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李裕庵墓出土的刺绣裙带上就绣有梅花，花瓣是粘贴绸料再加以缀绣。辽金时期，当时女真族的女子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袭之”（《大金国志》）。那时的人们多以兽皮为衣，将破损处贴缝鹰、蛇、鹿等部族图腾，一为牢固二为美观，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刺绣技法——补绣。

满族民间刺绣的普及和刺绣技术的提高与汉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早在辽金时期，由于和宋朝的密切交往，特别是北宋灭亡后以徽、钦二帝为首的宋朝君臣及百工的迁入东北，刺绣技艺传入东北。满族先人女真人在不断学习中原汉族刺绣技术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刺绣工艺，形成了女真刺绣风格。这一技艺为后世女真所继承和发展。明末清初，满洲族在吸收汉族刺绣技艺的同时，也继承了女真人的刺绣传统，形成了满族民间刺绣。

除此，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强大的汉文化及汉族神话在民间的渗入与传播，使北方诸民族神话得以丰富、学习、发展。众所周知，从大量考古学中已经充分证实，在东北地区可以发掘到秦汉时代的墓葬。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汉代墓葬也很突出。这说明东北地区不单纯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故乡，在遥远的古代，广大的汉族同胞已经不断迁徙到辽东诸地，生息繁衍，与北方诸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开拓着漠北沃土。渤海以来汉文化的影响，便有史籍可考。渤海时期的渤海国是以汉唐文化为楷模而建立起来的“海东盛国”。辽金均学习汉制，佛教被广泛普及。金世宗强调要保持女真风俗，也证明汉文化影响的强大。

辽金乃至清初，北方满族先民女真部落，仍习惯头饰羽帽，披羽裘，编羽帐，铺羽席，更有“富者以雕翎盖屋”。女真少女身佩鸟颈骨镂花的管状五色串饰，铿锵悦耳，并为避邪灵物。据满族一些耆老回忆，宁安、吉林等地，民国期间满族结婚用野鸡彩翎，织出花样漂亮的披肩，有荞麦花型、豹花点型，夜猫眼型，格外好看。婚后珍藏起来，正月拜年或节日才肯穿上。有些满族新婚夫妇，拜过天地，坐完帐时娘家婆就要改梳新娘做姑娘时的两把髻头，梳成做新妇的一把抓髻，头上还要插羽花。羽花，便是用鸟羽织就的彩色斑斓、图案秀美的花饰，象征祥瑞。不少地方，新婚所用鸟羽多为天鹅绒毛。相传天鹅等水禽为巴那吉额姆（地母、亦管辖地水）的侍者。因此，在满族先民及北方一些民族中的灵禽崇拜，天鹅也是神鸟。赫哲族在萨满祭时必献飞鹅为供品，表示最为虔敬。

三、从我国有史可考，相当于我国周秦时期，对北方肃慎人活动的文献记载。一直到室韦、勿吉、靺鞨、渤海，下延到辽金时期，北方萨满教在北方诸民族中表现已由母系氏族宗教向父系氏族宗教过渡、发展，并成为原始父系社会的宗教。在萨满教神论中除保留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外，重要的变化是：至为神圣的父系祖先神的崇拜观念和崇拜仪式在整个氏族宗教神事活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满族，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和文化的少数民族。在保留与发展北方通古斯语族的文化、习俗和神话方面超过其他北方民族，有丰富灿烂的古文化遗存。这在近些年的萨满教文化的挖掘、整理、抢救、征集工作中都得到充分证明。所以如此，这是因为满族与东北地区其他诸兄弟民族相比历史悠久，又是当地土著民族。有史可考，满族先祖自古以来就生息、劳动、繁衍在祖国黑龙江、乌苏里江、牡丹江、松花江流域广大地区，素称白山黑水为满族故乡。其部落虽有很大变迁与流徙，但与其它兄弟民族相比，在文化传承上有着相对的一贯性和稳定性。特别是满族先民又属于中华民族中古老的成员，有史可查有三千余年历史，早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联系。近年来，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牡丹江流域镜泊湖畔的莺歌岭和在吉林省松花江两岸西团山、猴石山、长蛇山等地，发掘出来大量满族先世肃慎人开发这块沃土的文化遗址。可见满族历史古远、文化启蒙较早。金代，满族先世女真族中的一支又建立了强大的金王朝，将北方民族文化推上了新的高峰。故此，满族从辽金以至清代，文人辈出。民族的崛起，使民族宗教与文化得以保护与发展。

