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古代称为“蜀”或“蜀国”，即以养蚕兴盛著称。五千年前，轩辕黄帝的正妃、我国蚕桑丝绸的始祖——嫘祖，诞生在古蜀西陵氏部落（今四川盐亭县），嫘祖开创的蚕丝文明和丝绸产业，首先在川蜀地区得以推广和发展，古蜀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是嫘祖轩辕的直系子孙。《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他继承嫘祖开创的祖业，常着青衣四出巡行郊野，教民养蚕，对推动川蜀桑蚕丝绸的蓬勃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蚕”成为古蜀氏族和古蜀国的图腾和保护神。

秦汉时期，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62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的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东汉朝廷奖励农桑，蜀锦继续发展，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要刘备帮助他抵抗汉中张鲁，曾送给刘备大量粮食、战马和锦、缯、絮、帛；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益州，打开刘璋仓库，发现丝织品库存很大，一次就赏给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等人各1000匹蜀锦。东汉末年，诸葛武侯为完成统一大业，极力提倡蚕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推仰锦耳”，由此蜀汉丝绸生产又得到很大发展。

秦汉时期，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62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的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东汉朝廷奖励农桑，蜀锦继续发展，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要刘备帮助他抵抗汉中张鲁，曾送给刘备大量粮食、战马和锦、缯、絮、帛；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益州，打开刘璋仓库，发现丝织品库存很大，一次就赏给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等人各1000匹蜀锦。东汉末年，诸葛武侯为完成统一大业，极力提倡蚕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推仰锦耳”，由此蜀汉丝绸生产又得到很大发展。

秦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据《史记》记载，秦汉时代，四川得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经过漂练后的蜀锦纹理分明，色彩鲜艳。据樵周《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濯锦之江曰“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锦官居住的地方称“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此时生产的蜀锦在图案和配色上有一定的局限，采用“彩条起彩，经线显花”方法生产的蜀锦，称为经锦。由于蜀锦织造技艺得以推广和提高，开始使用脚踏织机和提花机。在丝织品的漂染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成都因此以织造精巧、色彩艳丽的蜀锦而名扬天下。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锦缎纹样形式繁多，内容吉祥喜气，融儒、道、释的思想精华，显示了织锦技艺的高超水平，时人认为中国之锦“成都独称妙”。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两部织机中，左边一部结构比较简单，看来是素织机，织工正在丢梭织造。右边一部结构比较复杂，是斜织机。主要部分是一架木制的机台，有四根机脚，前脚稍长，下有两根踏木。机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斜置在机台上，背后立有一根撑柱，机架的顶端安置卷经的圆形木轴——“滕子”；机架的下端，也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木轴，即缠裹丝织物的“怀辊”，但被织工身体遮住。机架中部两立颊上各安“立叉子”一个，“马头”向外伸，一根豁丝木贯穿在两者之间，其作用一是分经，一是作为“马头”的中轴。马头前端，用绳悬挂综絖，织工脚踏踏木，牵动马头一俯一仰，带动综絖，操纵经线沉浮。织工右手扬起，左手执舟形的梭子织造。这种织机，是汉代常见的普通织机，它可以织造一般的平纹和带有简单图案花纹的丝织物。这幅织机图的出土，从考古发现上证明四川从秦汉以来历来是我国古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丝织中心。同时，还进一步证明，在汉代，锦江之滨的成都，已经是四川丝织生产比较普遍、比较集中的地区了。

秦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据《史记》记载，秦汉时代，四川得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经过漂练后的蜀锦纹理分明，色彩鲜艳。据樵周《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濯锦之江曰“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锦官居住的地方称“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此时生产的蜀锦在图案和配色上有一定的局限，采用“彩条起彩，经线显花”方法生产的蜀锦，称为经锦。由于蜀锦织造技艺得以推广和提高，开始使用脚踏织机和提花机。在丝织品的漂染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成都因此以织造精巧、色彩艳丽的蜀锦而名扬天下。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锦缎纹样形式繁多，内容吉祥喜气，融儒、道、释的思想精华，显示了织锦技艺的高超水平，时人认为中国之锦“成都独称妙”。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两部织机中，左边一部结构比较简单，看来是素织机，织工正在丢梭织造。右边一部结构比较复杂，是斜织机。主要部分是一架木制的机台，有四根机脚，前脚稍长，下有两根踏木。机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斜置在机台上，背后立有一根撑柱，机架的顶端安置卷经的圆形木轴——“滕子”；机架的下端，也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木轴，即缠裹丝织物的“怀辊”，但被织工身体遮住。机架中部两立颊上各安“立叉子”一个，“马头”向外伸，一根豁丝木贯穿在两者之间，其作用一是分经，一是作为“马头”的中轴。马头前端，用绳悬挂综絖，织工脚踏踏木，牵动马头一俯一仰，带动综絖，操纵经线沉浮。织工右手扬起，左手执舟形的梭子织造。这种织机，是汉代常见的普通织机，它可以织造一般的平纹和带有简单图案花纹的丝织物。这幅织机图的出土，从考古发现上证明四川从秦汉以来历来是我国古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丝织中心。同时，还进一步证明，在汉代，锦江之滨的成都，已经是四川丝织生产比较普遍、比较集中的地区了。

