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织锦的纹饰以缠枝最具时代特色，它以植物的枝干或蔓藤做骨架，枝叶相互缠绕，构成连续的图案，有缠枝莲、缠枝菊、缠枝牡丹和缠枝宝相花等多种纹样。另外，还有花草鸟蝶、几何纹、云龙凤鹤，吉祥文字和樗蒲（两头尖呈果核状）等。

缠枝花卉纹样常见牡丹、莲花等题材，绫织物中写实花卉不多见，此种图案布局数量亦较少，如“缠枝牡丹莲花纹绫”中饱满的牡丹花头及莲花穿饰于自由、流动的缠枝主茎线上，婉转流畅。

北元和清朝时召庙建筑彩画中，图案装饰丰富多彩，有卷草、缠枝牡丹、卍纹（图门贺）、云纹（哈木尔）、花卉，还有形体变化多种多样的龙、凤、佛教八宝、狮子、宝相花；门窗上雕绘各种几何图案及团龙、蝙蝠，古雅大方，变化纷呈，体现了北方民族传统风格与佛教艺术的结合。

牡丹是哈密维吾尔最喜爱、最崇拜的花卉之一，他们的帔肩、枕头、窗帘、绣花袜，甚至各种器具都有它的身影。牡丹纹样也是哈密维吾尔传统服饰中应用最多的花卉纹样，它艳丽妩媚、雍容华贵，无论是长袍还是上衣；无论是坎肩还是足衣，它都是主要图案。牡丹纹的形式有独枝牡丹、交枝牡丹、折枝牡丹、缠枝牡丹之分，其构图方式有单枝适合式、双枝或多枝对称式、缠枝均衡式等。在搭配中多以红色缎地配蓝色或紫色折枝牡丹，或以黑色缎地配大红缠枝牡丹，其间穿插彩蝶或凤凰，显得更加娇艳无比。

花卉纹样有着各种组合搭配方式。作为主要纹样出现的花卉，主要有莲花、牡丹、宝相花、菊花和梅花等。莲花，寓意纯洁、吉祥，以单独的缠枝莲，或缠枝莲与杂宝组合，或两种不同造型的折枝莲花散点排列等几种方式出现。牡丹，寓意华贵，以单独的缠枝牡丹或折枝牡丹，或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作为主花再辅以其他装饰等形式出现。宝相花，寓意富贵、圆满，除作为单一的主题纹样出现外，缠枝宝相花还与八宝纹样组合成吉祥图案。菊花，寓意长寿，单独作为装饰母题的菊花纹样不多，多以两种造型的菊花为主花，缠枝排列。但在与其他花卉植物搭配组合的纹样中，菊花是较为常见的元素，如以松菊组合表现延年益寿。梅花，寓意五福、吉祥等，单独作为主题纹样时以折枝连续或折枝散点的形式出现。此外，折枝梅花作为辅花的案例也较多。

牡丹是中国特有的花卉，有“花中之王”的美称。“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即诵此。在唐代洛阳城内，每当牡丹盛开之际，远近人士云集而至，如痴如醉。刘禹锡《赏牡丹》将牡丹放到了极高的位置，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缠枝牡丹纹缎，花卉多瓣，花型较小，尤其是牡丹纹样不如明代牡丹之富贵大方，牡丹叶上还填有花卉，正如南宋织物中的叶中填花、花中有叶的风格，说明在元初的江南，织造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继承南宋的风格。古乐府唱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荷花古称芙蓉、芙蕖，又称莲花，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十分丰富，周敦颐的《爱莲说》为荷花赢得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花”的美誉，使荷花成为纯洁清净的象征。在民俗文化中，莲花、莲子，寓意连生贵子。与荷花相关的吉祥图案有鸳鸯戏莲。鸳鸯是夫妻恩爱的象征，古人称之为匹鸟，雌雄形影不离，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配上张张荷叶、朵朵荷花，浮游在水中，顾盼嬉戏。民间有“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俗语。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的湖色绫地彩绣婴戏莲纹腰带，表达的正是连生贵子的美好寓意。在金元时期，荷花有一种特殊的纹样，就是紫汤荷花，详见“春水纹”一节。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唐诗《早梅》云：“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梅花以其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但金元纺织品上还未出现这样的组合纹样，折枝梅花纹样倒是有出土。不过梅花枝头立以喜鹊，唤作“喜上眉梢”，这种喜气洋洋的吉祥图案已露端倪。唐代流行的卷草纹样，金元时期仍能觅得踪迹。如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金代红罗地泥金卷草。元人常把多种花卉组合到一幅丝绸图案中，如英国私人收藏的元印金罗衫，上面的图案是牡丹、荷花、菊花、梅花，这四种花卉的组合被称为“四季花”“一年景”。这类四季花卉在明代依然流行。

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显著的综合性质。借用周惠泉对金代文学的评论：“根植于各民族文化接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一元发展为多元的进程。”元代，不仅是汉文化与北方蒙古族文化双向交流，而且同时加入了伊斯兰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等多种文化，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4世纪。蒙古统治者们在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内搜罗工匠，对他们所接触的所有宗教给予庇护，丝绸就在这种多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继续发展。当时北方的传统丝绸产区由于连年战乱，破坏严重，日益变冷的天气也使得北方不适宜蚕桑的生长，丝绸生产日渐萎缩；南方地区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丝绸产区，政府集中了全国的优秀工匠，设置大量的官营丝绸作坊进行生产。我们毋宁说，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表现在丝织品上就是“南北异风”。这符合法国文学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说过的：“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从文物来看，北方的蒙古贵族享用织金锦，体现了蒙古族的好尚和较明显的西域艺术影响，而当时淮河以南以汉族为主的地区还是延续了宋代的风格。与北方流行的金光闪闪的织金织物不同，南方的丝织品清秀雅致。江苏出土的缠枝牡丹纹缎、缠枝海石榴花纹缎等，以花卉为主，比较清秀，这些织物的图案与北方流行的织金锦完全不同。南北丝织品可以用“南秀北雄”来形容，将“等级性”和“地域性”表现得非常充分。南秀北雄的审美形态与地理环境、民族禀赋关系密切。北方大漠地域广袤，山川雄伟。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地的游牧民族自古养成了骁勇彪悍的气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趣味必然是一种崇尚洒脱大气、豪放壮观、自然率真的风格。“南秀”未必胜于“北雄”，比较“北雄”与“南秀”孰优孰劣意义不大。但至少可以认为，有了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突出的阳刚之气，中国丝绸史的气象才丰富而完整。而且；元代的很多丝绸纹样，如帝王专用的双角五爪龙、八宝纹、吉祥纹样和“满池娇”等都对明清丝绸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丝织物品种上，元代出现的缎织物，因为具有独特的光泽，逐渐成为高档丝绸，在后世非常流行。鉴于在古代工艺美术中丝织物的地位最高，丝绸一旦投入使用，又最具展示性，最易引来仿效，永远担当着新式样、新风格的最忠实、最快捷的传播者。从纹样角度看，丝织物常常成为其他工艺品模仿的典范，这也体现了丝织物纹样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