关玛法神话，是多民族神话相互浸染、杂揉而形成的最有典型性的神话。关羽，本为汉人。关于关羽的传说，汉魏以来，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理想化与神格化的正义浩天的典型人物。可以说，这在辽金之前便随着汉文化输入到东夷诸族。关羽形象也成为东北地区诸民族的理想人物和神格化人物。明末清初，《三国演义》成为满族先世女真族重要的历史教科书和军事书，关羽尤被敬崇。清代二百余年倍加诰封。关羽在满族等北方诸民族中不仅予以神化，而且成为口碑文学中的重要神话形象。于是，在满族及其先世女真诸部中，产生了独具一格的具有北方民族浓厚意识观念的关玛法神话，不但传流于民间，而且正式被满族奉入肃穆的萨满教祭堂之中，列为重要奉祀对象。关羽，被亲切地恭称“关玛法”。在满族长篇说部中，“关玛法传奇”占有重要一席。用满语讲述，边讲边唱，唱念相合，颇能吸引本民族老幼喜闻乐见。在满族中讲述的“关玛法故事”内容丰富，而且人物已被北方民族化，包括关玛法出世于东海、盗耶鲁里神马、与超哈占爷比武，吃穿用具及礼节等均为女真生活化。全故事不讲其“桃园结义”等段落，集中讲其出世、习武、拯世等情节，颇具北方民族的民族个性。关玛法，已经是满汉相揉、民族融合形的神话人物。

有史可考，满族等北方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古民族很早就有星辰崇拜的记载。《后汉书•卷85•东夷传》中云：高句丽的“好祠鬼神、社稷、零星”。辽金以后，各史籍中记载北方古民族习俗中崇仰穹宇星光异兆或以天鸟喻星神、卜吉凶例证甚多。近世北京白云观“顺星”祭礼，解放至今香火极为隆盛。我国北方已盛行七百馀年的“顺星”、“祭岁星”风俗，实际上兴于金代。金章宗母病祈祷元辰神得愈，便敕建丁卯瑞圣殿，中奉丁卯元辰神像。由此，遂有“顺星”节日。其实祭岁星，即祭太岁，可追溯到殷周时代。西汉时又根据岁星纪年，推算组成六十个年名，每年有一岁星值年。元代，“顺星”之俗更广。明代永乐时在北京敕建白云观，清初改元辰殿，民间称“顺星殿”。据《北平风俗类徵》中转引《水曹清暇录》云：“正月初八，俗传诸星下界……燃灯自祭，灯数以百零八为度，间亦用四十九盏，习以为常。”该书还转《京都风俗志》中云：“今于初八日祭本命星君，以糯米为面，裹糖果馅，谓之元宵为献，以其形肖星象也。自此亲友馈送，以元宵为新品，至残灯始上。”另据《燕京岁时记》中记述京畿祭星详状：“初八日，黄昏之后，以酒蘸油，燃灯一百零八盏，焚香而祀之，谓之顺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奥以至大门，燃于堂奥，谓之散灯花。又谓之散小人，亦辟除不祥之意也。”《春照采风志》中亦有类似记载：“顺星，初八日祭星，元宵上供，剪灯花纸拈成鸡爪样，蘸油置灯支碗中燃之，初供四十八盏，继之家下各人按值年之星盏数形式燃之，谓之顺星，然后再散置于门户井灶各处，谓之散灯花，或谓之散星，辟除不祥之意。”