绵竹，因其“地滨绵水，多竹，故名”（《华阳国志•蜀志》）。据史籍记载，绵竹古为蜀山氏地，西周时为蚕丛国的附庸邑，秦时隶蜀郡。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建县，辖今绵竹和德阳两地。东汉中平五年（188年）刘焉领益州，将州治迁于绵竹。公元194年，因绵竹城火灾，刘焉才将州治迁往成都。绵竹在三国两晋时期先后改名为“阳泉”、“晋熙”、“孝水”。至隋大业二年（606年），复名绵竹。此后，县名再无更改。1949年12月27日，绵竹县人民政府建立，隶川西行署绵阳专区。1983年，改属德阳市。1995年初，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撤县设绵竹市。

绵竹属于四川盆地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这里常年气候温润，植被繁茂，水源充沛，自然资源丰富。据《华阳国志》载：“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绵竹）与雒（广汉）多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其产量堪称全川之冠。它表明早在农耕文化为主的汉代，绵竹已在四川居于显著的地位。故而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为益州牧时便选中绵竹作为州的治所（即益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清朝诗人李锡命写了一首《咏绵竹》的诗：“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真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以“小成都”来赞誉绵竹百姓殷实、商业发达的繁盛景象。

古老的绵水（绵远河）即沱江之源，发源于绵竹西北紫岩山（今九顶山），出汉旺群山入平原后，分数股形成成都平原北端的一个扇形冲积面——绵竹平坝区。这片区域被东晋著名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称为：“是以蜀川人称郫、敏为膏腴，绵、洛为浸沃也。”

四川先民早已发明了驯养家蚕和抽丝编絹之术，而四川的气候、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发展栽桑养蚕。据《华阳国志》记载，成都“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因成都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合农桑，为以后的养蚕、治丝茧、织绢锦创造了条件。随着栽桑养蚕业的兴旺，这个时期的丝织技艺已现雏形，为以后出现的“帛”提供了基本条件。早期帛的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已无法考证。但应说明的是，制作帛必须具有相应的生产工具与技术——即早期简单的织造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织造技艺才能一步步发展成型。据史料记载，锦最早见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才频繁出现。据《史记》一书记载，春秋战国时四川织造的布、帛，远销秦国和各诸侯国。是谁发明了早期的织造技艺和锦，既无史料记载也无民间传说。帛的出现说明织造技艺和蜀锦起源较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了规模。从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织锦看，由于有了四川蚕桑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丝织业从栽桑、养蚕、抽丝、织帛到精练染色和织锦，早期蜀锦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在这个时期已初步成型，它们同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各朝各代织锦机构和织锦工匠们的努力承继和不断积累，织造技艺不断创新，织造机具不断改良，专业化分工不断强化，并促使四川成为中华大地最早、最发达的蚕桑丝绸生产基地。四川亦是当时世界上丝织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四川先民早已发明了驯养家蚕和抽丝编絹之术，而四川的气候、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发展栽桑养蚕。据《华阳国志》记载，成都“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因成都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合农桑，为以后的养蚕、治丝茧、织绢锦创造了条件。随着栽桑养蚕业的兴旺，这个时期的丝织技艺已现雏形，为以后出现的“帛”提供了基本条件。早期帛的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已无法考证。但应说明的是，制作帛必须具有相应的生产工具与技术——即早期简单的织造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织造技艺才能一步步发展成型。据史料记载，锦最早见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才频繁出现。据《史记》一书记载，春秋战国时四川织造的布、帛，远销秦国和各诸侯国。是谁发明了早期的织造技艺和锦，既无史料记载也无民间传说。帛的出现说明织造技艺和蜀锦起源较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了规模。从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织锦看，由于有了四川蚕桑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丝织业从栽桑、养蚕、抽丝、织帛到精练染色和织锦，早期蜀锦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在这个时期已初步成型，它们同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各朝各代织锦机构和织锦工匠们的努力承继和不断积累，织造技艺不断创新，织造机具不断改良，专业化分工不断强化，并促使四川成为中华大地最早、最发达的蚕桑丝绸生产基地。四川亦是当时世界上丝织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

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一块刻有阴线条纹的残铜片。此铜片边缘刻连续的三角形齿纹和穿有小圆孔，内侧饰太阳纹。中间有一骑马控缰的急驰者，此人头蓄高髻，高鼻大眼，身披毡，跣足，酷似近代大、小凉山及滇东北一带彝族男子形象。1965年，昭通后海子发现一座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69年）的壁画墓。墓室为“覆斗形”，四壁均有壁画。此壁正中绘墓主坐像，其侧及下方绘侍从、奴婢及执旌旗、仪杖者。东壁绘执幡者及骑猎者各一队。西壁共绘人物四列，上列为持环首铁刀者，下列为骑士，皆汉服；中间两列均披毡，头蓄细发长髻，装束与今滇东北及大、小凉山彝族男子相似。据墓内铭记，墓主姓霍字承嗣，祖籍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县），曾任交、宁二州刺史，越雋、建宁、兴古3郡太守等，很明显是“南中大姓”霍戈、霍在、霍彪一族无疑。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大中姓”多有“夷汉部曲”，其中之“夷”，大概就是这些彝族形象的人。

巴蜀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四川西部峨江上游，居住着以从事养蚕、抽丝为主要职业的氏族，古有“以事为氏”，氏族为“蚕丛”，“蚕丛氏”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为以后巴蜀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孕育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可知距今4000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从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时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不同材质的纺轮，揭开商代蜀地就拥有纺制不同规格的丝线及织造、刺绣的能力。

