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京绣”是“宫绣”和“民间绣”的结合体。北服——例外传统服饰应用研究所胡月教授这样说：“京绣一方面服务于宫廷，其服务对象是皇室的贵族，当时在京城的织造局养着一大批绣工专为宫廷服务，这一批优秀的绣工来自全国各地，这段时期的刺绣主要是北京作为都城之后而产生的。而此时民间的刺绣，主要是作为民间地方绣种而存在于北京这一地区，主要是从事小件的绣制，如腰间杂佩等，它们也在兴旺发展着。同时随着京剧的诞生，出现了专门刺绣戏衣的作坊。由于戏剧内容的需要，戏衣的绣制时一部分模仿了宫廷服装的图案和针法以及色彩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京剧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京绣‘宫绣’和‘民间绣’的结合。”如图1-4，京绣对北京皇城跟下的百姓的服饰装饰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幅牡丹纹大气、饱满，在针法上虽不如帝王用的规整，但在风格上具有相似性。

在花瑶挑花图案中，牡丹纹的运用也时而可见，“老虎脚印”就是一例。中国传统图案牡丹纹，在中国装饰历史上应用很广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初现于装饰领域，到隋唐时期的宝相花与缠枝纹，以及宋元全盛时期陶瓷等器物上的牡丹纹和明清吉祥图案中的牡丹纹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植物花卉纹样，基本是以写实性装饰为主，牡丹纹也不例外。在云冈的北魏石刻中已可见较为写实的缠枝牡丹纹，且工艺细致、姿态生动。唐代以牡丹作为装饰图案已经盛行，到晚唐时期以牡丹纹作装饰已相当普遍，且装饰手法十分成熟，风格大度饱满，形式多样，材料技艺也十分丰富，大多应用于瓷器、花砖、壁画藻井、织锦染缬、石刻等载体上。明清以来，虽然装饰艺术的题材范围更广泛了，但牡丹纹仍被大量应用。由于时代相对较近又有许多实物可见，牡丹纹在织锦、刺绣、雕漆、夹缬、石刻、金银器、木雕、木版画、砖雕等材料和装饰形式中都较为多见，而且装饰风格和装饰手法则更趋多样。花瑶挑花运用牡丹纹时，其寓意内涵也更为鲜明、直接，富贵吉祥是其主要寓意，不但成为花瑶人们表现生活幸福美满的重要形式，而且成为一种富有特定意义的艺术符号。从花瓣形状来看，牡丹纹花瓣造型主要有侧面花瓣、侧卷花瓣、云曲花瓣和正卷花瓣，采用大弧度外向曲线，表现牡丹花瓣自然的曲线特征，花瓣大而饱满。“老虎脚印”图案的四片花瓣正好符合这些特征。

在应用上，牡丹纹在挑花被面、门帘、方巾、汗巾、背褡等家居和生活用品中常出现，挑花方巾丹凤朝阳的中心团花是由大凤穿牡丹、牡丹纹、卷草纹组成；四凤抬印中团花是由凤和牡丹组成，上下的边花是双凤戏牡丹，团花和边花虽然都是牡丹纹，但是两者的造型有明显区别。

牡丹纹在羌绣围腰、头帕中较多，如图4-139中的黑白挑花围腰，牡丹与花瓶组合在一起，取其富贵平安之意。图4-140是缠枝牡丹纹，为三龙羌族妇女头帕上的纹样，牡丹花形态生动，正侧反转，变化多端，而且从盛开到含苞待放均有表现。图4-141为牡丹纹挑花围腰，牡丹位于正中，在凤、桃、佛手以及金瓜的衬托下，更显岀雍容华贵的特点。此外，牡丹是大块面的黑白色彩，其四周环绕的枝蔓是灰色调，这与凤鸟、桃、佛手的深色调相互呼应而呈现出层次变化，图案的各个组成部分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是形象丰富、组合完美的优秀图案。

两件上衣是哈密维吾尔深蓝牡丹纹如意琵琶襟上衣和清代绿缎如意纹琵琶襟上衣。相同之处在于这两件上衣形制都是圆领，琵琶襟右衽，在领口、袖口及下摆两侧左右开衩做镶边装饰，并以织锦花边圈界。两款上衣的不同之处在于哈密维吾尔上衣形制是窄袖，下摆两侧和前后襟均开衩，衣长偏短，不但在领口、袖口及下摆两侧左右开衩处做有刺绣图案镶边装饰。整个服装图案装饰比较密集，色彩艳丽和谐，图案为牡丹蝴蝶纹，圣洁高雅。而清代上衣形制为宽袖，只在下摆两侧开衩而前后襟不开衩，在领口周围绣有单色如意云肩纹图案，领口、袖口及下摆两侧只以织锦花边镶饰，图案装饰简单明了、色彩淡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