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华印刷局于1925年创办，出版的年画品种多、题材广，业务蒸蒸日上。畅销的品种在娃娃画中有《天仙送子》、《莲生贵子》、《榴开百子》、《吉庆有余》等。戏出年画有《天河配》、《游船借伞》、《甘露寺》、《三娘教子》、《四郎探母》等。吉庆画有《瑞雪兆丰年》、《农家乐》等。迎合群众发财致富的有《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天官賜福》、《财神叫门》等。这些都是多年深受农村欢迎的题材。在1937年抗战以前，富华的机印年画年生产成品三千万张。连同天津各印刷局所生产的年画，最髙年总量达到七千万张。销路远至新疆，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地区。

首先，是向江南农村年画转型。产品大量向农村销售，题材更趋向世俗生活，为了大幅降低成本，单线套色印版的形式增多，制作粗糙，开张缩小，不再笔绘，色彩则是怡红快绿，富有乡土气息。但由于苏州文化底蕴深厚，不少作品本土特色和市民特征仍十分明显，善用桃红、粉绿等色彩，鲜艳明快而不失雅致，造型构图饶有装饰趣味，且不乏佳作，如“陈同盛”、“陈同兴”、“吴太元”、“吴锦增”等画店的《虎丘灯船胜景图》、《姑苏玄妙观》、《麒麟送子图》、《玉堂富贵•莲生贵子》、《五子夺魁•冠带传流》、《荡湖船》、《绣像水浒全图》、《红楼梦十二金钗》、《无底洞老鼠嫁女》以及许多戏曲、历史故事题材的年画。“王荣兴”是晚清时著名的年画店，主要作品有《张仙射天狗》、《刘海戏金蟾》、《花开富贵》、《十美踢球图》、《琵琶有情》以及不少时事题材年画。大约光绪以后，桃花坞年画作坊再无新年画创出，或以印刷传统画版维持生意，或翻刻上海小校场画稿迎合市场，甚至代销石印年画。所谓“申披”，即上海小校场年画的俗称，因为其横贴、竖贴的形式分别被称为“横披”、“竖披”；也有人认为“批”是“批发”的意思，因为此时上海小校场已成为江南年画的批发市场。顾公硕先生的《吴友如与桃花坞年画的“关系”》提及：“桃花坞木刻版片中，至今还保存着不少这种翻版年画。尤其是介绍当时上海风光的年画，几乎全是翻版。例如《苏州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图》就是一张翻刻的年画。原图是介绍清代吴淞的火车站风景，翻印以后，却莫名其妙的硬加‘苏州’二字。”因为民间普遍相信木版刻印的年画附有神灵，为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保留了一块狭小的市场，而在抗战期间有的画店又被日寇所毁，至解放前夕，苏州仅存三五家年画作坊，奄奄一息，勉强度日。

首先是向江南农村年画转型，产品大量向农村销售，题材更趋向世俗生活，为了大幅度降低成本，单线套色印版产品数量增多，制作粗糙，开张缩小，不再笔绘，色彩怡红快绿，富有乡土气息。但由于苏州文化底蕴深厚，不少作品本土特色和市民特征仍十分明显，色彩鲜艳明快而不失雅致，造型构图饶有装饰趣味，不乏佳作，如『陈同盛』、『陈同兴』、『吴太元』、『吴锦增』等画店的作品。『王荣兴』是晚清时著名的年画店，主要作品有《张仙射天狗》、《刘海戏金蟾》、《十美踢球图》、《琵琶有情》以及不少时事题材年画。大约到了光绪以后，桃花坞年画作坊再无新年画创出，或以印刷传统画版维持生意，或翻刻上海小校场画稿迎合市场，甚至代销石印年画。抗战时期有的画店又被日寇摧毁，解放前夕，苏州仅存三五家年画作坊，奄奄一息，勉强度日。

