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内容构成了关于侗锦研究的主要方面，侗锦是侗族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工艺，相对于土家锦、黎锦、壮锦这些大家更为熟知的少数民族织锦类别，对侗锦的关注仍显不足。尤其是在当下新的环境中，侗锦织造技艺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不过，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等宏观的视角对这些传统技艺进行了研究，关注它们的当代性问题、创意重构问题、产业化运作的可能性、传承人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等等。如李砚祖的《物质与非物质：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的当代性与地域性——再谈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李昕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的可能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谈起》，刘晓春的《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高小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再思考》、《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祁庆富的《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刘魁立的《民间传统技艺的人性光辉》，赵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产性保护》，吕品田的《在生产中保护和发展——谈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廖明君、邱春林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变迁》，刘锡诚的《“非遗”产业化：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方李莉的《技艺传承与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宋俊华的《关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刘晓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徐艺乙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作用》，刘德龙的《坚守与变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几个关系》，朱以青的《基于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以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心》，段友文、刘禾奕的《传统技艺生产性方式保护模式的文化哲思》，胡惠林、王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康保成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改革、创新及其他》，陈勤建的《定位分层、核心传承、创意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若干思考》，李志雄的《创意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时代“非遗”保护的新模式》，宋俊华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几点思考》，田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孟繁玮、吕品田的《手工养民——吕品田谈“振兴传统工艺”》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特别是在探讨湖南通道侗锦的传承策略方面提供了更为宽阔的研究视角。

土家族织锦技艺是土家族传统的民间工艺，是土家人多年民族文化生活的产物，凝聚着土家族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其色彩艳丽的图案正是土家族民族特征与文化符号的记忆。与黎族织锦技艺的传承难度比较，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的传承难度系数相对较低。首先，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的传承工作开始较早，建立了相对更系统更专业的传承机制。其次，以龙山县为代表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已经较成规模。再次，土家族织锦技艺无论在湖南湖北省，都有相对统一和土家族标志性的图案纹样，源头集中于湖南洗车河流域。黎锦技艺的图案会依据方言区的不同各异，据了解就黎锦的筒裙纹样就可以分为纹样润方言、纹样哈方言、纹样杞方言、纹样赛方言、纹样美孚方言。土家族织锦在图案上没有这样的分类，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降低了土家族织锦传承的难度。虽然湘西土家族织锦己经有了很好的传承基础，但是依旧还存在很多问题：

如此规模的技术沟通和文化交融，使中国织锦成为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化大观园。传统织锦工艺分“宫廷织锦”和“少数民族织锦”，即均为丝织锦的“蜀锦”“宋锦”和“云锦”以及海南黎锦、云南傣锦、广西壮锦、湘西土家锦为代表的众多少数民族织锦。南方各民族沿袭至今的手工织锦已成为历史遗存的“活化石”，其中能代表中国织锦技术和艺术最高水平的三大名锦是蜀锦、宋锦、云锦；有蕴含着织锦最古老信息的少数民族四大名锦是黎锦、傣锦、壮锦、土家锦；有武陵地区的三锦是土家锦、苗锦、侗锦。

西水两岸,武陵巍巍，苍松翠柏,在绿树的掩映下一栋栋走马转角木楼时隐时现,还不时的传来一阵阵拍打木机的织造声，好一派“世外桃源”的情景。日夜奔腾东去的滔滔流水,带给人一种豪情壮志的自信,但同时也常常使人有几份“逝者如斯夫”的感叹。酉水河是湘西北土家民族的母亲河,是西水河孕育了湘西北的土家人民,名扬中外的民间工艺奇葩土家织锦就诞生于斯,发展于斯。笔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家人,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土家织锦就像古老的酉水河水，静静的流淌了1500多年后，起起落落，风风雨雨，走进了21世纪这个崭新的太平盛世,赶上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面复兴。2005年秋《土家族织锦》被确定为湖南“十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11月11日在酉水河畔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里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2005年年会暨土家织锦保护与开发研讨会”在这里召开。全国著名的服饰、织绣研究首席专家,清华大学77岁高龄的黄能馥教授来了，国家“民保”中心李珂副主任来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陈兴国副理事长也来了。云锦、蜀锦、杭锦的老大哥来了，壮锦、黎锦等兄弟姊妹都来了;此外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及织锦专业委员会的王宝林主任,故宫博物院以及众多大学的教授、学者，与湘西州的领导及本土专家齐聚一堂,大家走乡串寨，考察织锦，体验民风，献计献策，共同研讨土家织锦的保护与发展大计。