所有玛音神体（神偶）在历史发展中，又逐渐分出有男女性别。据老萨满追忆，最早的神偶，只有人形，不分性别。从萨满神谕中可以看出，大约到了辽金以后，萨满教神偶男女性别都很清晰地区别出来了。一般女性神偶居多，多用尖型头顶（或称柳叶头）代表女性神祇；平型头顶（或称方头）代表男性神祇。亦有些神偶，用脖颈部围一块“▲”型符号，代表女性，象征女阴。男性则不围，或者以“—”线型代替，象征男阳。男女性别差异偶像的产生与增多，说明了氏族的生产发展，子嗣与生育等企望成为氏族部落的又一重要宗教内容。这些偶体的制作，也必须经过血润，才能被认为能孕生灵性，才能成为保护人丁兴旺、母婴康泰的保护神。而且。制作男女双对神偶，据《吴氏我射库祭谱》中介绍，多在初春时血取黄羊、雄鹿、雄犴、刺猬等，血取其皮，制作男女对偶神。上述动物传讲生殖能力最强最速，而且制成偶体用本动物血汁浸泡数日，其皮色血润殷红闪亮透明后，才裁制成皮，然后再缝制男女皮人。据传供祭此神，并兼吃这些动物的血糕，安胎壮子。满族等北方诸民族除萨满供祭此神外，一般家家都供祭血皮人数对，并于春秋两季狩猎麋鹿，制血糕、晒乾胎等，边当荼饮边祈祷生育吉顺如意。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原为萨满主宰的宗教偶像，逐渐变成氏族家祭中的崇拜物。不少神圣的偶像，走到了民间。

“堂子”一词，按满族众多姓氏所珍藏的谱册及萨满神谕中可以证实，系满语词汇，早在女真时期就通用了，系满语“Dangse”（档涩）演变而来。“档涩”译汉意为档子、档案。往昔凡满族各姓主持者总穆昆处专设有“恩都力包”（神堂）或“档涩包”（档子堂），做为恭放阖族谱牒及本氏族神祗神位、神谕、神器、祖神影像之所。所谓“神堂”，并不一定早期都是神祗楼舍。这与北方民族先民长期以游猎移居有关，神随人迁，宿营即设神位，便于携带。祖先神偶、影像或神册、神器等多放入桦皮匣、木匣、柳编匣、骨质匣、石或泥罐中，后来多放在长方形上抽盖的木匣内，俗称“神匣”。这是北方民族固有的习俗，满族诸姓皆然。因此，堂子一词，不能简单地按汉词字义理解，而要从满语译音的演化去探索。查史籍，堂子一词正式载用是乾隆十四年编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中，以前多用汉语词“庙”替代，改用“堂子”一词，恰当体现堂子祭祀内容与性质，可算贴切不过了，古代，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堂子祭祀内容也完全一致。过去，辽金以前均兴野祭，部落游猎就地而祭，当时出现女真火祭、树祭、天祭、水祭、海祭、星祭等诸习俗，后来部落定居，才安设堂祭总祀诸神。名姓堂祭被逐渐固定并传袭下来。可以说堂祭形式是随着满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社会生活与信仰崇拜中日趋完备起来的。明中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前，各部首领（满语称罕或达）所居之霍通（城）内均分别设有“堂涩”，或译曰“唐舍”、“档色”。而各部之“堂涩”，规模、构筑所用材料，不尽一致。有的大部落有“总堂涩”，各部分支地又有“分堂涩”，实际上这些都与爱新觉罗氏所建立的宫廷堂子，性质相似。如，据《两世罕王传》传讲，著名的扈伦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其首领万罕在明廷扶持下一时兵力雄威，曾有挟持诸部之势。时万罕母董尔吉妈妈八十寿，扈伦四部首领及建州左卫与右卫众首领率众先拜哈达部“侠倡唐舍”，为万罕母祈寿。“侠倡唐舍”，便是万罕族中“堂子”，建筑亦甚堂皇。又如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曾借兵于东海窝稽，其部酋引王杲先谒“堂涩”，后将女许字于杲。努尔哈赤起兵攻占哈达、朱舍里、长白山、辉发、叶赫、董鄂、乌拉、斐攸等部众，兵马先废该地“堂色”，“掠祖像神牒于贝勒马前”，等等，这些都说明“唐涩”、“唐舍”、“堂色”等称都是“堂子”的音转，即为各部的堂子，均系奉祀本部族世代崇祭的守护神祗和祖先神祗之圣洁吉地。

