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江南地区设有江宁（后为避清朝道光皇帝旻宁讳，改为江南）、苏州、杭州三织造，掌理织锦业的生产。但三者生产的云锦用途不同。据《清会典》记载：“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可见，江宁织造署督造的云锦是皇室专用的，其地位高于苏、杭二地。江宁织造署就设在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宁（今南京）。清朝江宁织造署的长官称作江宁织造，位尊权重，是皇帝的红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1〜1763年）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顒、父亲曹頫就先后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长达59年之久。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多次写到云锦，如第三回:“（王熙凤）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肩袄。”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来到江宁，除了第一次居住在明故宮内的江宁将军署外,其余五次都是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署中，他还参观了织造局，有感于织工之辛劳,写下了《织造处阅机房》一诗，诗云：“终岁勤劳匹练成，千丝一减截纵横。此观不为云章巧，欲俭骄奢赌未萌。”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均居住在由原织造署改建而成的行宫内，今南京大行宫地名就是由此而来。随着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江宁织造署的设立，南京云锦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南京丝织业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仅城内就有织机3万余台，男女织工20余万人(约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年产值1000万银元以上，其中相当数量的织机是专门从事云锦生产的，以云锦为龙头的南京丝织业成为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清朝著名书画家郑板桥《长干里》诗中“缫丝织绣家家事，金凤银龙贡天子”之语，就是清朝南京织锦业发展的真实写照。即便在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今南京）的13年间，也在南京设有织营、绣锦营（又名绣锦衙），从事织锦之类的活动。通观有清一代，南京云锦的生产盛况空前，既有官府督造的贡品，也有民间机坊生产的产品。今天，我们从保存下来的当年云锦匹料的尾部经常可以看到“江南织造臣忠诚”、“江南织造臣庆林”、“江南织造臣七十四”、“金陵涂东元玉记库金”、“金陵张象发本机库金”等等字样。清朝南京生产的织锦产品除供应宫廷、官府服用和赏赐之需外，还远销海外及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等地，并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很高的声誉。

山东平度年画作坊刻印的《攻打南京》图，为一长卷式横幅，刻画精致细腻。画面中间画南京城，城门外沪军陈其美率领的敢死队打头阵，壮士们身穿新式武装，或挥舞战刀，或举枪猛击，争先登城杀敌，勇不可挡。“敢死队”左有“浙军标统”指挥骑兵攻城；右边有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指挥步兵和炮兵在雨花台发炮攻城。远处紫金山后，江苏都督程德全率军安营扎寨。江上更有两艘战舰，上插“民国水师”旗帜，在向城内发炮。旁书“水军攻采石矶”（当是“燕子矶”之误）。画面上中间南京城处于团团包围之中，被围的清朝官兵，在江宁将军铁良、提督张勋、两江总督张仁骏和赵殿元等指挥下作战；张勋居中，手舞军刀，形态丑恶，部下兵勇大都向后败退，一部分尚在城上负隅顽抗。图上刻有“攻打南京”标题和说明小字：“各省所派之快（决）死队，尤为勇不可挡，直扑炮台，并用云梯施放炸弹，连伤官军甚众，现各路大兵齐集，不日克复云，打破南京。”此图的海水、高山、烟云、古城皆用传统画法；人物军装、炮火交错对射，多系想象或参照了报纸画刊，非常有趣。全图为两版刷印，合而拼成一横幅，是木版年画中随内容更新而改变的新体裁形式，所以并不多见。_

从云锦的产地来看，江浙地区是历史上的主要产地。除明清时期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大官营织造外，清道光二年(1822)苏州还成立了“云锦公所”。但南京“江宁织造局”对提高云锦的品质，促进民间织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且，长期以来，南京地区尤其是南京云锦研究所较系统地保留和发展了云锦独特的传统技艺。故现在所称云锦,多冠以“南京”之名，称“南京云锦'

从云锦的产地来看，江浙地区是历史上的主要产地。除明清时期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大官营织造外，清道光二年(1822)苏州还成立了“云锦公所”。但南京“江宁织造局”对提高云锦的品质，促进民间织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且，长期以来，南京地区尤其是南京云锦研究所较系统地保留和发展了云锦独特的传统技艺。故现在所称云锦,多冠以“南京”之名，称“南京云锦'