自秦汉以后，我国三大名锦相继形成，绚丽多姿的蜀锦、淡雅高贵的宋锦、雍容华美的云锦，争相斗妍且誉满中外。民族民间织锦与三大名锦渊远流长，作为“母体”基础的民间织锦，特别是少数民族织锦与三大名锦又一直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却又自始至终各自保持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点。土家锦、壮锦、黎锦、傣锦以其突出而鲜明的个性，亦被誉为中国民族民间四大名锦。民族民间织锦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力、亲和力和凝聚力，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织锦工艺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涵，在中华民族工艺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中国织锦，从汉代“丝绸之路”的通行开始，一直在不断演进中提升技艺、翻新花色、增多品类、扩展商务。正如黄能馥教授所言：中国历代丝绸织锦的“三大里程碑”是四川成都蜀锦，苏州宋锦和南京云锦。成都历史上有“锦官城”之称，城内的一条河亦称为“锦江”。蜀锦称得上是中国丝绸锦的“龙头老大”。宋代苏州织锦改变了唐代纬锦纹地均用斜纹的织法，将花纹组织与地纹组织区分的工艺组织加以改进，所生产的“重锦”成为明清年间宋锦中最贵重的织锦品种。南京云锦是中国封建时期丝织锦的“最后一块王牌”，也是明清皇家织品的重地，有着“江宁织造”的盛誉，其妆花挖织技艺已见手工织造技艺之极致。云锦在今天也成为古都南京的“名片”，南京因云锦也成为新时代中国民族织锦的“老大哥”。由此加上近百年兴盛于杭州的以“都锦生”织业为代表的现代电机织锦，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各民族织锦的壮锦、黎锦、傣锦、土家锦、侗锦、苗锦、瑶锦等民族织锦共同组成了当代中华民族大家庭织锦品类异彩纷呈的中华织锦格局。

第一章追溯了织锦源流。主要是从织锦原始之初，上古先民从结网到纺织的转折正是纺织史的发端，从考古论证“纺织”二字，反映纺织活动的两个阶段，从而探讨丝织品具有印染和锦绣的审美功能。追溯织锦的流变主要从发展轨迹、机具的演进和纹饰的历时性变化。根据古代原始丝织活动相对集中的地区，分别介绍了主流锦中的三大名锦：蜀锦、宋锦、云锦和少数民族锦中的四大名锦：黎锦、傣锦、壮锦和土家锦。这些介绍是使第四节重点介绍武陵地区的三锦之一——土家锦从宏观上有个历史定位。本章旨在表达对织锦的研究，须有广阔的视野和深远的目光。

几何纹是利用点、直线、平行线和方形以及菱形、三角形等组成的图案纹样，黎锦和壮锦中的几何纹多以抽象图案形式展现。在黎锦图案中被用作边衬并以菱形居多，壮锦中有圆形、多边形等图纹，包括以这些图纹为基本单位，经往复、重叠、交错处理后形成的各种形体。二者几何图形略有不同可能与壮锦通经断纬的织造工艺有关。

黎锦图案和壮锦图案在构图方面差别较大。虽然二者都有二方或四方连续纹样，但黎锦图案内在变化较大，内部的单元形纹样多以重复的手法反复编排，一般在纺织前就确定好一个方形框架、三角形框架或菱形框架，可以使每条织锦都成为不可代替的工艺品。壮锦则显得和黎锦不同，壮锦会以各种几何纹为底然后装饰常用的动植物图案，壮锦的图案有明显的浮雕感。

不同地区的黎族往往有着不尽相同的艺术追求，从而使不同地区的黎锦呈现出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五指山地区多用人物纹，以象征人丁兴旺。琼中一带多用鸟纹，以象征幸福。通什地区多用动物纹，以象征吉祥。高峰地区多用几何纹，以象征喜庆。这些黎锦构图巧妙，线条简练，富于生活气息。各地黎锦的用料和本色也有区别，如白沙的黎锦，以棉纱（白色）为底，再以红、青、黄、绿等色线织出各种图案。而乐东的黎锦则以白色丝线为底子，再织以绿、黑、红线，显出规定的图案。黎锦色调沉雅，常用作妇女的筒裙、头帕等。

