考上大学，于是，只好拿起针线跟村里的姐妹学做挑花。我的接受能力比村里的姐妹快，不过三两月的时间，我就能挑上一条完整的挑花方巾。

我的少年时期，村里头挑花的人渐渐少了。是因为我妈妈是个挑花能手，我小时候不愿读书，姆妈就说跟我学挑花吧，兴许将来凭着挑花手艺，还能嫁个好婆家。我就真的学起挑花来。我热心学，姆妈也诚心教。我这个人不是读书的料，但是学挑花，还是一学就熟。方巾、手帕、鞋垫、窗帘、门帘等只要我看上一眼，立即就能照着挑出来。1987年我的挑花作品入选省里的展览，那一年我23岁，被评为黄梅县的挑花能手，是所有获奖人中最年轻的。现在我还在挑，只不过很难买到做挑花的土布，想做也做不了了……

本人名叫李汉涛，蔡山镇胡四房村人，从小跟着姆妈学做鞋、做袜底、做枕头包……也做了一些搭头巾，也就是外头人说的“方巾”。我们小的时候，村里的女伢不比会读书，只比会做花。谁会做花谁就会受人尊重，谁不会做花就会被人耻笑，被人叫做“整巴掌”。记得小时候有句话说：家有小女会做花，嫁个老公不会差。所以女伢到知事了，就要学会做针线，学挑花，为自己出嫁做准备。我在上完高小就不再上学了，回到家里做工，主要的是做挑花的事。到出嫁前我己经挑了十几条方巾，四对枕包，鞋垫自己都不知做了有多少双。1984年，县里号召普查挑花的事，那次我挑了好几条方巾，有“凤求凰”、“凤穿莲”、“二龙戏珠”，后来县里还发了荣誉证书，授予我挑花能手。现在好多年不做挑花了。手有些生疏，有机会真想试试手，只是眼睛也不如从前年轻的时候。

邹桥是我的娘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爹娘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十多个，姐姐九梅是老九，我是老十。家里吃饭穿衣的人多，靠妈妈一个人手，做不过来全家人的衣服鞋帽，我们很小就学会了做针线活。先是姆妈教我们姊妹中大的做，然后就由大的带小的，大姐七八岁的时候就能自己做自己的鞋帽，还能为下面的弟妹们做。姐姐九梅是大姐、四姐她们带出来的。到大姐、四姐她们都出嫁了，家里的爹妈都老了，妈妈也拿不动针线了，一家老小就全靠九梅做，所以她练出了一种好脾气，坐得下来。从小我总是跟在她的后面，她下地做工我也下地做工，她歇息的时候捏针线挑花我也坐在一旁捏针线挑花，墩上的人笑我是“跟屁虫”，我的挑花技巧就是她带出来的。1987年我的挑花方巾被县里选中，并被选送到省里参加了省展。那一年，我被评为黄梅县挑花能手。现在，我到九梅家做客，我还跟姐唠嗑挑花，乡下现在做挑花的人少了，但是有我和姐姐这些人在，挑花是不会绝种的！

摔跤彝族传统体育项目。火把节的摔跤盛会规模最大，而且分外隆重，一处摔跤，八方相聚。石林、弥勒的摔跤活动多在春季举行，元阳、师宗、小凉山多在秋季举行。不同季节摔跤有不同的含意，春季摔跤意味着万物发芽、四季平安，秋季摔跤则意味着五谷丰登。石林素有“摔跤之乡”的美誉。摔跤手都是各村推选出来的勇士，他们头缠青布方巾，腰系红巾，赤膊上阵；按照当地的比赛规则，三战两胜为赢，不受时间限制，有时一场比赛要争夺1个多小时。彝族撒尼人家家户户都喜爱摔跤，村村寨寨都有摔跤能手，参加摔跤的人多是青少年。获胜的勇士不仅给村寨争得了荣誉，而且也可赢得姑娘的爱情。撒尼人习惯把摔跤比赛的优胜者称为大力士，人们纷纷向勇士敬酒，长者为他披红挂彩，无比荣耀。

（2）戴围巾：仅有汉语称呼。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从县城购买红色方巾或花毛巾。有两种戴法：其一，将方巾对折后，再从纵向1/3处对折，搭在头顶似瓦片，用双辫缠绕固定。其二，将方巾对折成三角形，包住头部，锐角部在额头的前或后，不露刘海儿。

湘西四面环山地形险悪，苗族人在这种原始环境中生存下来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风俗习惯。在湘西苗族人民思想中，消除疾病和痛苦，追求平安健康的生活是实现理想生活不变的主题。比较常见的有：“老虎镇五毒”肚兜，“狮子滚绣球”钱包、“阴阳八卦”围兜、“十字纹”方巾、“万字纹”围裙等。母亲在孩子出生前会给小孩背带上挑出驱除疾病的图案，她们常常把最美好的祝愿和最大的愿望都绣进这小小的背带里，作为一种图案来保护，这是母亲对孩子最真实的情感寄托，以求自己小孩平安健康。肚兜是小孩出生佩戴的衣物，常见的有五毒肚兜图案（蜈蚣、黄蜂、蛇、蟾蜍、壁虎）是邪恶、祛邪、祛病的意思，如果小儿遇到惊讶，显的神情不定惶恐不安时,就会请巫师来做法在小儿头上画十字或者挂符咒在小儿胸前，除此之外母亲也会为孩子们的衣服上的挑出有太极图和万纹的图案，主要使用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形如鱼后两种图案，阴阳八卦被人们视为驱邪保平安一种操作。祝福儿童健康成长，免除人间祸患祝福辟邪正道，希望儿童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五彩缤纷的民间观念的世界。

湘西地处山区，四面环山地形险恶，苗族人生存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便形成了少数民族独有的风俗习惯和民族特色。在当地人的思想中，实现理想生活永恒不变的主题是消除痛苦疾病和追求安康的生活。比较常见的有：“阴阳八卦”围兜、“老虎镇五毒”肚兜、“万字纹”方巾、“十字纹”围裙等。母亲会给即将出生的孩子缝制背儿带，将驱除疾病的纹样挑绣在背带上，她们在这条小小的背带上绣进最美好的祝福和愿望，以此来保护孩子的平安健康，这是母亲对孩子的情感流露。刚出生的婴儿所穿戴的肚兜衣物中常常挑有五毒图案，五毒指的是蜈蚣、蛇、黄蜂、壁虎、蟾赊，这些都有邪恶、祛邪、祛病的意思。如果孩子受到惊吓，便请来巫师为小孩儿做法，在头上画十字或在胸前挂上一个符咒。万字纹和太极图的图案也是母亲常选择挑绣在孩子的衣服上的图案，黑白两色，白色代表阳，黑色代表阴，看似两种鱼的造型，阴阳八卦被人们视为驱邪和保平安的象征。祈福幼儿健康成长，免于人间灾祸，希望孩子们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中幸福生活。

苗锦、苗绣的发展对挑花艺术的色彩变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一些挑花艺人喜欢用红、黄、蓝、绿、白五色彩线装饰图案。主要集中表现在苗族气场生活用品的图案装饰中，如方巾、围裙等。方巾一般有两种用途一种作为随身携带的手绢，一种是为初生婴儿精心绣制的。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影响婴儿休息，往往将这类色彩艳丽的方巾放在脸上进行遮挡。此外，也寄托着母亲对新生儿的美好祝福，希望他们能幸福快乐的成长，就像方巾中的鲜花一样健康美丽。婴儿摇篮中的五颜六色的苗锦被盖与彩色挑花方巾交相辉映衬托出靓丽的光彩，是所有苗家最为美轮美奂，最绚丽夺目的生活用品。这种方巾的装饰色彩技法，通常用白色划分出明显的装饰区域，并勾勒出主体的轮廓，在白色区域内，对其上下左右对称的地方填充红、黄、蓝、绿四种颜色，彰显出五彩缤纷、绚丽多彩，且冷暖对比强烈又和谐的装饰色彩，与朴素的黑白装饰色形成鲜明对比。总之，湘西苗族挑花艺术的两种装饰色彩风格，都体现了先秦工艺美术和古代哲学中所表达的审美观对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所产生的影响，还凸显了历代苗族人民对色彩使用的智慧和捕捉色彩之美的敏锐能力。

