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华容道》取材于《三国演义》小说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故事，也是《三国演义》中的重点篇章。赤壁战前，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败走华容，且夜观天象，曹操不当身亡，考虑到曹操与关羽有恩，于是派了关羽把守华容道，留个人情给关羽做。曹操果然由乌林向华容道败退，并在途中三次大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没有在险要处暗设伏兵。然而，一笑笑出赵子龙，多亏徐晃、张郃二人双敌赵云，才使曹操得以逃脱；二笑笑出张翼德，张辽、徐晃二位将士抵挡张飞，两边军马混战一团，使得曹操再次脱险；三笑非同小可，笑出了关云长，且又在有夫当关之险的华容狭路上，加之曹军几经打击，八十三万大军，只剩得三百余骑。曹军几乎已经无力再战，无奈，曹操只得亲自哀求关羽，关羽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了曹操当日的许多恩义，与后来的五关斩将之事，甚有不忍之心。又加之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于是释放了曹操，使曹操得以回到江陵。

此外，这次出土的褐地矩纹锦，锦面上盖有朱印，宽1.9、残长2.3—2.9厘米，锦的边缘镶的黄色绢上有墨书“女五氏”字样，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在湖南长沙及湖北江陵等地虽然出土了不少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但上面盖有朱印及墨书题字的还是首次，它是研究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

在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丝织遗物。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出土了纺织工具骨匕以及两块麻织残片。长沙左家塘战国墓发掘出了大量三色丝织物，纹饰丰富，诸如褐地几何填花燕纹、褐地红黄巨纹、褐地双色方格纹、棕地红黄菱花纹、红地暗花对龙对凤纹等。湖北江陵战国墓发现大批丝织物，品种较为齐全，纹饰主要为几何纹与动物纹相结合，即在菱形纹、S形纹、六边形纹等几何纹中饰以麒麟、龙凤等动物纹。此外，荆门包山楚墓、荆州马山一号墓等战国墓也出土了丝织物。这些丝织物几乎囊括了整个战国时期的所有类型，如绢、缣、纱、罗、绮、锦、组带、绦等。绢是以生丝（主要是蚕丝）为纬线，采用平纹或平纹变化组织的麦青色的丝织物，其质地挺括、坚韧，可用于书画和制作扇面；缣是并丝平纹织物，织制难度较大，是丝织物中较为高贵的一种；纱是有孔的平纹丝织物，是所有丝织物中用丝线最少的一种，它轻薄、疏朗、透性好，是制作夏衣的理想面料；罗是采用条形绞经组织的有孔丝织物，其织造工艺要比纱复杂得多，织造时，纬丝保持平直，相邻的经丝交替纠绞形成椒形孔眼；绮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物，也可以指素织后染色或彩色相间的丝织物；锦是经线提花的多彩丝织物，为平纹经二重或三重组织，以彩色丝线直接织制而成，纹饰多样，色彩绚丽，是丝织物中最贵重的一种；组带是有经无纬，只用经线呈一定角度左右交叉相互编织而成的丝织物；绦是用丝线编织成的花边或扁平的带子。

中国雕版印刷，套印技术，两宋时期即已出现。套印本，始见于元代。元惠宗至元六年，江陵资福寺刊刻的《金刚经注解》，有朱墨两色套印的附图。入明以后，随着印刷事业的发展，木版套印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至明末已套有五色之多，错落迭印，有如“饾饤”，因而亦名“饾版”；印制品是相当精美的。明末安徽胡正言所刊《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便可概见当时套印技术的水平。与此同时，南北各地的民间木版年画也相继发展起来。北方著名的杨柳青年画，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直至清末，出现了石版印刷，木版套印才逐渐衰落，以后又为现代的胶版印刷所代替。