黎锦和壮锦在题材种类上可谓种类繁多，有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还有反映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的图案。其中黎锦的蛙姿人形纹和壮锦的花卉、凤凰纹样地位尤为特殊。据统计海南黎锦共有5个方言系列，分别是哈方言、杞方言、润方言、赛方言、美孚方言，这些方言都有人形纹，它们在海南省的乐东、三亚、东方等市县很流行，已经发现的黎锦纹样共531种，最原始的纹样图案100余种，其中人形纹占很大的比例。不同方言的人形纹表现形式不同，人形纹样特点突出，形式丰富，变化多端，比如不同方言地区描绘的“大力神”纹就各有不同，有的双臂形状相异，有的双臂方向相异。在壮锦中虽然少见人形纹但壮族人民对花卉图腾和凤凰的信仰是黎族无法相比的，传说壮族人民的祖先是花婆，花婆掌握着人间生育，有“白花男，红花女”的民间传统习俗，婚礼上也都要送花，可见壮族妇女们对花卉的热爱是情有独钟的。

黎锦植物纹主要有木棉纹、泥嫩纹、稻谷纹、花生纹、米粒纹、龙骨纹、竹叶纹、以及藤、树木、青草纹等。常见的有木棉纹、花草纹等，而这是壮锦中少有的。由于黎族纺织的主要原料之一是木棉，是黎族妇女普遍应用的织锦纹样，这种纹样是以木棉树为图案，其中分别有根部、分枝，分枝下有钥匙纹（又称“任意花”），还有花和绿叶，具有根深叶茂和家庭美满幸福的象征意味。而流行于海南五指山地区的花草纹，多作为服饰图案，是以长柱形花纹为族系标志，整体上，纹饰与汉文的倒“巾”字形相近，上面存有野草和黎锦中常见的连续菱形纹样。壮锦常见的植物纹样有：稻穗纹、树纹、桂花纹、菊花纹、梅花纹、荷花纹、八角花纹等等，这些植物花卉纹不仅有具象的图案构成，还有抽象的图案。植物纹在黎锦和壮锦中都反映了一定的审美观念和信仰，但由于海南与广西的地区气候差异导致黎锦和壮锦植物种类不同，据不完全统计海南岛的自然植物就有4680种，因此有的花卉图案只有在海南才能看到。

黎锦和壮锦的动物纹样很丰富，黎锦中主要有龙凤纹、黄猄纹、水牛纹、水鹿纹、鱼虾纹、青蛙纹、乌鸦纹、鸽子纹、蜜蜂纹、蝴蝶纹、老鼠纹、猫纹等，其中，青蛙纹和龙纹最为常见，体现母爱和避邪功能的青蛙纹在黎锦里有100余种，历史上蛙纹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到简化的过程具有独特的黎族风格。此外，海南省的白沙、琼中一带最为流行的是龙纹，被视为普遍的黎锦图案，体现了龙被作为黎族人民最高贵、吉祥、幸福和美好的象征。壮锦中的动物纹最为常见的有：云雷纹、龙纹、鸟纹和凤纹。云雷纹在壮族地区非常常见，由于壮族生活在我国南方的热带地区，夏天气候湿热，树木生长茂盛，适于蛇类生长繁衍。居住于此的壮族先民对蛇产生崇敬心理，通过对蛇的崇拜企求获取蛇的生长繁衍能力。因此云雷纹就是他们在生活中对蛇的形状的抽象化，象征着繁衍生命。壮锦中的龙纹也很有名，原始时期壮族地区对龙崇拜，随着与汉族展开交往，各民族相互学习、融合，壮族也逐渐接受汉族对龙的图腾崇拜。鸟纹在壮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纹样。壮族先祖就曾奉鸟为祖先，鸟在人类文化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先民心中，一直与男性生殖器有密切的关系。另外，还有凤纹，凤也曾经是汉族人和古代楚国人的图腾之一，这也许和壮族文化中将凤奉为图腾有着某些关系。在岭南地区，凤凰的种类很多，凤在壮族地区就是鸡的形象，是身上有五彩花纹的野鸡加以变形和夸大的形象。凤的作用之一是能避邪驱瘟，避免妖魔怪兽来害人和牲畜。壮族人民把凤看成是“九天皇帝”，只在风调雨顺的年头才会来到人间，是世间的吉祥之物。

黎锦和壮锦的图案纹样大都取材于各自地区中的具体实物，经过加工提炼，以简略及变形的手法织成代表各自民族的锦，图案装饰丰富多彩，虽然抽象但意韵生动表达美好祝愿。织锦的妇女们需要根据发生在身边的自然现象进行创作，但由于海南和广西所处地区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所以黎锦和壮锦在图案纹样方面有很多相异的元素。笔者试着从图案表现的题材内容上区分黎锦和壮锦，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唯一的，会出现抽象和具象图形的交叉，通常以主体内容为准。