在丝织专业中，挑花师的工作最为重要。不仅要全面熟悉丝织技术，并旦要有艺术的修荞。有的挑花师本身就是图案纹样的设计者。现在的挑花方法，是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首先是将图案纹样的彩稿制成严格准确的“意匠图”，即在细密的方格纸上标出经纬线的交错关系。挑花时按照意匠图将耳子线、脚子线和明纤等装上挑花绷子（挑花架)，即可挑出原始花本(俗称“祖本”）。一般说祖本也可上机，但多不轻易使用，只作复制的模本。复制花本叫做“倒花”，有的在上机前还要做对称纹样或连续纹样的拼接，叫做“拼本”。过去清代官办的江宁织造局，专门设有“挑花堂”，人数不多，但很重要，技术水平也最高。他们不但设计纹样，并且做挑花结本。宫廷为皇帝设计的龙袍等，一般是送来彩色的纹样稿，由织造局的挑花堂进行挑花。在民间的云锦织造业中,也有专门从事“挑花业”的，他们人数不多，不受雇于任何业主，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个不挂牌的小行业，但在丝织行业中颇有名气，大都求他们“出花样”或是“挑花本”。至20世纪中期，云锦的“挑花业”只有张福永、吉干臣、任寿彭、李宝桂等几位老艺人。

植物染色的工序更加复杂。不同的植物种类，不同的提炼方法，不同的染色加工程序，不同的染色温度和时间等因索，可以染出多色多彩的丝线。在民间云锦业中，原材料加工染色是一个独立的行业。由于染色的复杂性，一个染坊只能专长于某色系的染色，如江宁染坊“染玄色以溧水人为佳，绿口人次之”，“天青染房高淳人居多，溧水人次之”。

总经数 指织物中具有的经丝总数，包括内幅经丝数和两边的边经数。内经数除以内幅得到内经密度，边经数除以边幅得到边经密度。 经密 的设计按照品种要求来决定，纱类织物最稀疏，缎类织物较紧密。在经纬线材料粗细一致和纬密等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经密决定了缎织物的亮度、厚度、强度等指标，目前所见的云锦文物中高质量的妆花锻品种经密达到170根/厘米，质量差的品种经密还不到100根/厘米。据《凤麓小志》载，江宁缎机品种“织锻之机，名目百余”，其中最精细的织机，“其经有万七千头者”。如果门幅为80厘米的话，其经密已达到210根/厘米以上了。

清军入关进占北京后，因“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于是便“定鼎燕京”，北京再次成为封建帝都。清早期，国家安定，国富民强，到处一幅繁荣景象。清代京师，人文荟萃，工匠云集，至高无上的皇家文化与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市井百姓的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多层次、汇聚性的都城文化氛围。清代服饰文化的产生，与满族形成的历史及清入关后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清代北京的丝织业仍分官营和私营两大体系，《清会典》载：“织造在京有内织染局，在外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局，岁织内用缎匹，并制帛诰敕等件，各有定式。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雍正年间，清政府在京畿一带推广种桑、养蚕。北京织染局曾从四川、江浙雇来工匠，教授纺织之法。

由于朝廷重视，四川的织锦业开始恢复，但因基础被破坏，恢复起来十分缓慢。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四记载：乾、嘉之际，成都有“业杼织者数百家，谓之机房”。其中规模较大者如冯玉龙机房，拥有织机数十台，以织造贡缎著名。清咸丰元年（1851)，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位于江宁（今南京）的“织造府”迁成都，办理朝廷所需丝织品，促进了蜀地丝织业的发展。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二记载:“城内百工咸备，皆有裨于实用。其精巧者，无过于织造，有宫绸、宁绸、线缎、巴缎、倭缎、闪缎、线绉、湖绉、薄艳平纱、明机蜀锦、天心锦、院花绢、龟兹阑干，每年采办运京，常以供织造之不足。”此时，织锦业仍保留和继承发展了运用彩条经线的传统工艺，创新了蜀锦“彩条起彩、纬线显花”的独特艺术风格。清末，成都东南隅和华阳成为民间兴旺的织锦中心，仅华阳就有织机3000台，几乎是“家家有织机，户户出丝绸”。

由于朝廷重视，四川的织锦业开始恢复，但因基础被破坏，恢复起来十分缓慢。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四记载：乾、嘉之际，成都有“业杼织者数百家，谓之机房”。其中规模较大者如冯玉龙机房，拥有织机数十台，以织造贡缎著名。清咸丰元年（1851)，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位于江宁（今南京）的“织造府”迁成都，办理朝廷所需丝织品，促进了蜀地丝织业的发展。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二记载:“城内百工咸备，皆有裨于实用。其精巧者，无过于织造，有宫绸、宁绸、线缎、巴缎、倭缎、闪缎、线绉、湖绉、薄艳平纱、明机蜀锦、天心锦、院花绢、龟兹阑干，每年采办运京，常以供织造之不足。”此时，织锦业仍保留和继承发展了运用彩条经线的传统工艺，创新了蜀锦“彩条起彩、纬线显花”的独特艺术风格。清末，成都东南隅和华阳成为民间兴旺的织锦中心，仅华阳就有织机3000台，几乎是“家家有织机，户户出丝绸”。