挑花是民间刺绣手法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全国不少地区都有，唯湖北省最为流行。有俗谚说：“湖北有女皆挑花”，在湖北省的黄冈、孝感、荆州、宜昌、鄂西等地都存在挑花艺术，而尤以黄梅挑花最为精美,别具风采，所以黄梅县也被美誉为“挑花之乡”。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得到一块黄梅挑花方巾，老人十分激动，提笔撰文大加赞美：“它们是无声的诗歌，曲折地表达了特定的诗意”；“它们不拘泥于对自然形态的模仿，而是大胆运用了想象从而创造出足以体现特殊情趣的（作品）”；“能使人间接体会湖北人民在精神生活中的幸福感”。

苗族挑花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拥有独特的图案纹样与构成形式，与其他民族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表现的是苗族的一门工艺文化，其艺术价值在当代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由于受历朝封建阶级的统治，苗族人民被迫迁徙到深山老林中聚族而居，不想受外界的打扰，正是这种封闭的生活环境，才能完整地保留原生态民众一的风貌和特色。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是将历史记录在围裙上，这个爱美的民族，特别是苗族妇女对幸福的追求，对爱情的坚持与渴望，对父母子女的关心与爱护，都变成了针和丝线，缝进了苗族人民的衣服里。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民间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学习的文化史料。挑花艺术就是在这种自给自足的条件下产生的，苗家姑娘凭着自己聪明的智慧和才华，在头帕、围裙、方巾、床上的被盖、帐檐、枕头、小孩的衣物、结婚的嫁妆上都挑上了美丽的图案。吉泸型这一带的苗族人自称为“瓦乡人”，与湘西其他苗族地区不同的是，妇女服装非常朴素简单，春夏季节的上衣为纯白色，秋冬季节的上衣为蓝色，没有纹饰。围挑花胸围兜，包挑花头帕。挑花颜色多以黑白或蓝白对比，图案工整严谨，素洁秀雅。湘西民歌中“头上帕子四个角，四个角上绣飞蛾”说的就是这种头帕。泸溪苗族尤喜白布挑花帕，而沅陵苗族除了未婚少女及新妇包白布挑花帕外，中年妇女包蓝色挑花帕，老年妇女则包黑色布帕，不挑花。在苗寨中，如果姑娘家不会挑花就会被说嫁不出去，会一辈子被人嘲笑；家里的长辈们会在姑娘十五岁时教她们挑花，以此为她们将来结婚生子做嫁妆，挑的好的姑娘会在婚嫁时找到一个好的夫家。

香坪镇位于连南县境西部，西面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毗邻，东面与涡水镇交界，东北与大坪镇接壤。辖香坪、七星洞、龙水、新联及盘石的排肚、盘石、唐其儿。镇政府设在十丹竹，距县城三十四公里。香坪是杂居地，主要居民由大掌排、里八洞排搬迁过来。其服饰也吸取了这两个地方的特色：刺绣图案既有大掌的花纹又有盘石的花纹；香坪的服饰衣领方巾与盘石相同，已婚妇女的头饰却和大掌、大坪相同，都戴珠帽。少女的打扮与盘石少女基本相同，区别在于香坪的绣花裙和将军寮的绣花纹样融合于盘石的绣花纹样当中，创造了自己地方特色的绣花纹样。

挑花是苗族民间手工艺文化的代表之一，作为流传数千年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它的独特魅力与其它民族文化有着显著的区別，其纹样图案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其中蕴含的艺术价无论在何时都值得在人们进行深入研究。有史以来苗族都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苗族先民不愿被外界所干扰，将其族民迁移至丛林中生活，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才使苗族原始生态的风貌和特征得到完好地保存。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苗族妇女用艺术记录历史，她们用针和线将她们对幸福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亲人的关心，绣入了苗族人民的生活中。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诞生的挑花艺术，是苗家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出来的，她们将美丽的挑花图案运用在服饰（方巾、头帕、围裙等），日常生活用品（被面、门帘、枕头等）的装饰中。“瓦乡人”是吉首、泸溪一带的苗族队自己的称谓，这里妇女对服装的喜好与其它苗族地区完全不同，她们偏爱简洁朴素，衣服中没有多余的装饰，上衣的颜色春夏偏爱白色、秋冬偏爱蓝色。在素雅的衣服外围上挑花围裙，头顶包挑花头帕，常用黑白或蓝白对比强烈的色彩进行挑绣，呈现一种素净雅致之美。湘西民歌中“头上帕子四个角，四个角上绣飞蛾”所歌唱的就是这种挑花头帕。每个地区因其风俗不同所选用的色彩也有所不同，例如泸溪苗族喜用白布挑花帕，而沅陵地区只有未婚少女和新妇使用白布挑花帕，中年妇女常用蓝色布挑花帕，老年妇女则选用不挑花的黑色布帕。相传在苗寨生活的女孩年满十五，家里的长辈就会亲自给她们传授挑花技艺，以便与为其将来结婚生子提前准备嫁妆，不会挑花的姑娘会被嘲笑说嫁不出去，挑绣技术好的姑娘在婚嫁时找能到好夫家。

同样，恢复原有衣冠也成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一个很有号召力和象征性的手段。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位后很快便下令要求士民束发于顶，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等等，将这些习俗都改回中国的原有习惯，“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清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前，为笼络人心，以“别故君，当以故君之衣服见”为理由，方巾素服打扮，召集诸将拜祭永历。很快福建、广东就有人响应，首要的事情就是剪辫、恢复衣冠。反清复明，亦始终以“复衣冠”为旗帜。1648年4月，李成栋在广州举兵反正，诗人邝露记为“永历二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令下之日，速宜剪辫，留发包网，所有官员领带绶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汉人旧制，毋得混淆，共敦华夏之风，复堵文章之旧，如有顽抗，军令不赦！”（《清初莆变小乘》）。

挑花是富有人民性的民间艺术，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从大量的挑花图案内容来分析，它通过象征性手法寄托、影射、寓意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其中有反映社会风俗的，如：夫妻恩爱、生儿育女、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还有部分内容和通俗流行戏曲、神话故事，如七仙女下凡、梁祝姻缘、桃园结义、穆挂英挂帅，还有时令相关的龙舟竞渡、闹元宵等，更多的则用吉祥图案来比拟生活的幸福。先从头巾的主花来分析，它是挑花图案组合中最完整的部分，所采用的格式很广泛，模样也很多，凡是适合模样的各种骨格团花中似乎可见，有的是直立状适合模样，有的采用辐射状的骨片向四方八面发展，有的画面方方都很对衬，趋向一致，排列整齐，有的东西和南北各具一形，具有严谨的规律，组织毫不紊乱，其外形有呈圆形、方形、椭圆形，有的外方内圆，刻板中求活泼；有几何形穿插、四角填充对称的狮子或凤凰，不仅格式多样，具有形式美，而其内容则更丰富多样，寓意深远，如团花中挑绣的“鲤鱼闹莲”、“游龙戏凤”来寓意和平、幸福，又如采用两只比翼双飞的凤凰奔向以“日”字组成的核心，四边绕着祥云（双凤朝阳），来象征人民追求光明的欢快气氛。如把灵芝草、盒子、莲花放在一起（和合如意），来象征人们热爱和平生活。如把蝙蝠、葫芦、寿字、喜字等组合在一个团花里而充填“福禄寿喜”字样，来象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他还有以“二龙抢宝”、“鲤鱼跳龙门”来象征进取心情，以“瓜甜果熟凤飞来”，借以歌颂生产上的成就，有的用四个狮子组成旋转式的纹样（狮子滚绣球）呈现出喜庆的欢乐气氛。我于1984年6月带染织班到黄梅新开区采风时，收集一块方巾，中间团花挑有20个方形，每一个方形中充填一个字，其诗文是：“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的黑体字。四周串以卷草式的荷花莲蓬，这一团花形式在当地民间颇受欢迎，珍藏最为广泛。可见中国劳动大众是希望过安定日子，和平生活的。还见过一条珍藏60多年的挑花方巾，做工非常精美，而团花组织更是打破一般组织，其团花是以四个凤凰组成旋转状，凤身上选用寿桃，牡丹花充填，寓意更有趣味性。它的角花多呈三角形，角花是脱离边缘模样单独存在的一种角隅纹样，但它与中间的团花要相互呼应，有内在的联系，呵成一气。它的结构有对角相同的，有四角求心状或离心状的。它的取材有与团花中的内容相配合的，但独立存在的居多数。其空地往往用龙须、卷草、回纹状的涡线曲线进行填充，纹样多用“喜鹊探梅”、“喜报三多”、“小盆花”、“琴棋书画”饰以彩带等如意图案组成相对纹样。花边又称“边花”，就是边缘模样和带式模样构成的，它的骨法有直立状，下垂状、波线状，其内容以“七仙女”、“九莲灯”、“站花墙”、“抬花轿”、“渔、樵、耕、读”等当地群众所熟悉的民间故事来组成，而人物造形大多是平面展开按照平视体方法去布局。有的富有人情味，如有一种“七仙女”平排站着相互牵着手，而在两个仙女手肩上站着或坐着个小孩十分有趣。头巾等物件的锁边采用茉莉花苞作装饰，比瓜子米、小山角锯齿纹俗称狗牙齿。在表现方法上有把某一纹样的形象确定后，挑好外沿轮廓，就在这样的轮廓花里填充各样“花朵”、“果实”、“出字纹”，增添丰富的美感，更加耐看。它的特点是针脚简单，而变化多样，在结构上有网状，梯状，散点排列都有，所填充的模样和外缘轮廓都扣得很紧，很能表现特定的形象。