壮锦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少数民族锦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积极借鉴其他织锦，特别是黎锦、土家锦、苗锦等少数民族织锦技艺的同时，壮族人民依据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壮锦。传统的壮锦以棉、麻线作地经、地纬平纹交织，用于制作被面、褥面、背带心、背包、挂包、围裙等。壮锦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传统的壮锦纹饰主要有二龙戏珠、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二十多种。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壮锦纹饰又出现了极具广西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桂林山水”“民族大团结”等八十多种新图案。所以，壮锦纹饰的发展也在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纹饰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新纹饰。

黎锦和壮锦的纺织图案在构图、题材等方面不同，这可能与黎族和壮族受汉化的程度多寡有关，受汉化程度越深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就越多，民族的织锦技艺也随之改变。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秦始皇时期，灵渠修成之后，壮族与中央王朝交流密切，社会和交通发展迅速，到了明清时期，壮锦已经成为壮族进贡中央王朝的贡品。壮族人口众多，民族包容性很强，受汉化程度较深，所以壮锦的图案纹样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看到有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子。同时壮锦又把自己民族的图案与汉族传统图案相结合，编织出属于自己文化的特色织锦作品。而这时黎锦的赛方言地区在服饰上受汉族影响，其它方言尤其是居住在海南岛中心地带的‘生黎’本民族性保持的较为完整，受汉化程度比壮族少。还有可能与二者的地域性差异有关，据地质学家研究早在7000年前，地球板块移动使海南岛与广东雷州半岛隔开，海南岛的地理位置与广西地区隔海相望，两地的植物种植种类不同，因此，在黎锦和壮锦中会出现不同的植物类型。综上，对二者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黎锦和壮锦的独特价值；有助于推进中国少数民族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

关于研究少数民族织锦图案的文章，以黎锦、壮锦、侗锦居多，而专门研究傣族织锦的文章少之又少。关于云南傣族织锦图案，国外学术界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论著目前尚未见到，国内进行傣族织锦图案研究的专注目前也尚无，其它论著中涉及傣族织锦图案或专门谈及傣族织锦图案的文章也相对较少。由王懿之，杨世光编著的《贝叶文化论》中由朱宝田编写的《傣锦初探》一文中从云南棉花的种植及加工延伸到傣锦的工艺技术，在文中将傣族的织锦图案与傣族特有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特点相结合。为我们展示了傣族织锦图案中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由段建华编写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民间染织》，对云南几种特有的少数民族织锦都分门别类的作了介绍，并提供了很多图片资料，但是在傣族织锦图案方面，只作了简单的分类，还不够深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应梁编写的《傣族史》都从傣族的历史渊源、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庭伦理道德、天文历法、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教育医药、建筑名胜、手工艺等方面对傣族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但是在其傣族织锦方面，仍不作为主要内容；王晓丹在《傣族妇女的服饰文化与变迁发展》文中是以服饰来探讨傣族文化形态和文化特质，并粗略介绍了傣族的织锦在服饰中的运用；在黄饮康编著的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织绣印染》从工艺美术的一个侧面，以刺绣、织锦、染缬三大品类为切入点，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织锦及刺绣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作了探讨，对西南少数民族织锦也作了部分的介绍。2007年第一期的《云南社会科学》上由岩峰发表的《热带丛林的古代文明——论云南傣族的象文化》中具体分析了傣族织锦中动物图案，并与傣族的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相结合剖析了图案的内涵。另外，由钟茂兰，范朴编著的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美术》，1985年李昆声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方元编著的《西双版纳风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田自秉和吴淑生编著的《中国染织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陈力编著的《云南民族包》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都粗略介绍了傣族织锦。1986由方国瑜编著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以及，1999年由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云南人民出版杜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之一至之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至三）及《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中国傣族史料辑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都从历史的层面介绍了傣族织锦及其图案的发展，由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室编著的《云南少数民族织绣纹样》中对傣锦在内的几种云南少数民族织锦分别做了介绍，并根据纹样的表现对象对云南少数民族纹样进行分类和总结，其中对傣族一些特有纹样也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和提炼，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在《传扬生活妙韵的技巧——云南民族工艺》、《云南民族服饰》（画册）《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选》（画册）等一些画册图集中偶尔记录傣织锦图案。因此，目前还没有一本以傣族织锦图案的艺术为主体研究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