从云锦的产地来看，江浙地区是历史上的主要产地。除明清时期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大官营织造外，清道光二年(1822)苏州还成立了“云锦公所”。但南京“江宁织造局”对提高云锦的品质，促进民间织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且，长期以来，南京地区尤其是南京云锦研究所较系统地保留和发展了云锦独特的传统技艺。故现在所称云锦,多冠以“南京”之名，称“南京云锦'

从云锦的产地来看，江浙地区是历史上的主要产地。除明清时期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大官营织造外，清道光二年(1822)苏州还成立了“云锦公所”。但南京“江宁织造局”对提高云锦的品质，促进民间织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且，长期以来，南京地区尤其是南京云锦研究所较系统地保留和发展了云锦独特的传统技艺。故现在所称云锦,多冠以“南京”之名，称“南京云锦'

由于朝廷重视，四川的织锦业开始恢复，但因基础被破坏，恢复起来十分缓慢。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四记载：乾、嘉之际，成都有“业杼织者数百家，谓之机房”。其中规模较大者如冯玉龙机房，拥有织机数十台，以织造贡缎著名。清咸丰元年（1851)，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位于江宁（今南京）的“织造府”迁成都，办理朝廷所需丝织品，促进了蜀地丝织业的发展。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二记载:“城内百工咸备，皆有裨于实用。其精巧者，无过于织造，有宫绸、宁绸、线缎、巴缎、倭缎、闪缎、线绉、湖绉、薄艳平纱、明机蜀锦、天心锦、院花绢、龟兹阑干，每年采办运京，常以供织造之不足。”此时，织锦业仍保留和继承发展了运用彩条经线的传统工艺，创新了蜀锦“彩条起彩、纬线显花”的独特艺术风格。清末，成都东南隅和华阳成为民间兴旺的织锦中心，仅华阳就有织机3000台，几乎是“家家有织机，户户出丝绸”。

从考古发现，也可以证实六朝时期建康织锦业的兴盛。如与东晋南朝关系密切的位处东北的高句丽国，其国王于东晋义熙九年（413)起，即被东晋册封为高丽王、乐浪公，南朝时又加爵大将军，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双方互赠礼品，往来不绝。在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市）的一批公元5世纪时王公贵族的壁画墓中，均有仿自南朝墓内墙面砖画模拟织锦壁衣的风格，其图案纹样以莲花纹和缠枝忍冬纹等有关佛教题材为主，还出土了具有东晋晚期至南朝初年特点的江南青瓷器，特别是长川二号墓中发现了被认为是江南产品的织锦残片，这块织锦残片以橘黄色为地，用经线显花，织出绛红和深蓝色的图案花纹。最近,在南京江宁镇陈塘湖村发掘的一座大南朝墓葬内，更出现了铺地砖上均摹印有莲花的图案，象征着南朝贵族以织锦铺地的豪侈习俗，此墓的后壁还用莲花纹砖砌成两座佛塔，两个侧壁则有成群男女侍者的摹印砖画。

再说，南京织锦始于六朝，至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设有官办织造，而清初由雪芹祖辈三代四人主政的江宁织造，是伴随着康熙朝六十年盛世的，因而它是我国织锦史上的最鼎盛最辉煌时期。雪芹也就是诞生在江宁织造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耳濡目染了这个织造世家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他后来创作《红楼梦》即《石头记》亦即《金陵十二钗》时，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就是以江宁织造署中的人和事为蓝本的，其中不乏以南京云锦为服饰或实用物。如王熙凤穿的镂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贾宝玉穿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薛宝钗穿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史湘云穿的水红妆缎狐肷褶子，以及王夫人东房内陈设的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等。不仅如此，雪芹还在书中直截了当地写到“上用内造”的卐字锦，这正是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家为皇室织造的。而书中所写荣禧堂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则正是隐含了曹家显赫的织造世家这一事实，因此，脂砚斋在此处批云：“实贴。”

康熙二年，曹玺从北京到南京任江宁织造，即在督院（即两江总督部院，遗址在民国时总统府范围）前开府，故康熙七年（1668)《江宁府志》中云：“织造府在督院前。”但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刊“江南省城之图”和乾隆元年《江南通志》刊“江宁省城图”上均标示，织造府在督院西而不在督院前。这使我们得知，下限康熙二十三年，江宁织造已府署分开了。织造署在督院前（南），织造府在督院西。