首届中国艺术节于1987年9月举行，黄梅挑花在北京主会场，湖北、云南两省的民间美术展览参展。黄梅挑花在我国美术界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展出。在两省展厅综合门厅中央，展出了2米×6米的黄梅挑花放大件。在湖北展厅里，黄梅挑花有32幅作品摆在前厅，属于突出位置。配合展出的还有黄梅挑花习俗活动的电视录像，以及从民间精选的100余件挑花方巾进行展销。展览期间，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驻足欣赏，一些美术院校的学生在一幅幅作品前席地而坐，拿出随身备好的速写本和彩笔，采集纹样，临摹构图，饭也顾不得吃，一个个满载而归。据省群艺馆工作人员介绍，特别是专家学者，对黄梅挑花情有独钟。一位拍摄过电视剧《红楼梦》的有关人士，当看到现场一双黄梅挑花木屐时，遗憾地说，为红剧曹雪芹描写的踏雪吟诗穿的什么鞋，我费了很多心思，至今仍感不理想，如果早知道有这样的木屐就好了。一位来自丹麦的收藏家在展销部看中了一条挑花方巾，爱不释手，当即掏出20美元欣然购走。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看了湖北民美展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观后感。同时，在当日的报上王老还亲自选定一幅黄梅挑花褡裢“鸳鸯戏荷”的照片作附图（挑制者汪艳姣）。文中说，幻象性与真实性所显示的豪放与活泼的美，强烈对比与和谐统一，稚拙美与清新感的相互作用，流露着人民卓越的智慧和健康的趣味性，“欣赏包括作为围裙、披肩、围巾、和头巾上的纹样，看湖北民间美术，仿佛是在读富于幻象的楚辞”。王老不仅从艺术的角度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还从文化的内涵上作了精僻的见解，同时，又描述了制作者妇女们的自豪，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欣赏者的陶醉。因之，他把这篇观感题为“无声的诗”。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记载：“功令严敕，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在大型洋风姑苏版产生大致相当的年代，乾隆十八年，江西金谿县生员刘震宇著《治平新策》一书，提及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知道后，认为他“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了尽快消除其思想的影响，下令“著交鄂容安将该犯即行处斩，其书版查明销毁”。

王鲜花（已故），女，光绪31年正月十六日出生。湖北省黄梅县蔡山镇梅勿二村人。1985年3月14日在孔垅镇病逝。以下材料是根据王鲜花的长子梅国宝提供。王鲜花，或梅王氏，常被人称作梅奶。是蔡山、孔垅、新开一带比较有名气的挑花艺人。他的出生地是蔡山镇段塘村，自小丧父，生母得了精神病。五岁那年被送到梅勿二村王家做童养媳。七岁就由婆婆教她做挑花手巾，王家比较殷实，有田、有地，所以她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到她长大成人的时候，人长得好，挑花制品也做得好，婆婆就指令她嫁给王家二小。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她随夫迁居孔垅开铺做生意。据当地人传：她在协助丈夫做生意的同时，还做挑花手巾卖，有时也会送人。她挑的方巾《凤追凤》1938年由九江出口，（梅国宝称）被人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了奖。1959年，她受孔垅服装社的聘用，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制作窗帘、白布、沙发垫。曾在孔垅镇文化分馆带徒多人。

苗族织锦又称织花，即以编织棉、纱、丝线形成的花纹织物。作为当地老百姓的一种日常用品，织锦首先有着朴实的实用功能，千百年来伴随着实用而生存、发展。大量用于苗族的服装、被面、方巾、围裙、背裙、腰带、绑腿带等物上。除了它自身的实用价值外，苗锦还是苗家馈赠亲友的礼物，也是少女们用来表达爱情的信物。锦在古代丝制品中是最为贵重的品种，锦在人们心目中也有着最美好的地位。如锦绣江山、锦衣玉食、如花似锦、锦绣前程等等，无一不是以锦为美好幸福的象征。同样，在苗家，织锦也寓意着吉祥美满，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纽带。它是融于生活的艺术，依附于实用的审美。

黄平式以贵州省施秉县大桥乡为标本点。该式服装主要分布在施秉县境内及与黄平县交界的凯里、台江、福泉等县（市）的部分乡（镇）。头饰，女孩长到七八岁时开始剪发，剪发的方式是剪去头上周围的头发，留头顶鸭蛋大的头发，到十五六岁时便蓄长发。姑娘绾髻，戴平顶多褶花帽，耳旁留鬓发。热天外包正方形对折成三角形手巾；冷天，外缠正方形对折成三角形毛线方巾。帽子：圆形，顶部有褶，周边都有绣饰装点，绣纹是简单的几何图案，第一排一般是红、黄、绿、白四种色为主的实心点，第二排与第四排是纹饰相同的钩形纹，第三排钩形纹饰与其他排基本相同，但构图更为复杂，图案更清晰、圆且硬，不易变形，呈紫红色。在戴帽子的时候，要将头发全部放入帽内。已婚妇女便把平顶多褶花帽摘掉，改装为包头帕。包头帕，即用若干块2-5寸大小不一、颜色相配、有层次的布料，按从后向前交叉折叠的样式，一层叠一层，叠时露两毫米左右的底层布，包于头部，用一块80厘米长的染成紫青色的亮布巾对角折叠包在最外一层，包好后约有十厘米高。头顶后半部还有一块两寸宽5寸长，里面硬纸板固定型，外有包着有层次的，与包头帕颜色相一致的半圆形布，前半段露出一蓬梳理整齐的头发，耳旁留有整齐的鬓发，木梳插于发间。银簪一端露于发外右耳头顶上部，作固定头帕和装饰用。包头帕同样也要用一张手巾或细毛线织成的四方巾折成三角形包在表层。上装为交襟中长招衣，面料为棕红色亮布或绸面，款式为无扣左右斜，前襟较长于后摆粗布挂里。衣领后倾且低，中袖，袖口宽大而短，穿时袖至肘部，袖口向外折起，露出宝石蓝底衬。便装用天蓝色、黑色布料，仅在衣肩衣领有一小点用线简单缝制条形和波浪形单线相间装饰。盛装用自染成紫金色的土亮布或绸缎为料。衣服前面的绣饰主要分布在衣领、前襟、两袖，衣服后面有绣饰。衣袖的绣花对称。姑娘和少妇的上衣衣背镶嵌繁多的挑花或刺绣图案纹样，用青、红、黄、蓝、紫、绿等色丝线绣成四方形的花朵。方形的左右各有三组对称的条形挑花布接至腰身。方形图案上面的后衣领是横向三组挑花，与方形下摆的五组挑花布形成对称。衣领及胸襟为一组“蚕娘图”。两襟衣角缝上宽窄不同的各色织花带，织花带作系衣用，同时也有装饰作用。盛装时，另外单独系，上一手掌宽、图案美观、色彩鲜艳织花带，条件好的家庭，除织花外再配上银花带。下装为百褶裙，裙由裙腰、裙身和裙边组成。裙腰青黑色，周长约80厘米。裙身布料长13-18米，宽50厘米，染成紫红色。裙边宽15-20厘米，以人形花纹、圆点花、浮萍花和鸟翅花纹饰之，大小一样，粗与细的蝴蝶相间。裙长至脚踝。百褶裙，前后有两个围腰，棕色的绸锻面料。未婚少女的围腰和已婚的围腰不同。未婚少女的围腰除一到两寸的边外，中间全是各种花色的刺绣或织锦；已婚的就比较简单，全是同色亮布，要越亮越好。秋冬包紫青色或靛蓝色裹腿。绑腿由一丈四长，六寸宽的布，缠在小腿上，由脚踝关节到膝部的位置。数纱绣、挑花是该式的主要工艺特色。主要图案有直条、横条、实心圆点、钩形、斜纹等，图案较简单。绣片图案有蝴蝶、“游方”时男女青年手牵手（也被解释为三口之家），老鼠和粮仓、花的图案等，纹饰排列整齐、大小一致。主要使用齐针进行刺绣，排列整齐、均匀。绣时按照布的纹理可分为指排、横排、斜排等线条。以布的纹理作为标准，开始绣时要数好针眼，紧跟着的图案与第一个图案的针数相同，这样使所有的图案都整齐规则。黄平式的苗族服饰色彩艳丽，纹饰简单整齐，一般都是几何纹饰。前后有围腰，采用染色工艺，包头更为紧凑，简装轻便。少女的盛装一般以红色调为主，结婚后的妇女的服装色调逐渐变暗，成为以深色调为主的简装。到苗族姑娘出嫁时，走亲戚时或节日时，就穿最漂亮的服装（或盛装），戴银帽、银凤冠、银簪、银耳环、银项圈、穿银衣、银手钏、银戒子、银铨、银腰带等，黄平式为苗族银饰最多的种类之一。

