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卅一年迎喜图》，是一幅财神聚集恭喜发财的喜庆图，墨、红、黄、蓝四色套版。图中画一聚宝盆，上有天龙腾云、空中吐宝，下有吉祥虎仰啸，并标注金山、银山，文武财神、利市仙官、和合二圣等围坐于摇钱树下。属历画，上端标题『大清乾隆卅一年迎喜图』和农历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以及『流郎诗』、『地亩经』。图右侧为『喜神方位』、『逐日人神所在不宜针灸』、『太岁神出游日』，左侧为『嫁娶周堂图』、『百忌日』、『太白游方避之吉』等。尚存《大清乾隆卅七年迎喜图》，画面完全一样，均为海外收藏。《清嘉录》卷一说：『城中玄妙观，尤为游人所争集，卖画张者，聚市于三清殿，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

门画来源于门神，起源于汉代。最早为神荼、郁垒，传说中能治恶鬼的神；虽属神祗，但人们并不祭祀他，而把他悬贴在门上，用以镇宅、驱除妖邪鬼怪。门神历来多指钟馗、秦琼和尉迟恭。钟馗是传说中的人物，秦琼、尉迟恭则是唐初著名的武将，这三人都有一段令人遐想的传奇故事。抗日战争期间，革命的美术家利用民间贴门神的习俗，创作了一些现实题材的门画，如《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古元作，1943年）、《军民合作，抗战胜利》（彦涵作，1944年）、《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张仃作，1947年）等，天津人美社于1954年建社后,也出版了不少现实题材的门画，如《开花结果》及《合作丰收》（张凭作，1959年）、《和平幸福》（单应桂作，1959年）、《相互支援》（陈谷平作，1959年）、《新龙凤呈祥》（中央工艺美院集体创作，1960年）、《四喜庆丰收》（林曦明作，1960年）、《工农联盟》（徐云作，1961年)等，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年画中的门画虽也有些现实题材，但在出现了秦琼、尉迟恭的画像以后，农村的年画市场就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有的地方甚至呼喊着“有卖真门神的了”。许多乡镇集市形成抢购现象。这一对曾经给唐太宗把门驱鬼的武将成了年画市场的宠儿。相当多的出版社在年画选题中都大量印刷秦琼、尉迟恭的门画。同时又将燃灯道人和赵公明、孙膑和庞涓、萧何和韩信、吕布和周瑜、关羽和张飞、武松和周处、雷横和孙立、孟良和焦赞、岳飞和郑成功、梁红玉和穆桂英、杨文广和岳云等都列入门神榜上。画面中所有门神都是身着盔甲、手持重兵器，威风凛凛，有的门神还将眼珠瞪到眼眶外，致使有的读者反映：农村婴童见了骇怕。后来，又发展到把门神的“职责”改变，画中虽还是两员武将，但标题和背景已成为“恭喜发财”、“迎祥如意”、“大吉大利”、“福喜到家”、“瑞气盈门”等内容。

旧时新正，路途相遇，互致道贺，即拱手频呼“见面发财”。那时过年用的吉语，如“大发财源”、“招财进宝”、“恭喜发财”、“财源茂盛”、“日进斗金”、“财高北斗”、“财运亨通”，等等，几乎全是“财”。尤以旧俗里大年初二有接“财神”之例，于是“财神”就成了这些“财”的形象体现。从表面看，这样汲汲于“财”，是不都成了“财迷”。其实这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心理活动的反映，无须认真对待。正月初二接财神，大户小户人家，跪拜如仪。然而心理上没有一点那种宗教式的绝对性的虔诚。他们并不把“财神”视为通灵神祗；而看做是个使人愉快的艺术形象。年画里的财神，就本着这种心理塑造的。即使是神祃，也是如此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