诰敕库缎诰敕是文武官员授封的圣旨，也是南京最大的官办织造机构南京内织染厂的一项重要工作，“凡文武百官应给诰敕，俱该内库印授监题行，本部(工部)转行南京内织染局，依品级制度如式成造”。诰敕式样皆有规定:诰用五色缎织成，正面织文“奉天诰命”，用于五品以上官员；敕用纯白提花绫织成，正面织文“奉天敕命”。字的左右两旁有升降龙纹盘绕，反面有织造年、月、日字样。浩敕每年的定额是1000道,但实际数目远超于此。如道光27年，竟达38870道。五色是指用五种色纬分缎织造，提花除头、尾的升降龙外，通匹织有云纹，经面显花如“亮花库缎组织”，所不同的是经纬不同色，又不像地花两色库锻是纬显花，虽然织物面分五个色缎，但所起的经线花铁色彩一致，和谓庄重，诰命圣旨是云锦中一种很特殊的织物。

《龙飞月份牌》也较别致。上层画双龙戏珠、“天子万年”和大清末代皇帝宣统年号；中画摄政王载沣手扶溥仪皇帝坐在御案前，阶下有十二名身穿清代朝服的满汉臣属分立左右；下画一个万年青花盆，又有文武官员立侍两边，旁刻楹对：“宣化文明一人至治；统行新政百姓同欢”。此图刻印两年后，清朝政府被推翻，从此再也未见复印新年号者。今原图已成为历史资料了。

韩湘子既为道家神仙，自然少不了关于他的道教传说。话说唐宪宗时，河南南阳的韩愈过七十一岁大寿，众多文武官员前来道贺。忽听门外一阵暄嚣，一个小道士直奔二堂而来。小道称自己是来为韩愈祝寿的，韩愈心中猜测此人可能是韩湘。但是觉得若是湘子为何不与自己相认？这时韩愈越发想念韩湘，黯然泪下。道童见状立即赔笑，且取出一花篮，放在桌案上。刹那间，从篮中出现一幅水墨画，韩愈不以为然。道童接着把画展开。只见一个弹琴的美人从画中走出，她在韩愈夫妇面前边弹边唱“小女来至众人前，贺声大人寿（比）南山。奉劝大人早向善，学道修炼益延年。”喜坏了韩愈夫妇和满堂文道童将画子献给韩愈，却只索要了寿酒回去。韩愈命人抬出十坛好酒，道童拿出一个三寸三大小的葫芦，将十坛酒全部装进去了。管家往葫芦里看，酒才到葫芦的半截，里面既有日月星光出现，海水汹涌，大浪淘天。蛟龙在水中遨游，猛虎卧在深潭，龟蛇在水上会面，还有五彩莲船。一只猿猴船头站，一匹白马船尾拴。慈航道人把舵掌，五百灵官在扯纤。韩愈看到这些，想把葫芦买下来。道童不卖，只给诚心修道之人，便劝韩愈归隐修行。韩愈想起韩湘弃家修道的事情顿时生气，赶走道童，这个时候，道童承认了自己是韩湘的身份，答应叔公既有困难便来相助，遂飞升而去。韩愈夫妇看到韩湘已成神仙，没来得及舒畅离別之情，唉声高叹，泪眼模糊。

明清是金银绣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的绣工皆是男子，技术工艺精于女红，清代潮州绣庄有二十多家，绣品出口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当时还有专门的洋行，将金银绣制品销往海外，规定的细则包括绣制的工时、所用材料、具体纹样、色彩、尺寸、绣工价格。有的绣庄自行设计图案绣制样品，供外商选择，有的按外商提供的图案或样品仿制|16]。在北京地区，丝织业开始兴旺，朝廷官方机构组织产生，设立集中刺绣劳作的“绣院”专门为宫廷贵族绣制服饰鞋帽、宗教佛像以及殿堂陈设装饰等，不但绣工精湛，并且在用料、纹样图式的选择上也非常讲究，根据文武官员的品级高低，明确规定官补上的图案内容，图案多数都用金银绣的技法，在技术针法上，御用的技师技艺高超，融合各类刺绣流派的技艺，以宫廷、皇家的审美规范宗旨做引导，形成了严谨规范、毫厘不苟的针法路数。宫廷的金银绣除了用金银线、丝线、绒线外，还与其他材质的绣线结合，有用孔雀毛捻缕作线，用马尾缠绒作线等。传说宫廷绣制在食后不得进行，怕口里浊气污了绣面，秋季也不得刺绣，怕手上的倒刺刮损绣面，绣制图案的金线需要一气呵成，中途不可断线，这需要预计非常精准，可见金银绣绣制的高要求，如图所示。