黄梅县位于湖北省东部，南与江西九江为邻，东与安徽安庆交界，吴楚文化在此交融，文化积淀深厚,是脍炙人口的黄梅戏和黄梅挑花的诞生地，是有名的艺术之乡。2006年5月黄梅戏和黄梅挑花双双被文化部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自宋、元以来,黄梅县乡下一带就有挑花的习惯,明末清初更遍及全县。黄梅地区盛产棉花，手工纺织业发达，生产了许多土布，给爱好挑花的村姑农妇提供了大量原材料。1958年在黄梅出土的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26年）的古墓中，女墓主人头上就搭了一方“富寿双全”图案的挑花方巾，其技艺已趋完善，由此可以推算黄梅挑花至少已有数百年历史，此类图案至今还在当地流行。凡是用布做的生活用品如手帕、头巾、衣服、鞋帽、窗帘、帐帘、台布、枕套、围裙等，都以挑花来装饰。黄梅有农历三月三赶庙会的习俗,届时当地的姑娘妇女戴上最美的挑花头巾，披着最美的挑花披巾,揣着最美的挑花手巾,汇聚到附近集镇蔡山。说是赶会，倒不如说是一场相互观摩挑花作品、争奇斗艳的比赛。在黄梅，能挑得一手好花是姑娘聪明伶俐的象征，处处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倾心；而不会挑花的，则被人叫做“整巴掌”（笨女孩），会被人瞧不起。黄梅姑娘定亲，要挑选几件亲手挑绣的巾帕作为定情物送给情郎，结婚时要挑绣男女两双鞋统在一起，由此得出"同偕到老"的寓意；婚后的新媳妇还要为未出世的小宝贝挑绣各种衣帽用品；孩子降生，举行“洗三朝”仪式时，由娘家人给孩子送“祝弥”，把为小宝宝制作的各类挑绣用品用红绳串成各种吉祥图案,从箩筐上摆到扁担头，挑在肩上，礼品队伍浩浩荡荡，向人们展示挑绣功夫。黄梅挑花就是以这样一种必要的社会角色根植在当地民间文化的沃土之中。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需要,也是一种女性能力的表现。

黄梅挑花又名架子花、十字挑花，曾在湖北省黄梅县民间大量使用，当地有俗谚说“黄梅有女皆挑花，”足见它存在的普遍性。从地理位置上看，黄梅南部是广袤的冲积平原，有着悠久的棉花种植历史，为黄梅挑花的形成提供了坚厚的物质基础。《黄梅县志》载：早在宋代，黄梅就有了十分讲究的挑花工艺。1958年，在黄梅县蔡山脚下发掘的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1年）墓葬中，出土了一幅有彩线挑绣的“福寿双桃”方巾，成为书写黄梅挑花历史的直接见证。黄梅挑花以当地的家机布，又叫大布为底料，参照经纬纱线，在它上面用色线起挑构成不同的图案。劳动妇女们自纺、自织、自染、自挑，做成头巾、服饰花边、门帘、帐沿、床围等一系列饰品，装点自己的生活。最初，人们将挑花用为衣服缝缝补补，经过世代相传逐渐积淀为一门独特的民间技艺。其寓意深远的图案构思、变化无穷的图案组合、精巧匀称的画面布局、明快绚丽的色泽配置彰显着浓郁地域特色。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朝闻先生曾经说“挑花有幻象性与真实性所显示的豪放与活泼的美，强烈对比与和谐统一，仿佛是读富于幻象的楚辞”，这已然成为黄梅挑花艺术特色最真实的写照。1959年，黄梅挑花曾入选布置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赏。现如今，黄梅挑花与人们的生活已经相去甚远，令人惋惜。

艺术媒介是传达审美信息的物质载体，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用于艺术表现的物质手段，而背扇只是承载贵州苗族挑花图案的媒介之一，传统的贵州挑花图案艺术亟待在现代生活中寻求新的物质载体。文中从传统挑花背扇图案和现代服饰品设计融合的角度出发，以连衣裙、丝巾和手包为媒介，并根据不同物体的特点，选取适当图案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设计实践。图案在连衣裙上的设计应用如图7所示，图7中连衣裙采用了连续纹样的形式，其所形成的裙子花型非常适合于大众化成衣设计，同时在颜色上尝试了黑白色系，经典的黑白配色平衡了纹样本身的繁复，使连衣裙更显简约大气。图案在方巾上的设计应用如图8所示。在方形丝巾上选用单独纹样，以突出主体的视觉效果，加之方形丝巾以近似色为主色调，局部细节使用对比色，使得整体画面和谐的同时又具有变化。连衣裙和丝巾上图案的应用形式均是将纹样进行重新组合排列，然而，为了适应市场的规模化生产需求，摒弃了耗时耗力的传统挑花工艺，而是借助数码印花的手法予以展现。图案在手包上的设计应用如图9所示，手包设计因其包身较小，需要进行图案装饰的面积也较小，则仍旧采用传统的挑花工艺，在包身上挑绘素色的南瓜花图案，整体上既为手包增添了装饰元素，同时又展现了贵州桃花的传统手工艺。

首先，“简化”培养了大众的兴趣。繁琐复杂的工艺，人们心理上畏惧，即使尝试也很难有所成果，久而久之，人们会逐渐疏离淡忘。比如扎染工艺，很多观众惊叹其丰富多变的晕色效果，对此很感兴趣，但又惧怕工艺繁杂有难度，鲜少亲身体验。广西民族博物馆在2014年母亲节“缤纷扎染——我给妈妈做围裙”活动中，指导老师先为孩子们简单介绍了扎染的历史和示范了扎染的几种捆扎技法，然后让大家在小方巾上尝试制作。孩子们在家人的协作下，利用橡皮筋、棉绳等工具对方巾进行各种折叠捆扎，然后用装有染料的尖嘴瓶对其染色。通过这种简单易学的过程，大家不仅体验了实践操作带来的乐趣，更深入了解了扎染的成色原理和基本步骤，消除了与传统技艺的距离感。观众对于民族技艺的亲身操作，也和当前现代人通过“参与式”体验回归自然的期待相应和。简化的工艺才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传统纺织工艺有难易之分，比如竹笼机织锦工艺复杂，但是腰机织带相对简易。因为用具简单，可随身携带、随时操作的特点，在农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简单的腰机虽然只能编织一些幅宽稍窄的织物，如腰带、衣襟、袖口花边等，但图案却精致美观。简单的手工编织，方便易学，容易激发大家动手尝的兴趣，从而乐意亲身体验织作过程。

运用在服饰制品上的望江挑花，不同于面料的花纹，可以布满整块面料。它只是在服饰的特定部位上起点缀装饰作用的，同时也具有加强牢度和增强耐磨性的用途。因此，运用在服饰制品上的挑花，一般多是分布在领口、袖口、裤脚、胸肩部、衣摆等边角位置上。所以，花卉、鸟虫等众多题材的边花在领口、袖口、裤脚等处大量出现。边花是单独纹样或复合纹样，造型形态上呈长条形，可以是对称的结构，但更多的是变化生动的均衡形式。内容丰富多样、造型生动活泼的边花使服饰的边角部位美丽精彩，掠人目光。此外，边花在方巾中也有较多的运用。如，这件望江挑花方巾上的双龙水纹边花图案，就运用在方巾的两端边缘处。其实，这件边花图案也是可以用在袖口、裤脚处的。