随着氏族的发展、壮大，氏族群体逐渐分化，迁移新地，另择新居，葬俗观念也便随之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古葬礼中便产生了火葬、树葬、天葬（鸟啄食、兽吞食、鱼群蚕食）等形式。辽金时期北方火葬在满族先世中比较盛行。火葬墓的葬具有石、木棺、瓮棺三种，其特点为形制较小，只装火化后的骨灰，不盛尸体。不论用何种葬具盛殓骨灰，均留有灵魂孔，即在墓具的陶罐、瓷罐、石罐、木匣、桦篓上面或底部要打孔，为亡者灵魂与气魄游通之路。火葬的产生是宗教与神话观念深化发展的产物。在原始初民时期灵魂观念还很简单朴素，后来逐渐产生邪恶与善良等观念，便认为宇宙中存在魔怪，尤其是氏族中突然有染疫而死的人，或幼年暴卒，便认为是恶魂与外邪作崇，导致氏族灾难，为祛灾异和厉鬼，便用火祭葬礼进行。火被视为最圣洁的吉祥物，经过火化尸体化为骨灰，便于氏族迁移携带运走，或永远与本氏族族众在一起，又经过火的洗礼除秽驱邪，骨灰中的灵魂才是纯正的氏族祖先魂魄，才能荫庇本氏族族人安宁。火化是喜葬，所以全族人都要会聚墓地，要有萨满致祭火化，“舁棺于郊野，置柴上，请师举火”，将骨灰收入净匣里，火葬很讲究柴火适宜，必烧至肉净骨白而碎为佳、选牙齿、掌骨、肋胸骨数粒收藏。