关于年画的由来，有几分神秘的色彩。年画类似于春联，都是起源于两汉时期的“门神”这个词汇，《荆梦岁时记》一书上记载，“正月一日，绘二神贴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到了唐代，有一本记载唐太宗事迹的史书《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说，“唐太宗曾经经常梦到鬼神而失眠严重，他的将领秦琼和尉迟就戎装打扮在夜晚站在太宗卧房两侧守夜站岗，结果太宗那晚就没有惊吓之梦了，太宗为了嘉奖两位将领的功劳，命令会工画的艺人把两个人腰带弓箭，手持玉斧的图像装裱起来，悬挂在宫掖的左右两侧，以压制鬼神，祈求福气。后世沿袭，遂为门神。”这门神就是最初的年画。那么年画又是怎样来到潍坊杨家埠的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被唐太宗御用绘画门神的工匠是一名太监，来自于杨家埠，这位画工回到自己的家乡后，全国各地的文武官员和有钱的商人都纷纷亲自拜访，想买他画的字画。但是由于需求太多但是人手有限，他便思索和寻找可以重复利用提高效率的方法，于是他就想到了刻板印刷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制作出租的印制门神，不仅可以满足官员商人的需求，就连普通的百姓也可以购买门神画像了。于是，木板年画在杨家埠开始扎根并发展兴盛了起来。但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

由明至清，因着政治力在本地的稳固发展，进入岷江上游的外地移民也愈来愈多。他们或是聚居城中的地方政府文武官员、商贾与工匠，或是深入山中垦荒的难民。他们通过各种媒介——文书、文物、建筑、口述——为本地带来许多汉文化与历史记忆。明代宣德年间，茂州城中初次有学校建立。后来虽有毁有迁，此官方学堂一直延续到清代。除了教育城中汉人子弟外，官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也是奉祭至圣先师孔子的场所——所谓“学必有庙”。学校与孔庙则是朝廷礼仪教化的标志。有了官学，自然也有生员学额。起初，学校生员皆是汉人。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也准“羌民”应试入学。

元、明、清三朝先后在南京设立过“以官领之，以授匠作”的中央性质的织造机构。元朝有“东织染局”、“西织染局”，明朝有“内织染局”、“神帛堂”、“供应机房”，清朝有“江宁织造局”。三朝织局生产了大量的丝织精品，它们主要用于御用、官用和赏赐等方面。后来，清代织局为北方少数民族上层提供的“应用俸缎”和官营的“贸易缎匹”需求量极大，大多数年份每年生产的匹料数都以千万计。高档云锦具体用于皇帝龙袍、皇后凤衣、霞披、嫔妃的丽装靓服、宫廷装饰及坐、褥、靠垫、枕被等富含艺术品位的实用品。一时间文武官员的章服补子等也离不开云锦。云锦有时还作为朝廷礼品，馈赠外国君主和使臣以及赏赐大臣和有功之人。御用云锦尤其是龙衣龙袍的制作要求十分苛刻，织局为尽善尽美完成织造任务，尽一切可能在工艺、技术、用料和艺术上力求精益求精，因此客观上对云锦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历代织局在用人模式上从元代严格的匠籍制发展为清代的买丝招匠制度，匠人获得了相对的人身自由，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这也是云锦品种多、产量高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