黄梅挑花，精品较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挑花方巾，追其原因，是因为方巾的用途广泛。老奶奶常把方巾对叠折当头巾；奶奶们冬天坐着提烘炉烤火，把方巾展开，搭盖着膝盖保温暖；中年妇女常把方巾一次对折做披肩，把方巾两次折叠后做围巾；妇女上市场卖鸡蛋时，把方巾对角展开用来搭盖提篮里的鸡蛋；男的把方巾多次折叠用来做腰带；出门远行在方巾上放上日常用品后对结再对结当背包，装常用之物；姑娘出嫁时把方巾对角盖嫁妆以展示新娘的心灵手巧；走娘家时，搭盖在小孩的头上避风雨等，真是其妙无穷。

黄梅挑花制品中，有大量的图案是寓意男女爱情的。多是女方送给男方的信物，借物传情。一个青年男子将女友送给的方巾带在身边，是为显示自己获得了爱情，并且让人从信物的精美的图案上看到对象聪明智慧，心灵手巧。在蔡山一带乡村曾流传这样一首情歌：“二绣手巾两面花，姐想情郎郎想她;乖姐想郎人勤俭，郎想乖姐会挑花”。

望江挑花的团花、角花、边花多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在面积比较大的方形制品，如窗帘、门帘、床套、被面、床单、枕巾、台布上，多以团花居中、角花占据四角、边花占据四边的形式组成大幅完整图案的造型结构布局。选用二龙戏珠、狮子滚球、凤穿牡丹、丹凤朝阳等传统吉祥题材的团花和蝴蝶、蜜蜂、菊花、梅花、柏枝、竹叶等吉祥花卉的角花、边花来表达各种喜庆、吉祥的祝福主题。如，这件望江挑花方巾上的“八喜娃娃”图案，四个头、八个娃娃造型的团花居于方巾中央；四个卷曲纹的角花分布在四角；狗牙边纹缝底布边缘，有趣多变的八喜娃娃形态与连续延展的卷曲纹，恰当地表现出多子多福与热闹欢庆的主题。在桌围、床围、帐檐等长条形制品中，多以多个题材内容相关、大小基本一致的团花居中一字排开，角花、边花沿边角、边缘分布的形式构成造型结构的布局。根据制品的不同用途选用相应的主题内容。如老年人的帐檐采用“福、禄、寿、禧”的文字型团花，配牡丹、柏枝的角花、边花。年轻人的婚床帐檐则采用“龙凤呈祥”“凤穿牡丹”的团花，配梅花、竹枝的角花、边花，表达出“喜见红梅多结子、笑看绿竹又生孙”的美好祝愿。角花还大量运用在枕巾、台布、手帕、沙发扶手、靠垫等方形制品的四角；其他部位少有选用；边花除了在大件制品上连接相邻两个角花以外，还有较多其他用法。

以前的挑花图案不仅用于方巾、床单、帐檐、被套、门帘等日常生活用品中还常常在在服饰上得到大量的运用。软装设计常以民族元素作为灵感源泉，拥有上百年历史的湘西苗族挑花，不仅可以现代软装饰品中，将挑花图案与纺织工艺创作结合，还可以体现出产品工艺的新颖性以及原始性。例如将挑花图案运用在家纺用品、沙发、抱枕、桌旗、杯垫等产品中，现代家居装修中常常会用到软隔断装饰，就可以将挑花元素经过提炼后再创作成有设计感的家居用品。

2.老年装。水族老年妇女将长发挽结于顶，头包自织的土布方巾，身穿对襟无领宽袖短上衣，衣服都用银扣，下身穿长裤。腰间前后系两块黑色长方形腰巾，脚穿马尾绣跷头鞋。

盘石—涡水六联—七星洞男性上衣的衣领和女性上衣的衣领相同，但方巾却不一样：男性上衣的方巾主花纹是盘王印，而女性上衣的方巾的主花纹是万字纹。

丁字衣领：大坪的丁字衣领与金坑的基本相同，衣领比方巾要长。衣领由原野纹、大花纹的组合图案和两端的半边瑶王印图案纹样组成。方巾由原野纹、鱼纹、万字纹、“×”纹等纹样组成。

军寮传统男性的上衣和女性的上衣有着明显的区别：男性上衣有绣花衣领，无方巾；女性上衣为对襟开胸蓝边，长至腿部，衣领为黑边，方巾为丁字形宽脚蓝布贴。

丁字衣领：与盘石、七星洞、六联型衣领相比，不同之处是衣领比方巾要长。衣领由原野纹、大花纹的组合图案和两端的半边盘王印图案纹样组成。方巾由原野纹、鱼纹、万字纹、“×”纹等纹样组成。

花边位于团花的上下端，其主要功能是将方巾边缘粗糙线脚固定锁好，也称“锁边”，既使方巾边缘看起来整齐美观，又解决了布料裁剪后边缘粗糙的问题。

一条完整的黄梅挑花方巾主要由团花、边花、角花、填花和花边五个元素构成，如图1、图2所示。五个元素不一定同时出现在一条方巾中，但一般至少包括团花、边花、花边这三个元素，有些方巾中还会出现散花、盆花等其他花型元素。

团花是方巾图案中细节最丰富、面积最大的区域,位于整个方巾的中心，因此团花也有中心花或主花之称，方巾的命名均是以团花来命名。团花造型多样，多数呈圆形或椭圆形，少数呈方形，常用旋转式、向心式、放射式、对角式等结构，形成圆中见方、方中见圆、方中见方及方圆相互嵌套的布局。团花图案有近40类，本文研究样本团花图案有17类，如图3所示。数量最多的为“福寿双桃”类方巾,如图4所示，占研究样本的31%。图4中的团花是典型的“方中见方”结构,图案最外侧上下左右为“佛手”和“桃子”两两搭配组合,团花最里侧是莲花，“佛手”谐音为“福寿”，因此得名“福寿双桃”，寓意福寿双全，祈福老人身体安康。

绣娘喜欢将谐音文化使用在方巾艺术中，比如“莲”是“连”的谐音，“鱼”是“余”的谐音，寓意“连年有余”，”鲤鱼”是“利余”的谐音，寓意“吉利有余”，把“万”“蝙蝠”放在一起为“万福”，把“喜鹊”“梅花”放在一起为“喜上眉梢”。在黄梅挑花方巾中也有特殊的吉祥图案“九千百万”，如图9所示,在样本“对凤”中出现。对于“九千百万”，不同人有不同解读。笔者在采访黄梅挑花市级传承人陈柳珍和当地挑花学者陶培峰时分别提到，因为（九千百万）是最大的数字，意为长长久久又能镇邪，该图案有多子多孙、家财万贯、多福多寿等吉祥寓意。

方巾角花多呈三角形，是一种脱离团花、边花单独存在的角隅纹样，但它与团花在内容主题上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如笔者收集的一条“凤穿牡丹”系列的方巾,在方巾四角均被绣娘挑上了“双喜”的角花，寓意男女双方喜结连理，与象征夫妻恩爱“凤穿牡丹”的团花相互呼应。同时，角花在方巾中结构多样，有对角相同、花边同侧相同，也有四角相同或各异，多数为向心状，极少数为离心状。挑花绣娘在方巾制作中对角花的使用并不频繁，在笔者收集的方巾中,含有角花的方巾只有6幅，仅占研究样本的5%。

边花是仅次于团花的第二大方巾图案构成要素，位于团花的四周，以上下和左右对称的形式出现。边花题材比较固定，与花边同侧的边花上下多为人物故事，左右多为动植物,此类方巾占研究样本的84%,这些人物故事一般为“七仙女”“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等。其主要原因是湖北黄梅是戏曲之乡，挑花绣娘长年累月受戏曲文化影响。为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所感所思，一般的图案构成方法已不能完全表达作者内心对美的感受，于是就根据个人的体验和感情，创造了这种情节性的图案形式。也有四边均为动植物纹样的方巾，极少数四边均为人物故事。动植物边花在方巾中一般都呈上下或左右对称的关系，但人物故事边花在方巾中不讲究对称。挑花绣娘在保证人物情节圆满的基础上，会根据个人喜好增减人物个数和人物造型针数，尤其是“迎亲图”“状元游街”等这类人数比较多的边花，因此不同方巾的人物造型和人物个数不尽相同。