四川（蜀地）很早就有栽桑养蚕的历史，随着桑蚕业的逐步发展，丝织业也开始起步，可以织造丝织品“帛”。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推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可见四川的丝织业历史是多么悠久。从丝织品帛的织造，说明早期的蜀锦织造技艺已现雏形。之后，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距今三千多年青铜大立人像，其衣冠服饰之华丽、图案文采之丰富，令人赞叹惊讶。上面整幅的大型龙纹、异兽纹以及方格纹等众多精美复杂的纹饰，是四川高度发达的丝绸文明和丝织技艺的具体表现。出土发现的商代石器、陶器、青铜器、纺轮，揭开了商代蜀地拥有制作不同规格的丝线及刺绣的能力。可见，蜀锦织造技艺开始起步。

四川（蜀地）很早就有栽桑养蚕的历史，随着桑蚕业的逐步发展，丝织业也开始起步，可以织造丝织品“帛”。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推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可见四川的丝织业历史是多么悠久。从丝织品帛的织造，说明早期的蜀锦织造技艺已现雏形。之后，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距今三千多年青铜大立人像，其衣冠服饰之华丽、图案文采之丰富，令人赞叹惊讶。上面整幅的大型龙纹、异兽纹以及方格纹等众多精美复杂的纹饰，是四川高度发达的丝绸文明和丝织技艺的具体表现。出土发现的商代石器、陶器、青铜器、纺轮，揭开了商代蜀地拥有制作不同规格的丝线及刺绣的能力。可见，蜀锦织造技艺开始起步。

我国是蚕丝的故乡，蚕丝产地很早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绢帛很早就成为人们衣服原料之一。但是多彩显花的织锦产地，却屈指可数。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看，湖南长沙曾发现过战国织锦；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发现大批战国丝织物，其中也包括织锦。据文献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以张仪、司马错等伐蜀，在统一巴蜀后，即于当地置锦官（参见《华阳国志•蜀志》）。说明在此以前，蜀地已有相当规模的织锦业。上述长沙、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可能即是蜀地所产。

我国是蚕丝的故乡，蚕丝产地很早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绢帛很早就成为人们衣服原料之一。但是多彩显花的织锦产地，却屈指可数。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看，湖南长沙曾发现过战国织锦；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发现大批战国丝织物，其中也包括织锦。据文献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以张仪、司马错等伐蜀，在统一巴蜀后，即于当地置锦官（参见《华阳国志•蜀志》）。说明在此以前，蜀地已有相当规模的织锦业。上述长沙、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可能即是蜀地所产。

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古代称为“蜀”或“蜀国”，即以养蚕兴盛著称。五千年前，轩辕黄帝的正妃、我国蚕桑丝绸的始祖——嫘祖，诞生在古蜀西陵氏部落（今四川盐亭县），嫘祖开创的蚕丝文明和丝绸产业，首先在川蜀地区得以推广和发展，古蜀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是嫘祖轩辕的直系子孙。《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他继承嫘祖开创的祖业，常着青衣四出巡行郊野，教民养蚕，对推动川蜀桑蚕丝绸的蓬勃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蚕”成为古蜀氏族和古蜀国的图腾和保护神。

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古代称为“蜀”或“蜀国”，即以养蚕兴盛著称。五千年前，轩辕黄帝的正妃、我国蚕桑丝绸的始祖——嫘祖，诞生在古蜀西陵氏部落（今四川盐亭县），嫘祖开创的蚕丝文明和丝绸产业，首先在川蜀地区得以推广和发展，古蜀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是嫘祖轩辕的直系子孙。《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他继承嫘祖开创的祖业，常着青衣四出巡行郊野，教民养蚕，对推动川蜀桑蚕丝绸的蓬勃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蚕”成为古蜀氏族和古蜀国的图腾和保护神。

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蜀国的布、帛已被商人贩运到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新都阳（今陕西临潼县）等主要城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准备伐楚，与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大夫、中尉田真黄进言道：“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然后，司马错率领浩浩荡荡的秦军踏破剑门关，征服了巴蜀。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在成都构筑大城后，在大城西侧筑少城，在大城的城南夷里桥南岸筑“锦官城”，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设“锦官”收税和监督管理。据《华阳国志》和《水经注》记载：“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濯锦鲜明，命曰锦里。”当时，蜀地锦类生产已成为一项重要产业，蜀锦织造技艺逐步得到完善，产量也获得显著提高。

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蜀国的布、帛已被商人贩运到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新都阳（今陕西临潼县）等主要城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准备伐楚，与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大夫、中尉田真黄进言道：“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然后，司马错率领浩浩荡荡的秦军踏破剑门关，征服了巴蜀。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在成都构筑大城后，在大城西侧筑少城，在大城的城南夷里桥南岸筑“锦官城”，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设“锦官”收税和监督管理。据《华阳国志》和《水经注》记载：“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濯锦鲜明，命曰锦里。”当时，蜀地锦类生产已成为一项重要产业，蜀锦织造技艺逐步得到完善，产量也获得显著提高。