实物崇拜神祗：在北方诸民族崇拜最遥远的古代先人多为人兽结合或是以实物替代的祖先神：如满族不少姓氏在祖先神匣世代保留下来的鹰头女身祖先神偶、女头豹身的祖先神偶，或者是桦皮制成的女性生殖器柳形状祖先形象或石柱、陶柱状男性生殖器的祖先石祖与陶祖。还有的姓氏，因年湮日远，民族长期流徙融汇，祖先原来崇拜物不易寻找，将祖先最初生活址域具有特征性的生活实物保留某项并且能虔诚地传流数十代，将其视为祖像，予以膜拜。如满族徐姓原居黑龙江北岸支流黄河（苏联称为结雅河）后迁移至松花江流域，其姓在家祭中始终奠祭三块黄河的河卵石，以其视为祖先，家祭不衰，直至今日。其他几个民族也有相类似的实物，如一块石、一块皮革、一个木块、陶片、桦皮篓、草篓、兽毛、鸟羽、鱼骨、石针。还有的姓氏保留着祖先传世下来的石箭头，亦视为祖先神，供奉于神堂。也有些传说颇为有趣儿，如说鄂伦春族将达斡尔人的祖先请回家天天得用鲜肉供祭，说明两族间最早时代的源流崇拜是相近相亲的同一个氏族；在满族姓氏中也有两姓间过去曾经将对门另一个氏族女萨满神灵请回家供祭起来，后来这位女神就不走了，司掌两姓的福祸事。该姓在祀祭时既要祝祭和祈祷本姓萨满神灵护佑，又要祝祭这位请来的女神庇佑阖族安宁。这个传说也说明在远古氏族社会时代，这两个姓氏很可能也是同一氏族，随着氏族分化而成为同族不同姓，可以窥见氏族的演化与发展。有的民族供奉祖先灵骨。北方满族等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先民自古有土葬、火葬、风葬、鸟兽葬等风俗，其中以火葬、风葬最为普遍而年代古久、在宗教观念萌生之前灵魂观念不十分明显，人死后即做鸟兽弃，死后就弃之于野，后来，随着宗教观念和灵魂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对人死后的尸骨予以敬重，认为神骨可以藏魂。在萨满教观念中，风发自于气，气化是神行之本，风葬可以使灵魂飞腾于九天之上，亦可下降自己儿孙住宅之地，使祖先神灵不致受到束缚，而不能舒展神威；鸟兽葬，主要是在风葬基础上的接续古葬礼，尸体架于树上或筑立的木架木栅之上，尸体腐烂后，将尸体放于地下，有时用小土薄掩，但大部分体骼裸露、鹰鹫及小兽、乌鸦等啄食拖走，骨骼被分散各地。萨满教认为骨骼中藏着魂灵，这样祖先的魂魄便住居各地，驻守八方，荫庇自己儿孙承继生活着的土地四隅。后来，随社会的进步发展又觉祖先尸体撒于四野终感不忍，便多行火葬。萨满教亦承认为火是世界最圣洁的神物，凡经过火洗礼才为可以驱邪存正，永葆真魂，而骨骼经火化灰烬后唯有牙齿不易焚化，故萨满教认为人的骨髓真魂（永生魂）便常栖于其中。火葬后将先祖牙齿捡回，穿孔串在一起，挂于萨满脖颈上祈神，或藏储于神篓、神匣、神罐中，或放于屋帐后面树洞中，设神舍，或称“堂涩”，族人向其膜拜，便是对祖先灵魂的崇拜。祭祀，后期亦有风葬祭与火葬祭交混进行者，后来风葬多用于幼童；火葬多为成年男女。这种祖先崇拜属于近数百年来常见的崇拜形式，比神偶、实物等祖先崇拜要晚得多，但这些在北方诸少数民族中是较为普遍的。当然各族间也各有某种差异及俗礼，不尽一致。据我们收集的满族民间著名英雄传说《两世罕王传》中讲述，金代以来，东海女真人和久居松花江、阿什河流域的林中人，还常用水葬祖先的形式，将尸体投入海中河中，任水中冼涤，多数做法是将尸体用毛皮、苫房草等包裹好后，洒酒祭牺，萨满祈祝，尸体外面绑有石块、石偶及豕羊等，投入深水之中，沉石堕尸于河底海底，名曰海葬、水葬。萨满教亦认为水中是最安全的栖所，水界也是神栖的福地，可以保护水域的安宁。在金代《海陵王传奇》中曾讲海陵妃便是水葬阿什河，六月天天空骤降暴雪，河水结冻，海陵妃冻于冰中，金代作乱的贵宦们本想趁海陵在燕地时便焚毁其尸，但坚冰护住妃体，不能得手，等海陵赶回时见到妃子从冰中望去，如见活人，认为水与冰都可以藏魂，经百年不灭。所以萨满教魂魄观念中认为，长生魂在未得到理想栖身之所时，或长生魂要返到人间看望自己儿孙辈的生息情状时，多借水而驻、借水而游，借水而隐形。正因如此，满族等北方诸民族，辽金以来随着生活逐渐趋于定居，而兴起水祭、海祭，甚至殉人杀牺。萨满祭祖先神时常祈降水獭神、牛鱼神、龟神、水蟒神、海豹神、蜥蛙等类神祗，表演潜水竞技，佯称为祖先神灵显现或驱使诸神为儿孙驱邪。水祭与海祭冬夏皆可进行。至今在满族不少姓氏野神祭祀中有“钻冰崖”、“探海穴”、“水下摸针”等神技表演与故事传说，都认为是先辈祖先或先辈萨满神灵的神力作用。

回顾辽金时期北宋画家、传神待诏之北迁，到后来辽代的套色佛画、金代《稼穑图》和《四美图》的出现，以及辽金两朝门神门画题材，与宋年画题材、形象、构图上之相承关系，再比较南宋临安年画状况，可以看出北宋时兴起于中原开封一带的民间年画（门神、钟馗、灶神、纸马）艺术，随着宋室南迁而逐渐形成两大发展区域。其中，南方以浙江杭州为中心，逐渐向福建、广东、江苏沿海一带发展；北方则以金都平阳（临汾地区）为中心，并遥接晋北、燕京等刻印佛经、纸马胜地，向陕西、河北、山东等地逐渐铺展开来，使得民间年画跨越了民族统治区域范围，朝着普及全国方向推广。此外，自唐朝末年以来，已是我国西南雕版印刷中心的四川成都，因远离战乱的中原而未曾受到外地影响，后来独创出一种以门神为主的“绵竹年画”风格，历久不衰，且远向云、贵、康、藏高原地区发展。总之，自北宋形成的我国民间年画艺术，约在十三世纪后期，随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渐向全国发展，成为人们民俗生活中点缀年华不可缺少之物。