方巾中有一类叫“骨牌花”的特殊题材。“骨牌花”不同于“打骨牌”，虽然二者都有“骨牌”二字，但“骨牌花”方巾是借用“骨牌”的外形轮廓，然后在其中填充汉字来表达绣娘的内心想法，无论这种方巾团花中的文字内容是什么，当地绣娘都统称为“骨牌花”方巾。黄梅挑花绣娘文化水平不高，一般小学未毕业就跟从母辈学习挑花技艺，所以在骨牌花中很多汉字是不规范甚至是谬误的。在收集样本中“骨牌花”为创作题材的方巾多达18条,占据研究样本的16%。其中一幅作品是团花内绣有“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图,反映了劳动人民希望国家太平、家庭和睦的朴素愿望；还有一条挑有宋代汪洙《神童诗》的“骨牌花”方巾，绣着“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表达了绣娘们对子女读书成材的质朴愿望，也反映了当地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有些“骨牌花”方巾上的文字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如毛泽东诗词片段杂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妆，风景这边独好”，“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些话语取自毛泽东的语录，体现了民俗艺术的取材广泛。绣有“婚恋自爱，自选才郎，自由恋爱，发展生产,好做模范”的“骨牌花”方巾则体现了从旧社会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变迁中普通民众追求自由恋爱择偶及争做先进的新思潮。除了在“骨牌花”方巾的团花内挑绣文字，绣娘还会用“字花”装饰填花区域，“抗美援朝”“世界和平”等字眼，表达了保卫祖国的赤诚及对和平生活的期盼。

1.平移对称。“平面的平移就是沿某条直线以某个距离的位移或移动。”单元格通过平移的重复在设计中是最常见的，在挑花的图案布局中也是如此。例如，在黄梅蔡山乡宝山村发掘的鼓暮钟出土的一条“福寿双桃”的挑花方巾中，整块布面的边端用抽象的形式挑出的人物形象，以一定的距离进行的七次平移的重复，这使整个的布局都增添了均衡感，同时这种手法的使用也带来了无限多的寓意，例如平移重复出现的人物具有延伸感，七不仅仅表达了数字更加展现出了一种丰富与无穷。

黄梅挑花强调整体布局和图案造型、采用中心对称、上下对称、均匀装饰等方式构图，以突出诸如方巾之类的生活用品的美。黄梅挑花有花边、花团、角花等图案，而这些图案与图案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间绣满花纹。

石柏桂挑制的方巾，以骨牌花为中心纹样，以白线挑出莲纹骨架，内挑红蓝牌点，四牌友分穿红蓝、红绿衣服端坐于莲瓣四角，外围以八角形和植物花卉纹为饰，这种集八瓣莲、人物、骨牌、器物、植物为一体，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的纹样在黄梅挑花中颇为流行。

填花主要位于方巾空白多余的空间位置，但一定处于角花之内。为了让方巾视觉效果更加饱满，绣娘经常会在填花区域挑上自己的姓名或一些美好祝愿,如“富贵长春”“长生不老”“琴棋书画”等。

黄梅挑花方巾图案的造型结构、色彩运用及题材寓意都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作为民俗艺术的典型特点，其图案造型构成严谨饱满，不同布局分区的题材选择也形成固定程序。图案色彩丰富多样，注重冷暖搭配、深浅对比，在用色顺序和偏好上都有可遵循的原则，同时受到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图案题材寓意体现了普通民众美好的精神诉求和时代风貌，同时题材内容的表达上又有民俗艺术的纯粹质朴和不拘一格。在当今社会大转型时代，黄梅挑花在艺术表现方式和功用方面都发生了演变，这种客观现象的好坏、优劣值得持续探讨关注。本文对于传统黄梅挑花方巾图案的深入研究，对于正确把握濒临灭绝的黄梅挑花技艺精髓、通过设计创新实现其当代传承发展和价值转换也有借鉴意义。

不同于刺绣时用的画稿,挑花的画稿就在挑制者的心里,人们挑花时全凭心灵手感,随心所欲地描绘出心里的景象,不受太多的限制和约束。黄梅挑花的图案构成具有一种程式化的特点,所谓程式化是指黄梅挑花在挑制时实际是在按照基本的程式制作完成,黄梅挑花的图案强调整体性、对称性、均衡性,包括团花、边花、角花、填心花等,在构图形式上，中间采用各种团花为主图案。四周穿插点缀小盆花、边花、角花等形成完整构图,然后用瓜子米、犁头尖（小三角形）、茉莉花（长六边形）、狗牙齿（锯齿形）等针法锁边。就方巾而言,一般是以中心花加边花的形式组合而成。中心花和边花均可随意组合，自由搭配，无特别讲究。此外，从整幅挑花图案来看，讲究上下对称、左右对称，而不是四周都是一样的图案内容，所以图案从每个角度看都是相对对称和完整的。受工艺技法的影响，挑制者不拘泥于对自然形态的模仿，巧妙运用夸张、变形等手法，纹样写意洗练、神奇浪漫，充满民间气息，表达出劳动妇女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真挚淳朴的感情。

黄梅挑花既有白底黑线或黑底白线的单色挑,也有彩挑，但单色挑在挑花方巾中占少数，多以彩挑为主。它是在藏青布上先用白色棉线挑制花纹主体骨架，再用彩色丝线填充制其他纹样。从工艺制作来说，方巾配色遵循“以热闹为先”的法则,在白色主体花纹挑完之后，挑花绣娘喜好先从红色开始挑制图案,而且红色起挑一般是从方巾中大块空白处开始，主要用色有大红、桃红、水红和浅红，然后配以橘黄、鹅黄、中黄或淡黄。在使用完暖色调色彩之后，挑花绣娘还会通过点缀些湖蓝、墨绿、粉绿等冷色调色彩，形成冷暖结合、和谐统一的色彩形式感（图7）。从挑花文化来说，黄梅挑花的色彩观念承袭了“楚人尚赤”的特质，利用五行色彩（红、黄、黑、白、青），挑花绣娘尤喜黑红二色搭配。红色在色彩学中属波长最长、知觉度高的前进色,容易引起视觉注意；黑色具有绝对的调和性，深邃沉静。从挑花材料来说，丝线自身色彩具有亮而纯的特点，与深色染制的藏青坯布能够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因而在整条方巾中鲜艳夺目，能够造成强烈的视觉审美效果，使整个方巾图案艳而不俗、暖而不腻。从图案色彩布局来说，黄梅挑花的色彩运用与方巾的图案构成相对应，图案色彩的挑制遵从方巾图案结构的布局设计，整体上呈现出对称、均衡的视觉效果。利用这些内在的色彩关系使得黄梅挑花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楚风浪漫主义色彩。

先从头巾的主花来分析，它是挑花图案组合中最完整的部分，所采用的格式很广泛，模样也很多，凡是适合模样的各种骨格团花中都可见，有的是直立状适合模样；有的采用福射状的骨法，向四面八方发展；有的画面四方都很对称，趋向一致，排列整齐；有的东西南北各具一形，具有较严谨的规律，组织毫不紊乱，其外形有呈圆形、方形、八角形、椭圆形；有的外方内圆，刻板中求活泼。其中有几何形穿插、四角填充对称的狮子或凤形，不仅格式多样，具有形式美，而且内容丰富多彩，寓意深远。如团花挑绣“鲤鱼闹莲”、“游龙戏凤”来寓意和平幸福，又如采用两只比翼双飞的凤奔向以“日”字组成的核心，四边绕着祥云（双凤朝阳），来象征人民追求光明的欢快气氛；如把灵芝草、盒子、莲花放在一起（和合如意），来象征人们热爱和平生活。如把蝙蝠、葫芦、寿字、喜字等组合在一个团花里而充填“福禄寿喜”字样，来象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他还有以“二龙抢宝”、“鲤鱼跳龙门”来象征进取心情。以“瓜甜果熟凤飞来”借以歌颂生产上的成就。有的用四个獅子组成旋转式的纹样（狮子滚绣球），呈现喜庆的欢乐气氛。黄梅新开区就有一块这样的方巾，中间团花挑有20个方形，俗称“骨牌花”。每个方形中充填文字，其诗文是“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的黑体字，四周串以卷草式的荷花莲蓬，这一团花形式在民间很受欢迎，常被珍藏。可见中国劳动大众是希望过安定日子、和平生活。