秦汉时期，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62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的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东汉朝廷奖励农桑，蜀锦继续发展，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要刘备帮助他抵抗汉中张鲁，曾送给刘备大量粮食、战马和锦、缯、絮、帛；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益州，打开刘璋仓库，发现丝织品库存很大，一次就赏给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等人各1000匹蜀锦。东汉末年，诸葛武侯为完成统一大业，极力提倡蚕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推仰锦耳”，由此蜀汉丝绸生产又得到很大发展。

秦汉时期，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62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的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东汉朝廷奖励农桑，蜀锦继续发展，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要刘备帮助他抵抗汉中张鲁，曾送给刘备大量粮食、战马和锦、缯、絮、帛；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益州，打开刘璋仓库，发现丝织品库存很大，一次就赏给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等人各1000匹蜀锦。东汉末年，诸葛武侯为完成统一大业，极力提倡蚕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推仰锦耳”，由此蜀汉丝绸生产又得到很大发展。

秦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据《史记》记载，秦汉时代，四川得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经过漂练后的蜀锦纹理分明，色彩鲜艳。据樵周《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濯锦之江曰“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锦官居住的地方称“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此时生产的蜀锦在图案和配色上有一定的局限，采用“彩条起彩，经线显花”方法生产的蜀锦，称为经锦。由于蜀锦织造技艺得以推广和提高，开始使用脚踏织机和提花机。在丝织品的漂染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成都因此以织造精巧、色彩艳丽的蜀锦而名扬天下。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锦缎纹样形式繁多，内容吉祥喜气，融儒、道、释的思想精华，显示了织锦技艺的高超水平，时人认为中国之锦“成都独称妙”。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两部织机中，左边一部结构比较简单，看来是素织机，织工正在丢梭织造。右边一部结构比较复杂，是斜织机。主要部分是一架木制的机台，有四根机脚，前脚稍长，下有两根踏木。机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斜置在机台上，背后立有一根撑柱，机架的顶端安置卷经的圆形木轴——“滕子”；机架的下端，也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木轴，即缠裹丝织物的“怀辊”，但被织工身体遮住。机架中部两立颊上各安“立叉子”一个，“马头”向外伸，一根豁丝木贯穿在两者之间，其作用一是分经，一是作为“马头”的中轴。马头前端，用绳悬挂综絖，织工脚踏踏木，牵动马头一俯一仰，带动综絖，操纵经线沉浮。织工右手扬起，左手执舟形的梭子织造。这种织机，是汉代常见的普通织机，它可以织造一般的平纹和带有简单图案花纹的丝织物。这幅织机图的出土，从考古发现上证明四川从秦汉以来历来是我国古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丝织中心。同时，还进一步证明，在汉代，锦江之滨的成都，已经是四川丝织生产比较普遍、比较集中的地区了。

秦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据《史记》记载，秦汉时代，四川得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经过漂练后的蜀锦纹理分明，色彩鲜艳。据樵周《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濯锦之江曰“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锦官居住的地方称“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此时生产的蜀锦在图案和配色上有一定的局限，采用“彩条起彩，经线显花”方法生产的蜀锦，称为经锦。由于蜀锦织造技艺得以推广和提高，开始使用脚踏织机和提花机。在丝织品的漂染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成都因此以织造精巧、色彩艳丽的蜀锦而名扬天下。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锦缎纹样形式繁多，内容吉祥喜气，融儒、道、释的思想精华，显示了织锦技艺的高超水平，时人认为中国之锦“成都独称妙”。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两部织机中，左边一部结构比较简单，看来是素织机，织工正在丢梭织造。右边一部结构比较复杂，是斜织机。主要部分是一架木制的机台，有四根机脚，前脚稍长，下有两根踏木。机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斜置在机台上，背后立有一根撑柱，机架的顶端安置卷经的圆形木轴——“滕子”；机架的下端，也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木轴，即缠裹丝织物的“怀辊”，但被织工身体遮住。机架中部两立颊上各安“立叉子”一个，“马头”向外伸，一根豁丝木贯穿在两者之间，其作用一是分经，一是作为“马头”的中轴。马头前端，用绳悬挂综絖，织工脚踏踏木，牵动马头一俯一仰，带动综絖，操纵经线沉浮。织工右手扬起，左手执舟形的梭子织造。这种织机，是汉代常见的普通织机，它可以织造一般的平纹和带有简单图案花纹的丝织物。这幅织机图的出土，从考古发现上证明四川从秦汉以来历来是我国古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丝织中心。同时，还进一步证明，在汉代，锦江之滨的成都，已经是四川丝织生产比较普遍、比较集中的地区了。