如在挑花中“连年有余”的大鲤鱼，轮廓中充填“吉庆”二字加上象征“吉庆”的图案纹样，又如运用蟠桃蝙蝠组成“福寿双全”，并在桃子内蝙蝠的肚子和翅膀上都分列填充一组花纹，安排得极其细致耐看。团花中的方团式或椭圆式凤穿牡丹枝连图案，可说充满永久的青春活力。继承了中华民库民间较古朴的图案模式，有以秦汉铜镜上的纹样格局，有的则与我省有着优良传统的楚文化有关，如团花上的夔龙夔凤的形态，与商周时青铜器上的纹样又有渊源关系，更有甚者，与江陵郢都发掘二千多年前楚墓中出土的黑漆器上朱绘团花图案的组织法亦相类似。这是从历史纵向看它的传承关系，但更多的是同其他民间美术，民间艺术在内涵上是相一致的，有它的欣赏习惯、美学原则，与其他的民风民俗、道德风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据黄梅蔡山考古发现，明代嘉靖四十一年的墓中妇女头上就搭了“福寿双桃”挑花头巾，这就可旁证挑花艺术在当地历数百年而不衰。因其材料不同，而施展技法有别。由于它是按照坯布的经纬线来挑绣的形象，所以在纹样变化上更加提炼概括强调神情，扩大效果，给人们的感觉不但有民间味同时有现代感。如果运用得好与人们现代生活相协调，其艺术表现十分健康活泼，充分体现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精湛的艺术创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楚文化是凤文化的摇篮，楚人以凤为图腾，故而在楚地出土的漆器、丝织品等器具中，以凤为主题的形象到处可见。在湖北当阳金家山45号楚墓中出土的铜戈尊，腰部两侧铸有错金变形凤鸟纹。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丝织刺绣衣物中多绣龙凤花纹。2000年2月，江陵天星观2号墓出土“羽人凤鸟”进一步证实了楚人是何等虔诚地崇尚凤，楚人与凤融合一体。在楚国的文学作品中，仅《楚辞》中“凤”先后出现了24次之多。（据姜亮夫《楚辞通故》统计）《离骚》则有“凤凰冀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等诗句，足见当时楚人对凤何等钟爱。这源于楚人所栖居的自然环境，秀丽的景色让楚人处处感受到自然现象的变换形态，其间氤氲的云气、回转的水波及各类动植物艳丽的色彩，繁富的纹饰使楚人不断受到美的启示；另一方面在于楚人狂放、浪漫的习性。凤纹饰与文藻华丽、精彩绝伦的楚辞同出一辙，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其既有狂放率直的情致美，又有明丽鲜艳的色彩美。楚凤纹样表现手法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设计的先河，这一艺术创作思想至今仍深深影响着黄梅挑花。

其次，为统率当地驻军，还设立了都督府，有潭州中都督府、桂州中都督府、黔州都督府等。唐大历时还在辰州（治今湖南沅陵县）、溪州（治今湖南永顺县南）、锦州（治今湖南麻阳县西南）等设立团练守促观察使。安史之乱后又设节度使，即名军。以都督统领军事。潭州有钦化军，澧州有贞武军，江陵有永安军。这些州兵和边兵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当地少数民族特别是莫徭进行军事镇压和控制。

商旅也开始发展起来。南北朝时的瑶族先民所居之巴陵（今湖南岳阳市）、江陵（今湖北江陵市）两地作为商埠，商旅往来罗列不绝：“巴陵三江口，芦获齐如麻，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南齐书》载：“建康民汤天获商行入（雍州）蛮。”《南齐书》载：荆州刺史侯子响“令内人私作棉袍降袄，欲饷蛮交易器仗”。说明瑶族先民与汉民族的商品交换已经出现。

黄梅挑花图案与楚凤纹饰的表现形式也存在着内在关联。黄梅挑花在处理凤纹时也格外大胆自由，或写实，或抽象，或夸张，或变形，或象征，这与楚人对理想与愿望化身的凤鸟纹饰表现形式如出一辙，如黄梅挑花团花图案上的夔龙夔凤的形态，与我们在楚国青铜镜背面所见秀美的夔凤图案惊人地相似；更重要的是，在黄梅县蔡山发掘出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墓葬中女尸头上搭有“福寿双桃”方巾，其图案中的夔龙夔凤组织方法与江陵纪南城发掘出土的楚墓中黑漆器上朱绘团花图案的组织方法亦十分相似。据考证，早在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楚国工人，已擅长在黑漆上用朱绘团式图案，作三凤或双凤翻飞，艺术表现十分健康活泼。在黄梅挑花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些凤的形象豪放不羁，有的如行云流水，有的似春蚕吐丝。还有的凤尾相连，穿云衔花，蔚为大观，它们在对称中求变化，疏密有致，画面均衡丰富、饱满热闹、生动活泼，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人们引向无限的想象中。这不是偶然巧合，只有充满着浪漫情思的楚人才有如此高蹈远引，把独到的艺术灵感表现到极致。因而，我们不难推断黄梅挑花与楚文化有着莫大的渊源。