门画来源于门神，起源于汉代。最早为神荼、郁垒，传说中能治恶鬼的神；虽属神祗，但人们并不祭祀他，而把他悬贴在门上，用以镇宅、驱除妖邪鬼怪。门神历来多指钟馗、秦琼和尉迟恭。钟馗是传说中的人物，秦琼、尉迟恭则是唐初著名的武将，这三人都有一段令人遐想的传奇故事。抗日战争期间，革命的美术家利用民间贴门神的习俗，创作了一些现实题材的门画，如《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古元作，1943年）、《军民合作，抗战胜利》（彦涵作，1944年）、《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张仃作，1947年）等，天津人美社于1954年建社后,也出版了不少现实题材的门画，如《开花结果》及《合作丰收》（张凭作，1959年）、《和平幸福》（单应桂作，1959年）、《相互支援》（陈谷平作，1959年）、《新龙凤呈祥》（中央工艺美院集体创作，1960年）、《四喜庆丰收》（林曦明作，1960年）、《工农联盟》（徐云作，1961年)等，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年画中的门画虽也有些现实题材，但在出现了秦琼、尉迟恭的画像以后，农村的年画市场就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有的地方甚至呼喊着“有卖真门神的了”。许多乡镇集市形成抢购现象。这一对曾经给唐太宗把门驱鬼的武将成了年画市场的宠儿。相当多的出版社在年画选题中都大量印刷秦琼、尉迟恭的门画。同时又将燃灯道人和赵公明、孙膑和庞涓、萧何和韩信、吕布和周瑜、关羽和张飞、武松和周处、雷横和孙立、孟良和焦赞、岳飞和郑成功、梁红玉和穆桂英、杨文广和岳云等都列入门神榜上。画面中所有门神都是身着盔甲、手持重兵器，威风凛凛，有的门神还将眼珠瞪到眼眶外，致使有的读者反映：农村婴童见了骇怕。后来，又发展到把门神的“职责”改变，画中虽还是两员武将，但标题和背景已成为“恭喜发财”、“迎祥如意”、“大吉大利”、“福喜到家”、“瑞气盈门”等内容。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机印年画多改为制版、印刷技术均高一级的胶印。而内容仍多沿袭一些老的题材，但也有少数反映现实的。据1947年1月2日天津《新生晚报》载：市场上有售一种题为《中华民国抗战将领图》的年画，画面上画了许多国共两党军事人物，蒋介石坐在前排正中，中排中立者为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将领，国民党的将领则有陈诚、白崇禧等。这幅年画的出版时间当在1946年春节前国共重庆谈判期间。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巳经开始，也就不再会出现这种内容的年画了。

1938年至1949年建国前，是近代凤翔年画再次衰退期。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残酷统治，民不聊生，兵差劳役苛捐杂税使年画业难以维持，加之材料短缺，销路缩小，使一些画局相继停业倒闭，南北肖里村年画业只剩十几家，年产不到百万，所用材料改用包装纸、麻纸及矿物、植物颜料，画幅也缩小为八开、十开、十二开、十六开、刻印不讲质量均较粗糙，且多为神马一类，使得历史悠久的凤翔年画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当然，凤翔木版年画业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因为战乱及灾荒频繁发生，其发展道路坎坷不平、时起时落。凤翔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社会的动乱大多要涉及这里。每一次战乱，都会使年画业停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当地年画作坊多。为了降低成本，年画制作不惜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甚至缩小版样、减少套色和手工敷色等工序，群众称为“土三裁”。到了抗战时期，西北与外地隔绝，凤翔年画又恢复原来之盛况。新中国成立前期，凤翔匪患与军阀混战严重，木版年画一蹶不振，北小里和陈村镇的年画业基本停滞，南小里还有好多家在继续制作年画。至1950年，凤翔木版年画尚有690多种，分门画、十美画、风俗画、戏剧故事画、六神画、窗花画六大类，最盛时年产销量达600万张。

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解放区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群众美术活动主要是木刻和年画，而年画的发表，又多以木刻为主。抗战后期，解放军进入城市，年画才通过石印、胶印普及到了千家万户。

抗战期间，吴锦增的木版，被日寇所毁，而致倒闭。此后另外开张了朱荣记和朱瑞记两家新店，是解放前桃花坞年画事业的最后点缀。

1979年12月，为纪念郭钧同志逝世周年，天津美协、天津艺术博物馆及天津人美社共同主办郭钧遗作展览，展品中有他自抗战时期到建国后的木刻、素描、速写等作品114幅、年画3幅、连环画4种。1983年，由郭钧的夫人张希苓和他的公子郭予群编辑的《郭钧画集》由天津人美社出版。这是对把一腔热血浇灌了天津美术事业的郭钧同志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