四川先民早已发明了驯养家蚕和抽丝编絹之术，而四川的气候、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发展栽桑养蚕。据《华阳国志》记载，成都“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因成都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合农桑，为以后的养蚕、治丝茧、织绢锦创造了条件。随着栽桑养蚕业的兴旺，这个时期的丝织技艺已现雏形，为以后出现的“帛”提供了基本条件。早期帛的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已无法考证。但应说明的是，制作帛必须具有相应的生产工具与技术——即早期简单的织造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织造技艺才能一步步发展成型。据史料记载，锦最早见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才频繁出现。据《史记》一书记载，春秋战国时四川织造的布、帛，远销秦国和各诸侯国。是谁发明了早期的织造技艺和锦，既无史料记载也无民间传说。帛的出现说明织造技艺和蜀锦起源较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了规模。从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织锦看，由于有了四川蚕桑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丝织业从栽桑、养蚕、抽丝、织帛到精练染色和织锦，早期蜀锦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在这个时期已初步成型，它们同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各朝各代织锦机构和织锦工匠们的努力承继和不断积累，织造技艺不断创新，织造机具不断改良，专业化分工不断强化，并促使四川成为中华大地最早、最发达的蚕桑丝绸生产基地。四川亦是当时世界上丝织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四川先民早已发明了驯养家蚕和抽丝编絹之术，而四川的气候、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发展栽桑养蚕。据《华阳国志》记载，成都“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因成都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合农桑，为以后的养蚕、治丝茧、织绢锦创造了条件。随着栽桑养蚕业的兴旺，这个时期的丝织技艺已现雏形，为以后出现的“帛”提供了基本条件。早期帛的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已无法考证。但应说明的是，制作帛必须具有相应的生产工具与技术——即早期简单的织造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织造技艺才能一步步发展成型。据史料记载，锦最早见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才频繁出现。据《史记》一书记载，春秋战国时四川织造的布、帛，远销秦国和各诸侯国。是谁发明了早期的织造技艺和锦，既无史料记载也无民间传说。帛的出现说明织造技艺和蜀锦起源较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了规模。从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织锦看，由于有了四川蚕桑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丝织业从栽桑、养蚕、抽丝、织帛到精练染色和织锦，早期蜀锦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在这个时期已初步成型，它们同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各朝各代织锦机构和织锦工匠们的努力承继和不断积累，织造技艺不断创新，织造机具不断改良，专业化分工不断强化，并促使四川成为中华大地最早、最发达的蚕桑丝绸生产基地。四川亦是当时世界上丝织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

巴蜀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四川西部峨江上游，居住着以从事养蚕、抽丝为主要职业的氏族，古有“以事为氏”，氏族为“蚕丛”，“蚕丛氏”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为以后巴蜀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孕育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可知距今4000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从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时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不同材质的纺轮，揭开商代蜀地就拥有纺制不同规格的丝线及织造、刺绣的能力。

巴蜀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四川西部峨江上游，居住着以从事养蚕、抽丝为主要职业的氏族，古有“以事为氏”，氏族为“蚕丛”，“蚕丛氏”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为以后巴蜀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孕育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可知距今4000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从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时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不同材质的纺轮，揭开商代蜀地就拥有纺制不同规格的丝线及织造、刺绣的能力。

四川（蜀地）很早就有栽桑养蚕的历史，随着桑蚕业的逐步发展，丝织业也开始起步，可以织造丝织品“帛”。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推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可见四川的丝织业历史是多么悠久。从丝织品帛的织造，说明早期的蜀锦织造技艺已现雏形。之后，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距今三千多年青铜大立人像，其衣冠服饰之华丽、图案文采之丰富，令人赞叹惊讶。上面整幅的大型龙纹、异兽纹以及方格纹等众多精美复杂的纹饰，是四川高度发达的丝绸文明和丝织技艺的具体表现。出土发现的商代石器、陶器、青铜器、纺轮，揭开了商代蜀地拥有制作不同规格的丝线及刺绣的能力。可见，蜀锦织造技艺开始起步。

四川（蜀地）很早就有栽桑养蚕的历史，随着桑蚕业的逐步发展，丝织业也开始起步，可以织造丝织品“帛”。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推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可见四川的丝织业历史是多么悠久。从丝织品帛的织造，说明早期的蜀锦织造技艺已现雏形。之后，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距今三千多年青铜大立人像，其衣冠服饰之华丽、图案文采之丰富，令人赞叹惊讶。上面整幅的大型龙纹、异兽纹以及方格纹等众多精美复杂的纹饰，是四川高度发达的丝绸文明和丝织技艺的具体表现。出土发现的商代石器、陶器、青铜器、纺轮，揭开了商代蜀地拥有制作不同规格的丝线及刺绣的能力。可见，蜀锦织造技艺开始起步。

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蜀国的布、帛已被商人贩运到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新都阳（今陕西临潼县）等主要城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准备伐楚，与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大夫、中尉田真黄进言道：“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然后，司马错率领浩浩荡荡的秦军踏破剑门关，征服了巴蜀。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在成都构筑大城后，在大城西侧筑少城，在大城的城南夷里桥南岸筑“锦官城”，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设“锦官”收税和监督管理。据《华阳国志》和《水经注》记载：“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濯锦鲜明，命曰锦里。”当时，蜀地锦类生产已成为一项重要产业，蜀锦织造技艺逐步得到完善，产量也获得显著提高。

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蜀国的布、帛已被商人贩运到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新都阳（今陕西临潼县）等主要城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准备伐楚，与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大夫、中尉田真黄进言道：“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然后，司马错率领浩浩荡荡的秦军踏破剑门关，征服了巴蜀。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在成都构筑大城后，在大城西侧筑少城，在大城的城南夷里桥南岸筑“锦官城”，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设“锦官”收税和监督管理。据《华阳国志》和《水经注》记载：“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濯锦鲜明，命曰锦里。”当时，蜀地锦类生产已成为一项重要产业，蜀锦织造技艺逐步得到完善，产量也获得显著提高。