用战争征服荆蛮是残酷的，从而削弱了荆蛮的势力，阻碍了荆蛮的社会发展，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荆蛮文化的交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凤”、“戈”，以及“凤鸟”的族名徽记。考古界认为：这是中原民族南迁的证明。这些民族的南迁，必须将中原文化带到荆蛮地区来。湖南江陵万城的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鼎、尊、壘等铜器中，有几样有“北子”字样。考古界认为：这组北子铜器，可能与西周前期征伐荆蛮有关。总之，北南战争的碰撞，北方民族的南迁，不仅促进了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且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南方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楚民族进入今湖北江汉平原西北，漳、沮二水上游的荆山地区，并以荆山为自己的创业中心。《左传·昭王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宣公十二年》：“训之以若、癦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了楚文王时，楚民族强大起来，遂将其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湖北长江中游的江陵地区。《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牡预注：“国都于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楚人初到江汉平原和漳沮二水上游荆山时，这里曾居住着“蛮”族，即荆蛮之后，此蛮族包含有今瑶族先民。这些蛮族对楚民族的到来极为不满，从而引发与楚民族的斗争。“蛮与罗子共败楚师”。但终因“蛮”族发展缓慢，经济实力不雄厚，无力与楚民族抗衡，部分只好往鄂西大山区，甚至陕西、河南南部迁徙，以避楚。部分则只好接受楚的统治。《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郡蛮从楚子盟”，杜预注：“蛮见楚国强故”。《后汉书·南蛮传》：“楚师既振，（蛮）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春秋战国后期，由于楚与其他国家的长期争战，以及一些社会原因，楚的势力日衰，包括瑶族先民在内的“蛮”逐渐有了活跃的机会，他们向北、向东、向东南迁徙扩张，势力也逐渐强大起来，“蛮”散居于楚境的长江南北。《后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实指今洞庭湖沿岸的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读史方舆纪要》引孔颖达曰：“九嶷即苍梧山也。”苍梧，实指今九嶷山及五岭南北地区，包括今湖南的宁远、蓝山、江华、临武，广西的桂林、全州以及广东的韶关、连州、连山等地。《国语·楚语》载：楚共王时（公元前590—前560年），“抚征南海，训及诸夏。”韦昭注：“南海群蛮也。”顾铁符先生认为“南海”就是江南。《东周列国志》：齐桓公要伐齐，问管仲，管仲曰：“楚称王南海，地大兵强。”齐桓公率师伐楚，快到时，管仲与楚大夫有一段对话：“屈光曰：‘……齐在北海，楚近于南海……’管仲答曰：‘楚国南海目无周……’。”毫无疑问“南海”是指楚之南，亦今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江西、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地区，以及整个湖南省，即楚国的黔中郡及周围地区。

历来封建王朝对农民的起义，都是采取以剿为主，以抚为辅的办法，对莫徭的反抗斗争也如此。除残酷镇压外，为减轻封建朝廷的负担和笼络民心，还采取招诱和给莫徭首领封官加爵的办法。如，武后时，始安（今广西桂林市）莫徭反，“裴怀古抚之”。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但是王国良犹豫未决，最后由湖南观察使曹王皋招诱。元和六年（811年），辰、溆蛮张伯靖起义，封建朝廷本欲调集大批兵勇进行剿杀，宰相李吉甫独主招降。伯靖率家属诣江陵，被授右威卫翊中郎将、归州司马、委荆南军前驱使。显然这是一种“以蛮夷治蛮夷”的办法。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武陵峒蛮雷满聚众千人，袭朗州、衡州等地，后被封建朝廷招降，并命其为澧、朗节度使等。

两晋从公元265年至公元420年，这一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民族迁徙最频繁的年代。瑶族先民蛮这一时期深受动乱之苦，不仅分布在大江南北，而且从山区走向平原。“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俱之。在江淮间，依托险阻，部落兹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今安徽寿县境内），北接汝颖（今河南汝、颖二水流域）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于晋之末，稍为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今河南嵩县北）以南，布满山谷，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河南洛阳）萧条，略为丘圩矣。”虽然蛮不完全是瑶族先民，但包括瑶族先民。常球在《华阳国志·巴志》中云：“巴东郡东接建来（今巫山），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多为奴、夷、蜒之蛮民。”又《巴郡》亦载：“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蜒之蛮民”。这里的“奴蛮”应是瑶族的先民。古奴字读又，又与由、尤同读作you，读音相同，奴蛮民亦尤人、由人、瑶人。可见江北有瑶族先民。晋干宝《晋纪》云：“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居五溪之内”。所以，《晋书·杜预传》载：“旧水道，唯涵，汉达江陵数百里，北无道路。又巴丘湖，沅，湘之玄，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