它是两色提花织物，地部为一种颜色，花纹则是用另一种颜色的纬线织出。如清代江宁织造官局织造的串枝花缎——红绿缎，地部组织为绿色的五枚缎，大红色的纬绒三枚斜纹显花；地花两色相互衬托，花纹非常明显而突出，具有明快而醒目的效果。这种地花两色的库缎，过去官办局织造的多，民间机坊很少生产，有订货时方才织造。

起绒类织物也是南京地区一度生产量较大、品种较特殊、技术难度很高的丝织产品，它的形成和成熟应该在明代。从织造工艺角度来看，传统的绒织物大体可分为素绒和提花绒，素绒整匹不起花，由单人织造完成，不含提花工艺，其中还包括以素绒为基础再进行人工雕花加工的雕花天鹅绒。提花绒是指起绒组织和其他组织相结合的绒织品。纯的素绒称漳绒也称剪绒、建绒、卫绒、抹绒、倭锻等，从名称上可以看出绒织物产地的演变。漳绒因起源于元朝福建漳州地区而得名；明清时期，漳绒的主要产地移至南京和苏州，而南京古称建康和建邺，故有“建绒”之称；清代南京的民间织绒工场多数位于孝陵卫，故又有“卫绒”之称。清代的江宁织造局分为供应机房、倭锻机房和诰帛机房三个生产部分，其中倭锻机房就以生产起绒织物为主。《天水冰山录》记载的绒织成料和匹料有585匹，绒衣有113件，其中金彩提花绒织成衣料占绒匹料总数的23%，绒衣总数中金彩提花的绒衣占绒衣总数的65%，说明明代高档绒织物在上层贵族中很流行。

在故宫博物院和其他专业博物馆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江宁织造局生产的缎匹，品种以织金妆花缎和织金锦为多，在匹料的尾部常见有“江宁织造高晋”、“江南织造臣庆林”、“江南织造臣增崇”、“江南织造臣七十四”等字牌，字牌中的名字理解为织造官员或领机。因为清朝对入库产品的质量要求控制很严格，如有跳丝、落色或分量不足等弊病，轻则重织，重则革职重罚，所以尾部的字款是质量负责的一种需求；另外从心理角度来讲，尾款也许还可以达织造官的责任心或自豪感。乾隆三十八年曾奏准：“三处织造解到缎匹，如上用缎匹内挑出不堪应用一二匹者，着落补织，不准开销；三匹以上者，补织不准开销外，将该织造严加治罪。官用缎匹如挑出不堪应用十匹以内者，着落补织，不准开销；十匹以上者，补织不准开销外，仍将该织造义处。”织造官带着身家性命为皇家织造，压力很大，客观上促进了织局的技术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分析各种妆花缎织物组织结构及用料规格可以发现：一、所有妆花锻品种纬向投梭顺序均为二梭地纬挖织一组妆花纬，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地组织的密度，达到较紧密的缎地效果；另一方面在织造时可以减少手工提花和挖花操作的次数，有利于织造速度的提高。二、五枚缎、七枚缎、八枚缎的地结型妆花缎品种（极少特结型除外）只有半数经线参与固结彩纬的间丝交织，并形成隔一空一的排列，从组织图中可以看出彩纬间丝点为斜向均匀分布，这种稀松的排列有助于提高彩纬的显花效果，所以妆花显纬的效果要好于缂丝。而库缎织机的经线全部参与彩纬的交织，故显色效果弱于妆花缎。三、据历史资料记载和考古资料显示，我国缎组织织物的生产较晚，大约在宋元才出现五枚缎产品，而妆花缎的产品应该更晚些，我们从明朝流行的五枚妆花缎到淸朝的七枚、八枚缎妆花锻及道光年间的双经八枚妆花缎大体可以看出妆花缎品种逐步丰富的发展过程。四、缎类品种经线规格约为40D左右的熟色蚕丝（清代时称细丝），但受到当时缫丝技术和捻丝技术的限制，大多数品种采用无捻合股丝或低捻丝作经线，其强度和耐磨性远不如现在常用的双股捻合经线。相对于现在，仅由原料的差异原因，就可知过去对织造的工艺技术要求应该更高，难度也较大。纬丝及彩绒大多也采用无捻合股丝，并且规格多样，出现了品质、风格、手感不同的产品。五、观察到多件清代妆花缎龙袍的地组织均为七枚缎，而以吉祥图案为主的匹料则大多为八枚缎地组织。这一现象是巧合还是有所定律需进一步分析，也许不同缎地和不同产地与不同时代有关。清朝各代宫廷用料的生产是由专门机构在各地的官营织造府中定制或向民间的机户派织，当时江南三织造的某个阶段中似乎江宁以七枚缎产品为主，手感厚实，色彩对比强烈，皇室格调突出（传统工艺一直传承至今）；苏杭以八枚缎产品为主，手感柔软，配色强烈和雅致兼顾，比较符合现代服装面料的设计理念，面料服用性好（在现代丝绸中得到很好发展），因此，我们可根据织物组织的不同大致判断产品的产地，或判断时代的先后。这也印证了清朝时期江宁织造上用缎匹、苏州织造官用缎匹、杭州织造赏赐用缎匹的记载：“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