—幅完整的黄梅挑花方巾由团花、边花、角花、填花等组成。以中心团花为主，用旋转式、向心式、放射式、对角式等方法组织，形成方中见圆、圆中套方的形式，布局为上下或左右对称、菱形对称，配以散点布局的形式，使得画面丰富而完满，结构严谨而大方，在方寸之间容天上地下、神仙生活、人间风俗及自然万象。在狭小的空间共存的众多形象，正反面毫不走形，各构成部分相容相关，容让自然得当，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极为规整。如此精致的形象和构图，却不经任何模具或预描，全是徒手制作。其构思、技法的巧妙精严，可以想见。

在图案构成上，黄梅挑花除了有与其他地区挑花品种相同的上下式、左右对称式、旋转式、向心式、放射式以外，还有表达一定故事情节的图案。如七女送子、桃园三结义、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状元游街等。这些图案不遵从格律，无一定法则，全凭艺人随心所欲地增减人数和针数，但又不脱离民间自然形成的特有程式，因而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之所以有这个特点，是因为黄梅是一个戏曲之乡，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因而一些动人的戏曲故事扎根于人民心中。人民需要表达爱憎，需要寄托理想，而一般的图案构成方法已不能完全表达作者内心对美的感受，于是就根据个人的体验和感情，创造了这种情节性的图案形式。黄梅挑花图案的整体布局可称得上十分严谨，但在对称中又力求变化。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巧妇和少女，凭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凭着自己的天赋和才智，创造出多种形式的构图，既有端庄的轴对称结构，又有新奇的菱形结构，也有对角线结构，还有散点结构和正梯形结构。一幅完整的彩挑方巾由团花、边花、角花、填花组成，以中心团花为主，常用旋转式、向心式、放射式、对角式结构，形成方中见圆、圆中套方的变幻无穷的格局，使画面均衡饱满、生动活泼。在咫尺之间容天上地下、神仙生活、人间风俗、花卉鸟雀，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黄梅彩挑选材，既有植物花卉、动物和用具，又有吉祥文字、戏剧人物均用写意的表现手法。其中对戏剧人物和情节的大写意表现手法更耐人寻味。作者巧妙地避免挑花不能遮盖的弊端，简化结构，采用写意手法，达到传神效果。如“辕门斩子”，其中杨宗保双膝下跪，采用平视将两腿屈折成直角，上下并列安排，突出了跪的视觉效果；一旁坐审的佘太君等三人，腿折成135度钝角，下身与太师椅若即若离，形未坐而意已坐，独具匠心。“打骨牌”方巾的表现手法是大写意又一典型代表。

一幅完整的彩挑方巾均由团花、边花、角花、填花组成，以中心团花为主，常用旋转式、向心式、放射式、对角式结构，形成方中见圆、圆中套方、变幻无穷的格局，使画面均衡丰富、饱满热闹、生动活泼。整个布局则采取上下或左右对称、菱形对称并配以散点结构，达到画面丰富完美、结构严谨大方。如方巾中团花“凤追凤”由四个旋转的凤组成，凤身选用寿桃填充，角花多呈三角形，边花以戏剧人物为主。其他如图所示，大体仍按这一规律经营画面，但内容纹式没有一件完全相同。

黄梅挑花地处东西南北文化汇聚的“吴头楚尾”，多元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丰富的挑花艺术题材,主要可分为动植物、神话传说、禅宗佛教、山水田林、汉字谐音、戏曲故事六大类。挑花绣娘巧借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汉字谐音和神话传说，利用借喻、谐音、象征等表现手法在方巾图案中寄托个人情感诉求。方巾图案的题材寓意可总结为爱情婚育类、富贵吉祥类和时代风貌类。

黄梅挑花是中国第一批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女红技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黄梅县蔡山、新开、孔垅三个长江边缘的乡镇，该区域也是吴楚、南北文化聚集交汇之处，文化的融合造就了黄梅挑花艺术表现的多样性。黄梅挑花起源于宋末元初，发展成熟于明末清初，距今有800余年的历史。挑花制品有近40种，大至被面、门帘、床单等家居用品，小至香袋、鞋垫，以妇女儿童的日常生活穿戴用品为多数，还有少部分男性所需的挑花制品，如褡裢、腰带、烟袋等。在种类繁多的挑花制品中，方巾的应用最为普遍,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方巾也叫头巾，尺寸一般“两尺见方”（边长60—70cm）,使用者以女性为主，主要用于走亲访友或干活遮阳揩汗，也可用于女性给男性配送盒饭的包装或者出门远行的行李包裹等。笔者深入走访当地挑花传人、挑花研究学者和收藏者，以及地方政府文化机关、文博单位等，收集到228幅挑花制品图片，其中包括113幅方巾图片。本文从图案造型结构、色彩运用和题材寓意三个方面，对黄梅挑花方巾进行分析。

凤是黄梅挑花常见的富贵吉祥类题材，如“丹凤朝阳”“双凤朝阳”“凤穿牡丹”“凤追凤”等。湖北黄梅地处楚文化发祥地，挑花艺术深受“楚人崇凤”的文化心理影响，在楚人看来，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同时，凤凰是百鸟之王,在古代有着“凤不落无宝之地”的传说，因此“凤凰来翔”乃祥瑞之兆。绣娘们通过在布面上挑绣凤凰表达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希望“有凤来仪”昭示吉祥富贵。龙纹在挑花方巾中也是比较常用的图纹元素，但以龙纹作团花的方巾相对较少，而在边花区域以“二龙戏珠”的形式出现居多，并且龙纹一般都是与凤同时出现，如“游龙戏凤”“龙凤呈祥”等。在古代也被视作献瑞呈祥的吉兆，《孔丛子•记问》云：“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呈祥。”除了龙凤纹，狮、虎纹在挑花方巾中也是常用的图纹元素。狮子为万兽之王,有至高的降魔镇邪的威力；老虎体大威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八狮抢宝”“四虎爬山”等方巾使用这些令人生畏、威猛的狮虎图案，既有平安吉祥、富贵如意、家庭兴旺等寓意，还有着驱病免灾、驱邪镇妖的涵义。

在应用上，梅花纹的应用没有特定限制，游龙戏凤中的梅花纹是填花纹，目的是填充空间，以达到布局饱满的效果。梅花纹也可作为团花来挑制，如挑花方巾喜鹊弹梅中的梅花纹构建了团花的骨架，丰富了团花图案的内涵。此外，梅花纹还在挑花被面、门帘、帐檐、枕巾、汗巾、背包、鞋垫等家居和生活用品中，以团花、边花、填花、角花的组织形式出现。

爱情婚育作为亘古不变的讴歌题材，在挑花方巾中的使用非常普遍，该类题材占据研究样本的35%。在黄梅当地流行两首挑花情歌，挑花方巾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信物，绣娘们通过赠送精心制作的挑花方巾，表达对心上人的情愫。“千年不见疙瘩散”也象征着男女爱情的坚贞不渝。就挑花图案本身的题材寓意来说，绣娘经常利用动植物的特性来表达爱情婚育主题，如鸳鸯一旦交配便终生偶居，燕子、蝴蝶一般比喻双宿双飞，借喻夫妻同心、白头偕老；金瓜、葫芦、石榴多籽，鱼、青蛙擅生殖等，可传达多子多孙、子孙绵延等繁衍后代的祈愿。另外，在黄梅挑花方巾中动植物都有特定的性别指代，如把鲤鱼、喜鹊、鹭鸶、恩哥、龙代表男性，把凤凰、荷花、梅花、蟠桃代表女性，并以此组合成“龙凤呈祥”“鲤鱼穿莲”“喜鹊登梅”“鹭鸶戏荷”“恩哥蟠桃”等象征男女结合的图案。再者，在有的方巾中，挑花绣娘会直接用叙事的手法表达爱情婚姻主题，如“凤追凤”方巾边花中的“迎亲图”,展示出排排锣鼓、阵阵鞭炮迎亲的热闹场面，也体现了当地迎亲的风俗文化。

挑花图案常被用来抒情写意也是受地域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方面，它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寄托，更是装饰审美的一个集中体现。黄梅挑花中所用的图案除去常用的吉祥如意类图案之外，其图案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极具叙事性，富含隐喻性。黄梅是黄梅戏的发源地，受黄梅戏的影响，在当地的图案纹样中有一类反映戏曲类的纹样，如辕门斩子、状元游街、四郎探母、穆桂英下寨、七女下凡、七女送子等。人们将这些耳熟能详的戏曲简化后挑在方巾上，不仅方便记忆也对民间故事、传说起到一种口口相传的传播作用，这也是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说教方式。同时，这些戏曲对孩童的教育也有无形中的教育作用。比如辕门斩子说的是北国肖银宗南下入侵，大摆天门阵，宗保被穆桂英绑赴穆柯寨后一见钟情，结为夫妻，元帅杨六郎大怒，要将宗保在辕门斩首示众，这种叙事性是其他民艺所不能比拟的。图6便是清末民初流传至今的“辕门斩子”挑花方巾局部，现藏于黄梅博物馆。