土家织锦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中并不多，就汉文典籍文献记载来看，较早见于《华阳国志•巴志》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以及《大明一统志》这几部典籍。本章主要陈述与传统织锦“西兰卡普”有关史料和诗词文献的相关记载，以及多版本的“西兰卡普”传说故事，然后，分六个阶段从历史层面追溯作为文化遗产的土家织锦的生产状况。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距今四千年前的夏代已出现“玉帛”（丝织品）。秦汉统治时期的武陵郡、巴郡的“蛮夷”，都实行贡赋制度，交纳“布”。“布”即为色彩斑斓的布匹，是少数民族纳赋绣织品的统称。东汉应劭《风俗通》载：“盘瓠”（苗族远祖）子孙，“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赤髀横裙，盘瓠子孙”。稍后，范晔《后汉书•南蛮传》载：“盘瓠之后”，“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衣裳斑烂。”以上史书所载的苗族人民习俗，是指苗族妇女喜欢有颜色的斑布和有图纹的花裙，能用植物染料染布织绣，这花纹就是现今通称的苗绣。

西路有人称为缅甸道，系由大理出发，经永昌循盈江（南底河）行，经干崖以达今缅甸境内的八莫，此即元、明、清以来所遵循的商道。《新唐书.地理志》载贾耽所记此道甚详。汉代以前巴蜀与印度阿萨姆地区的交通，多取此道。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昌郡共有20万户、189万多人，户口数在东汉105个郡国中位居第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有“蚕桑、棉绢、采帛、文绣”，“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续以为布……俗名曰桐华布。……然后服之即卖与人”。由上述记载看来，永昌郡地区能织棉布、羊毛布、丝绸和苎麻布，而且纺织者就是永昌郡的鸠僚和哀牢等少数民族。纺织品自用或供出卖，表明生产的数量不会太少。人们的纺织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幅宽可达5尺，洁白不受污，并可织出“纹绣”、“绫锦”等花纹复杂的布匹品种。有的还以动植物类原料加以染色，这些都证明了永昌郡的纺织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及缅甸道对地处永昌郡，即今德宏、宝山地区傣族纺织业的深远影响。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据学者研究，土家族是以巴人为主体，在融合了其他许多族类以后形成的一个人们共同体。因此，探讨土家族的织锦至迟要从巴人时代开始。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可见，4000多年的夏代，巴蜀地区的纺织业就有了较高水平，帛就成为进贡的物品。西周时，中原地区纺织业有了专门的分工，《诗·小雅巷伯》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毛传》说：“贝锦，锦文也。”当时织锦是人们喜爱的奢侈品。这时巴人的纺织业也有了发展。《华阳国志·巴志》记道：“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紵、……皆纳贡之。”巴人在其居住的地方种桑、养蚕、织布，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古代巴人是土家先民之一，“賨人”是古代巴国的一个部族。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八蛮是巴国八个古部族的合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儴、夷、蜒之蛮。”所以，史学家为区别于巴人而称“賨人”为“广义的巴人”，也有“巴賨”之称。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土家先民的织造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6年左右。《华阳国志•巴志》中有关夏禹王会盟各方诸侯时的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可见当时巴和蜀的首领都去了，并敬献了丝织品“帛”。在当时，蜀的织造水平相当不错，“蜀”即蚕的象形字，很早“蚕丛氏”就以野蚕抽丝织帛。而巴竟敢与蜀一同献帛，说明巴在当时的织造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又记：“武王即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紵……皆纳贡之。”可见这时期，一部分土家先民的织造已摆脱了原始的初级形态，即古籍中所记载的凭“手经指挂”以完成“纴织之功”的类似编织方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史书《华阳国志·巴志》有夏禹王会盟各方诸侯的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与焉。”又记：“武王即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柠……皆纳贡之”。

古代“賨人”是古代巴国的一个部族，本不是巴人，只是地属巴国。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八蛮是巴国八个古部族的合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儴、夷、蜒之蛮”。所以，史学家为区别于巴人而称“賨人”为“广义的巴人”，也有“巴賨”之称。图2-1为龙山县苗儿滩商周遗址出土的纺轮。

壮锦是用棉线和丝线编织而成的壮族民间工艺美术织锦。据出土的资料，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黑地橘红纹锦为黑色麻线与橘红色丝绒交织而成，这是古代壮族地区出现得最早的锦了。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有阑干细布。阑干，僚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表明在晋时，壮族先民僚人用苎麻织成的布有花纹如绫锦。宋《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二引唐代《郡国志》载“桂州阳朔县夷人名乌浒，能织纹布”。此乌浒乃壮族先民。宋代岭南地区壮族人民生产的緂布“白质方纹，广福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这个“白质方纹”说明了织品已经采用了提花的技术，其装饰花纹为方格几何纹，其色调为单色。

隋以前，土家先民被称为“土蛮”“武陵蛮”。《隋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华阳国志》第四、卷说这种布为“兰干细布”，载：“阑（兰）干（匕）细布，织成文如绫锦。”又载：“布与纻布而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三国时期，蜀锦已成为蜀国对外贸易的商品之一。《后汉书•公孙述传》：“蜀地沃野千里……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积极备战，大力发展纺织业。针对边疆南蛮采取怀柔政策，将织锦技术传入蛮夷族。在蜀国诸葛亮“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的决策下，土家族先民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织出了五彩斑斓的“土锦”。此后，川东、鄂西南、湘西北、黔东北衔接地区的巴人纺织也在与楚、蜀频繁往来中顺利发展。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壮族的纺织技术不断发展。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中记载：北魏孝明帝十二年，郑纯管辖永昌郡，“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有兰干细布——兰干，獠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獠族即上文所言僚族。壮族祖先僚族所织“兰干细布”可以认为是以苎麻为原料的麻织锦。唐人张籍在《白纻歌》中称赞白纻布说：“皎皎白纻白且鲜，将作春衣称少年。”白纻布亦是壮族人民所创造的麻织锦，是壮锦在发展过程中从一般纺织物向壮锦演化过程中的过渡性质的纺织品。