南京云锦研究所继承了江宁织造的传统，它是我国乃至世界唯一的一所研究云锦的机构。1953年，国家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参观了展览，并对展出的南京云锦极为关注。1957年3月，江苏省政府批准建立南京云锦研究所，从此云锦的继承和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飞跃发展，研究所生产的“吉祥”云锦被定为“中华老字号”，江苏省、南京市名牌产品，南京市著名商标。2006年，南京云锦研究所被国家旅游局定为南京市首家“全国工艺旅游示范点”。研究所还是全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如果将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整合到江宁织造署遗址工程的云锦博物馆内，将会比其他机构来筹备产生出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石青云龙妆花缎袍料》产于清代中期。该龙袍料长1355厘米，宽78厘米，为高贵的柿蒂型袍服，成衣为朝服，共织有妆花龙栏12条，大小柿蒂各一条,大衣襟一条。龙栏为双龙衔接式，柿蒂和衣襟为四条正龙，两肩各一，胸背各一，纹饰精美。同时,该袍料在妆花主纹外，还满织暗花地纹，纹样为团龙升云，排列均齐,若隐若现。上有“江宁织造高晋”的款识，真实地反映了官府严密督办的情况。

元、明、清三朝先后在南京设立过“以官领之，以授匠作”的中央性质的织造机构。元朝有“东织染局”、“西织染局”，明朝有“内织染局”、“神帛堂”、“供应机房”，清朝有“江宁织造局”。三朝织局生产了大量的丝织精品，它们主要用于御用、官用和赏赐等方面。后来，清代织局为北方少数民族上层提供的“应用俸缎”和官营的“贸易缎匹”需求量极大，大多数年份每年生产的匹料数都以千万计。高档云锦具体用于皇帝龙袍、皇后凤衣、霞披、嫔妃的丽装靓服、宫廷装饰及坐、褥、靠垫、枕被等富含艺术品位的实用品。一时间文武官员的章服补子等也离不开云锦。云锦有时还作为朝廷礼品，馈赠外国君主和使臣以及赏赐大臣和有功之人。御用云锦尤其是龙衣龙袍的制作要求十分苛刻，织局为尽善尽美完成织造任务，尽一切可能在工艺、技术、用料和艺术上力求精益求精，因此客观上对云锦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历代织局在用人模式上从元代严格的匠籍制发展为清代的买丝招匠制度，匠人获得了相对的人身自由，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这也是云锦品种多、产量高的因素之一。

南京云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古都南京特定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息息相关的。具有“六朝古都'“十代都会”之称的南京，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官办文化、官办手工业繁荣。中国的四大古都（西安、北京、南京、洛阳），只有南京在南方，属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桑蚕业、织锦业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地位，成为蜀锦、宋锦、云锦的发源地。手工织造的南京云锦就孕育在这块钟灵毓秀、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据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等地方志书记载：“秣陵之民善织，江南生产蚕丝。”这里所提的秣陵，指的就是现在南京一带。南京在明清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云锦织造业在南京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云锦是贵族的奢侈品，不仅专供皇家，也为江南的贵族、士大夫所喜爱。南京是明初的京师，永乐后的南都（留都），留有一套以六部为首的中央机构，留驻了不少高级官员和贵族。清代的南京则驻有统辖今天江苏、安徽、江西、上海的两江总督，南京遂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除总督外，江宁还驻有统辖江苏民政的江宁布政使、统辖江苏军事的江宁将军、江南提督等高级官员，尤以掌管云锦织造的江宁织造更为人瞩目。康熙南巡至南京，多以织造署为江宁行宫，以至今天南京百姓仍以“大行宫”称呼织造署旧址一带。这些居住南京的贵族、官员，他们的奢侈品是南京都城文化、贵族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