以四川南部地区（如古蔺、叙永等地区）为中心，其蜡染构图饱满，多为对称状，图案以几何形为主，并适当配以花、蝶、鱼、虫等形象，蜡染后常镶上彩色丝线，巧妙地与蜡染融为一体，相互映衬，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如蜡染裙。筠连一带的蜡染裙则以花卉图案为主，套上少量的红色，色调统一而古朴。蜡染方巾则以几何纹样为主，在棋格形上嵌以连珠团巢纹，可能是受蜀锦中“蜀江锦”纹样的影响。

侗锦在民间的应用除被面、背带、小孩花帽、头帕外还有肚兜、花带、绑腿、枕巾及姑娘定情的信物等。民间应用品上经常是织绣并用，据侗族民艺专家通道张柏如先生考察，“侗族最秀丽的织锦在通道，最华丽的绣锦在贵州”。侗族的手工纺织品也丰富多彩。民间织布中还有大量色彩明快，布纹细密的平纹布、斜纹布、花椒眼布和被侗语称为“棉给”的蛋布（即在染过蓝靛的土布上涂一层蛋白而闪闪发光），这种“蛋布”衬映着侗女服饰中的织绣部位，更显织品装饰的沉着亮丽而相得益彰。女装服饰中在对襟、袖口、下摆处及胸兜的上部彩锦及彩锦制作的脚笼套绑脚装饰，配上下身的百褶裙和头饰锦带而楚楚动人。男装中衣领、衣襟、袖口处多见小花织锦装饰、腰部的彩锦装饰。纹样有多种花卉表现的蕨菜花、灯笼花、木耳花纹等，配以下摆的串珠和芦笙服下的鸟类羽毛，在舞动中摆动跳跃，显得热烈而欢快，原始又祥和。侗族背带上部的一方巾（民间称“盖片”）经常可见是用一种叫月亮花的刺绣纹饰所拼接，用以覆盖小孩头部以遮阳避风。侗锦的整体风貌如同侗寨的宁静秀雅，呈现出明丽清秀和精致纤细的风采。侗家的铜鼓舞、芦笙舞虽不泛激昂强劲的特色，但与土家族摆手舞、巴渝舞相比，却显出较为欢愉轻快的特色。其四部和声演唱的侗歌也反映出侗家的山明水秀和音韵的阴柔婉转之美，那山寨的鼓楼和风雨桥也表现出如同侗锦的秀雅之风。

重安江式以贵州省黄平县重安江镆为标本点。该式主要流行于贵州黄平县重安江、岩英，凯里市炉山、冠英及麻江县与之相邻之乡镇，即自称“戈莫”的支系。穿着该式服饰的妇女挽髻于头顶。装束有未婚与已婚之别。未婚姑娘头戴绥帽，帽顶为平圆形，中心以青布挑花折绉圈成，中留圆孔，外围环形条珠。边垂红缨须线，圆顶帽后接镶小幅蜡染花巾。戴时外系银抹额和流苏小花带，顶部插一枚一端尖一端方的银簪。已婚妇女则戴头帕，头帕长四五米，以蜡染镶制而成，似鸡冠，多在祭祖或婚丧喜庆时穿。上装为蜡染花衣，袖紧而长，当地又称为“四块衣”或“四块瓦”。对襟开胸，仅有布纽扣一个，衣长盖膝，后摆齐腰开又似燕尾服，其下端为对襟四块，背部两块搭在臀部两侧为正方形体，用红线绣成几何花纹，蜡染、锁绣为该式主要工艺特色。红（绣花）白（蜡染）衬映，显眼夺目。两袖腰亦为刺绣装饰，袖口穿时反卷，衣身满是蜡染折枝或蕨草纹。盛装时长耋鲠江式上衣衣外穿一“背牌”，形状似一大中字，中间为正方形，缘边刺绣花边装饰，中间开长方口，穿时纳首而入，两端长方巾，垂于胸前后背，苗语称之“弄铠”（直译“一个铠”）。下装为中长蜡染百糟裙，裙由上、中、下三段组成，裙长至小腿肚。穿着时系围裙片，围裙片称“胖玺”，正方形，用黄、红、白色丝线绣四瓣花、虎头花。四瓣花中间绣栏杆隔离，上端两头各接一根花带作束围裙片之用，边缘用白、蓝布镶饰。中间则点绘两个相等的铜鼓纹蜡花在一垂直线上，一个点卷云纹，一个点四瓣瓜米图案，边缘嵌上白、蓝布长条栏杆衬托。小腿绑黑地红花挑花带，脚穿铁钉尖鼻绣花鞋，盛装饰品还有银鸟、银梳、项圈、耳环、压领、减揞等。

白裤瑶妇女以前留长发，盘于头顶并戴与青衣瑶相同的帽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将长发分束于脑后，戴一块蓝靛色绣花方巾，婚礼时新娘戴谷围形帽子，帽框用丝瓜络制成，外绕黑线并钉上许多小银星，帽顶两边钉上两撮穗。上衣胸襟镶红、白布，衣襟四处各绣三个人形，称为“投塞”，前领开襟处和衣服背后各绣两个八角星，两肩绣蜈蚣足迹。胸衣大可遮住整个胸腹，上绣各种花纹。从前，下身穿蓝靛色绣花裙子，20世纪中叶改穿长到小腿的裤子，裤腰宽大，裤腿还大。婚礼上新娘也穿这种裤子，但颜色是白的。

在现代化进程中，黄梅挑花方巾的功能和题材都在发生转变。传统挑花方巾是当地女性自给自足的生活实用品，目前这一功能已基本丧失，逐渐衍变成产用分离的收藏品、工艺礼品、装饰品或宗教场所用品。在题材上出现了能够满足当代社会精神需求的佛教元素，如图11、图12展示的壁挂虽然与传统方巾尺寸大体相当，但在功能和题材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教题材的当代流行，一方面是由于黄梅挑花艺术地处佛教圣地黄梅，深受其禅宗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跟社会大转型时代精神信仰缺失的民众希望通过物化的宗教元素承载自己的精神寄托不无关联。

方巾图案在造型上有平面化和几何写意化等特点。首先，黄梅挑花的布料载体决定了图案平面化的特征。挑花绣娘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将立体空间事物转化为平面二维图形,例如“打骨牌”方巾（图6）,绣娘将四人打骨牌的游戏场面进行解构重组，不仅生动地还原了骨牌游戏的场景，而且体现了当地人民娱乐休闲文化。其次，黄梅挑花的针法工艺决定了其图案具有几何写意的特征。黄梅挑花正面的基本图案元素呈“十”字，反面呈“一”字，也有正反面均为“十”字的双面挑，这与目前当地盛行的背面杂乱无章、呈现写实风格的十字绣有很大区别。基本“十”字单元纹样的组合排列就必然形成一种抽象、几何的写意风格，比起其他写实的平面民俗艺术更具当代生命力与转化力。

龙，是帝王之龙；凤，是皇后之凤。凤在古代传说中是“非梧桐不栖”的高贵美丽的百鸟之王，有“百鸟朝凤”之说。《说文》有记：“凤，神鸟也，《尔雅•释鸟》郭璞有注：“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龟背，五彩色，其高六尺许。”经过很长时间的变化，到了金元时期，凤头出现了两种造型：一种形似锦鸡，另一种更接近鹰。凤凰最大的造型特征是尾羽，凤尾或呈齿边飘带状，或呈卷草状，以齿边飘带状较为常见，这也是后来明清时期常见的凤凰尾部造型。有人认为凤凰两种造型的尾羽是因表现雌雄有别而造型各异，因为“凤凰”虽连在一起称呼，但实际上雄曰凤，雌曰凰。不过根据宋代《营造法式》的附图来看，长条齿边飘带状尾羽的称为鸾，卷草状和孔雀翎状尾羽的则是凤凰。这一特征在宋代的丝绸纹样中几乎没有什么发现，但在元代织物中却得到了体现：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罗地双盘凤纹刺绣方巾中的双凤，一只尾羽为五彩飘带，另一只尾羽作卷草状。同样，江苏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的罗带和青绘龙凤边饰上出现的凤鸟的尾羽也是如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