壮锦最早选用麻线为织料《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有闽濮、鸠獠、傈、越、裸仆、身毒之民……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紵也，织成文，如绫锦。”这里的南中地域指云南、贵州、广西交界处及四川西南部，是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岭外代答》亦云：“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紵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练子，署衣之，轻凉离汗者也。”后来，随着木棉种植技术的掌握与推广，壮族也开始用木棉织布《广州记》载：“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为竹，剥古终藤织以为布。有用棉织布后，又有用棉织锦。《南越志》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约如丝棉，染为斑布。”这种“斑布”是早期壮族棉织锦的形状。织壮锦的麻主要有苎麻和大麻两种。麻纤维韧性极高、经久耐用，易吸湿、导热，透气性好。棉纤维极轻而保暖，柔软舒适，透气性、吸湿性也甚佳。这两种纤维很适合岭南炎热的气候，舒适性明显，给人强烈的实用美感。

土家族织锦有上千年的历史，做工精巧，独具特色《后汉书•南蛮传》就有土家先民巴人织“賨布”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其地东至鱼腹，西至拨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苎麻皆纳贡之”。巴人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在东笋坝（四川）的船棺葬中,考古发现有麻布和绢的痕迹。自秦汉以来，巴人所织的布就颇有名气，到唐宋时期，土家先民的纺织技术大大发展,传统“賨布”技术得到了保持和传承，被汉人称之为“溪布、峒布、峒锦”。清朝改土归流之前把“溪布、峒布、峒锦”称为“土锦、斑布、花布”。《大明一统志》中记载“土民喜服五色斑衣”。《永顺府志》记载，“土司时,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头裹刺花帕，裙被尽绣花边”。《龙山县志》写道:“土苗妇女善织锦，裙被或全系为之，或间纬以棉，纹陆离有古致”。《来凤县志》记载“花布，染各色棉纱为经纬，斑然可爱”。改土归流后，官府发布禁令，在《革除土司陋习》的二十一项条款中,有一条为“服饰宜分男女”之规定,要求土家族青年男子衣着与汉族一样,妇女全穿大衣大袖的满襟衣，袖口和裤腿都镶上五寸宽的边，旁边镶有梅条等。衣领矮，镶有三道边,外托肩，肩及胸襟皆镶花边。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土家族男性服饰向汉族靠近,女性服饰相对来说仍然保留了一些土家族的特色,作为服饰的“土锦”就变成了具有装饰意味的艺术品，像“土花被面”这样的织锦被当地人称为“西兰卡普”，后来几乎所有的织锦装饰都被叫做“西兰卡普”。从上述史籍记载来看“西兰卡普”当由巴人的“賨布”逐渐发展而成。清朝“改土归流”以后，织锦的使用范围变窄,但艺术价值更突出。

据学者研究，土家族是以巴人为主体，在融合了其他许多族类以后形成的一个人们共同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属有濮、寅、苴、共、奴、夷、镶、自蜑之蛮。”说明土家族的先民是一个多部落统一体的古代巴人。《后汉书》中有土家族祖先廪君的记载：“……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绰《蛮书》卷十说：“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可见，从西汉初年到唐代，巴人或自称为“白虎夷”，或“虎子”“虎蛮”。史料记载巴子国在先秦时期就用桑、麻、丝等向中原王朝进贡。夏禹王会盟各方诸侯的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说明了远在4000多年前，帛已作为贡品并记入史料，也反映了巴蜀地区的纺织业已有较高水平。“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亡……皆纳贡之。”可见，作为土家先民的古代巴人，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其桑蚕、麻亡皆作为贡品。1988年，在苗儿滩拿卡毕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里耶麦茶战国古墓群中连续发现陶纺轮及纺织纹陶片。2006年3月，湘西州文物处在龙山华塘龙凤融城工地，铧口丘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距今3000多年的纺织工具——陶纺轮。从这些具有古代纺织业标志的历史文物来看，早在3000年前，龙山捞车河一带的纺织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见，土家织锦的渊源至迟可追溯至巴人时代。