杨柳青年画的繁荣发达，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北京在辽金时代就是北方的刻印中心，又是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集中了大批画家，他们的绘画继承了宋朝院画的风格，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传统，这便使地处北京很近又兼水陆交通便捷的杨柳青独占地利人和之优势，这是杨柳青年画得以发展的特殊条件。

门神画为年画中最古老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前进，其人物形象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总是不断地丰富和变异。汉魏六朝时已从早期的怪神发展演变为武士将军形象，为后世武门神奠定了基础，一直到唐宋仍然得到延续。宋代文献中记载北宋宫廷岁末举行大傩驱邪时，傩队有门神角色，就由宫廷中的镇殿将军扮演，湖南常德北宋张顒墓出土的门神和传为南宋李嵩所作《岁朝图》中的门神也都是镇殿将军型的。考古发现辽金墓室中的门神也多是持斧或持剑的武士形象，大体不出将军类型的范围。宋人著作中称门神为“门丞户尉”，可见当时的门神己开始出现文武两种类型，武门神为将军型的户尉，还有一种文官形象的门丞，应是上元天官的形象，显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门神画除了辟邪外更加入了迓福的成分。宋代河南门神中的天官己开其端。

关于武强年画的兴起年代，因为缺少文献记载，目前还很难讲清。但它的产生绝非偶然，自有多方面的因素。有些片断零散的史料和传说，尚可作为探讨的依据。一则传说是明初该县杨齐居村人杨老公（太监）曾回乡在南关开设纸坊，供应人们新年贴对联的红纸，以后发展为刷印“五色纸”。又有传说谓武强的门神样子是宫里传出来的。按：明代永乐十八年始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因此，杨老公的纸坊开业最早不会超过14世纪中叶，“五色纸”可解释为木版套印年画。武强的门神式样从宫里传出未必可信，但早期受到京都门神式样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武强北距北京仅有249公里之遥，商旅往来颇为方便，北京在辽金时即有相当规模的雕版印刷，明代正阳门外有刻印通俗小说戏曲的书店，其插图非常精美，新年的节令画也在民间流行，因此不可忽视京都文化对武强的影响。武强境内有诸多水系通过，由漳河、滹沱河往东北可达静海和天津。武强年画与杨柳青镇的年画业联系颇为密切，武强有不少刻工去该地谋生，有的将画版、画样带回本县，武强人甚至把画店开到杨柳青南乡和天津市，彼此相互交流，对武强年画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另外影响武强的还有晋南年画的雕版印刷，明代初年有大批移民到武强，经营年画的范氏即从山西迁来。因此探讨武强年画的发展不可忽视晋南文化的影响。武强旧城建于五代后周，但在宋金以后屡毁于战乱和水患，明成化年间重加整修，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内有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和十数条小巷，商号设立于大街两旁，嘉靖年间建崇圣祠，修城府馆，清乾隆时又在县城建彰善坊，创书院，修养济院。此时武强属深州，其县城颇具一定规模，城门外称关，分东西南北四方位，大约也在此时，南关成为武强年画生产中心和主要集散地。从这些传说和零碎迹象中隐隐可见武强年画业发展的影子。全国一般的年画产地也大多兴于明代而盛于清朝中期。武强年画早期作品皆已湮没不存，志书对武强年画亦无记载，从民间年画整体的发展情况，结合武强县城及该县明初移民后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发展的历史思考，其年画业之兴起恐难超过明代。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发现更确切的史料。

辽金元均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组建的封建王朝。它们在与宋朝军事对峙的同时，不断汲取先进的汉文化，一方面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进程，同时对北方年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辽代产生了我国古代的套色印刷技术，《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南无释迦牟尼佛像》是为典型代表作品。金代接受汉文化较辽迟些，但要求颇为殷切，《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俗称《四美图》）在金代印刻的年画佳作中首屈一指。元代年画的显著特点是永恒的题材《耕织图》以及《四公子》画的普遍出现。

铁塔始建年代，无文字记载，据推测，当在南宋或辽金。塔的重修中还有一个惊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