162年11月，冯绲大破武陵蛮，先是武陵蛮攻打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弃城逃走。朝廷命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率万大军前往镇压，借公卿以下俸禄以助军粮，大举进攻武陵蛮，杀4000余人，10万蛮人投降，武陵蛮被击败。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冬，十月，武陵蛮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奔走。”“尚书朱穆举右校令山阳度尚为荆州刺史。辛丑，以太常冯绳为车骑将军，率兵十余万讨武陵蛮……十一月，绳到长沙，贼闻之，悉诣营乞降。进击武陵蛮夷，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这是武陵蛮继建武二十四年的反抗斗争后又一次较大的斗争。汉王朝与以往不同，采取先抚后杀的政策，致使武陵蛮受骗上当被斩杀四千余级，降者十余万人。这是血的教训。

前面已述，晋时长江南北都有瑶族先民。居住在长江北岸的有奴、沔中蛮、山蛮、沮、漳蛮。这些蛮族在中原大乱、饥疫不断情境下，部分被融合于其他民族，大部分被逼至“荆河”，后又迁至沮、漳流域，统称为沮、漳蛮。漂洋过海的瑶族先民很可能就是沮、漳蛮的一部分。其理由是：第一，《宋书·州郡志》卷三载武宁郡“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桓玄以沮、漳降蛮主。”《资治通鉴·晋纪》亦载：“桓玄通过武力平荆、雍州，晋王朝乃诏加桓玄管都荆司、雍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进都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为巩固其统治，“移沮、漳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第二，瑶族先民漂洋过“海”请的船工是疍民。《盘王大歌·放猎狗》唱到：“船成了，疍家师傅来试船，又请大哥（疍家）来指点，踏上船头船自行。……船下水，又请疍家岀来撑。……管家使船不用桨，不用竹篙船自行。”疍家即蜒人。《赤雅》卷上：“蜒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浮家泛宅，或住水浒，或住水栏，捕鱼而食……能辨水色，知龙所在。”瑶族先民长期住在深山菁林之中刀耕火种，不习水性，更不会造船、撑船，漂洋过海谈何容易，因此他们请了习水性、会撑船的蜒家大哥帮忙。这说明瑶族先民与蜒家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的建立正是晋时瑶族先民与蜒人杂居的结果。史称“蛮蜒”或“夷蜒”。《南齐书·周郡志下》：晋“桓温平蜀，治江陵，以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径裁通，南通巴巫，东南出州治，道带蛮疍，田土肥美，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

2.用武力镇压盘瓠蛮。盘瓠蛮在西汉时势力还不甚强大，因此其反抗斗争还不甚激烈。东汉时，由于“徭赋过重，蛮不堪命”，从而不断地起来反抗汉封建王朝。而汉王朝对盘瓠蛮的反抗，虽然也有怀柔的一面，但主要是武力镇压。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地区的盘瓠蛮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抗汉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东汉王朝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南郡、长沙、武陵等郡兵万余人前往讨伐，溯沅水入武溪击之。由于刘尚轻敌深入，盘瓠蛮乘虚进攻，刘尚全军悉没。次年盘瓠蛮又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境内），汉王朝又遣老将马援，率十一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征五溪。并于建武二十五年（49年），将武陵地区盘瓠蛮镇压下去。桓帝延熹五年（162年），武陵地区的盘瓠蛮六千余人攻江陵，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皆逃走，“荆南皆没”。东汉王朝派车骑将军冯绳率兵十余万讨之，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延熹五年（162年），长沙、零陵郡盘瓠蛮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入桂阳、苍梧、南海、交趾。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而逃，二郡皆没。汉王朝募兵讨之，不能克。后派度尚募集蛮夷进击，大破之，降者数万人。这是一次“以夷制夷”的典型事例。然而，不管汉王朝采取多么残酷的镇压手段，具有光荣传统的盘瓠蛮的反汉斗争在整个汉代都未止息，而是此伏彼起，斗争不断。

与此帛画相类似的有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绣罗单衣上，所绣一凤斗二龙一虎纹样。凤主宰着整个画面，它作腾跃状，很凶猛，二龙被击而逃遁，风还以翅击虎腰，虎仰首张口作哀号状。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战国时的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虎座飞凤，是一只昂首展翅英气勃勃的凤，立在一只瞠目伏地的虎上。显示了凤征服了虎。吴人、越人崇蛇，巴人奉虎，楚人尊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