土家织锦源于巴人的手工纺织。古代巴人在父系氏族时期就生活在鄂西清江流域，其纺织自古有之，《华阳国志•巴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仁皆纳贡之’。”《后汉书•南蛮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玉篇》释“幏”为蛮布，即蛮夷所输官以代税之布之称。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幏”为“南郡蛮夷賨布”。《后汉书·南蛮传》中：“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板循蛮本地巴子国，其人称賨民，其布亦谓賨布。”因称赋税为“賨”，故曰“賨布”。由此可见，汉代“賨人”在狩猎经济时期，賨布已成为纳贡之名品。到隋代《隋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又记：“适雅唐楚州贡孔雀布，谓华文如孔雀，即南斑布之类。”《南州异物志》：“五色斑布，以丝布占贝木所作。”《南史·夷貊》载：“林邑国有古贝者，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纻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唐宋时以土家族聚居于“九溪十八峒”又称其为“溪峒布”。《宋史•真宗本征》：“大中祥符五年，峒酉田仕琼等贡溪布。”明代土家先民被称为土蛮、土人、土民。《大明一统志》记：“土民喜五色斑布。”《永顺府志•物产志》称：“斑布，即土锦。”土妇善纺织，到清末至民国时期又称为“土花”或“土锦”。土家锦以棉纱为经，各种颜色的粗丝、棉、花绒线为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纬线显出花纹，手工挑织而成。其纹饰内容，最早传的是各种勾花，从四勾到单八勾、双八勾、单十二勾、二十四勾、直至四十八勾，由简及繁。后有动物图案，如猴子花、虎脚花、猫脚花、燕子花、锦鸡花、阳雀花、大蛇花、小蛇花等，这些都是来自于古老山区常见的动物，进一步出现的是植物类图纹，如木兜花、白菜花、枫叶花、莲花、梭罗花等。其后还有动植物组合的图纹和其他综合类纹饰，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鲤鱼跳龙门、福禄寿禧等。归纳起来，这些纹饰大部分出现在“改土归流”之前，多是原始古朴的传统风格，而改土归流之后的衍生纹饰，明显受到汉文字和古祥纹样的影响。现在能收集到的土家织锦图纹尚有120余种，足见其纹饰内容的丰富、组织方式的多样以及题材的广泛。

前316年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部分流入武陵山，与当地族类融合，形成“武陵蛮”、“五溪蛮”、“巴郡南郡蛮”。这些被称为“蛮”的族群的一部分成为后来土家族的先民。在族群流动中，巴人的纺织技术仍然在武陵大山中流传下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晋中兴书》、《晋书》也有“巴人呼赋为賨”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也记“户出賨钱，口四十。”《辞海》解释说：“賨，秦汉间今四川、湖南一带少数民族交纳的贡税名称，交的钱布叫賨钱，交的布匹叫賨布，这一部分民族也因此叫賨人。”“賨布”也称“幏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玉篇》释“幏”为蛮布：许慎《说文解字》在解释“幏”时说：“南郡蛮夷賨布。”《风俗通》记“廩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幏亦賨也，故统称谓之賨布。”賨人是巴人的一支，两晋时期还活动在川东、湘西一带，后来一部分融合在土家族中。秦汉时期，封建王朝令賨人以“賨布”纳赋税，足见当时织锦业的普遍，且工艺水平之高。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賨人的另一支与濮融合的僚结合乌蛮而形成为僚族，僚族进入“五溪”后，又融合于酉水流域的土家先民之中，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兰干细布”。《华阳国志》卷四中称：作为赋税进贡的賨布就是后来的“兰（蘭）干细布”。对于兰（蘭）干细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是这样描述的：“兰（蘭）干细布，织成文如绫锦”，显然颇有几分“斑罽”的影子。始编于清乾嘉年间而丰富于现代的巨著《故训汇纂》中对“兰干”的词注是这样的：“‘兰干’獠言紵”。

傣族纺织源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的史料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这证明当时的傣族先民已经懂得纺织技艺，并且织出的布匹质量还相当不错。晋朝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哀牢夷地区说：“有阑干细布——阑干，獠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这里提到的“纻”，是指苎麻织成的粗布。苎麻为中国原产，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700年用苎麻织的平纹织物，虽已炭化，但仍有一定韧性。苎麻纤维细长坚韧，平滑而有丝光，吸热、散热以及上色牢度均佳，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原地区除蚕丝外的主要纺织原料。“绫”则是指起斜纹花的中国传统丝织物，始产于汉代以前，盛于唐宋。绫光滑柔软，质地轻薄，是用于书画装裱的理想材料。《华阳国志•南中志》里说百越人所织的布“文如绫锦”，可见其工艺之高超。清康熙时的《顺宁府志》在提到傣族风俗时也说：“女贯耳，戴小坠，着细摺长裙，裹头赤足，亦知纺绩，且巧于织。”

东汉时代，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闽濮、鸠僚、傈、越、裸仆、身毒之民……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苎也，织成文如绫锦。”南中地区，汉称西南夷，泛指云南、贵州、广西交界地区及四川西南部。汉时建立的句町国即在南中地域内，这里解释“兰干”为“僚言苎也”，可能有误，连接下文所说“织成文如绞锦”，应为有花纹的细布，壮族称布、锦之类有花纹者为“la:i2”，兰干细布，就是花细麻布的意思。可知当时的麻织品已采用提花技术。

根据上述文献中记载的娑罗树子，是一种云南本土的多年生木棉。在《太平御览》中，引述《吴录》提到：“交州永昌，有木棉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实大如杯，中有绵如絮，色正白，破一实得数斤，可为缊絮及毛布。”文中的木棉指的即为这种棉花。这种木棉常年开花结果，可长期采摘。但这种木棉的纤维较一年生棉花略粗，而且棉籽大一些，所以纺织出来的布更为结实。不过需要织造接近现在的傣锦，除了原料来源外，还必须有纺织装置，才能织出斜纹或平纹的锦。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阑干细布，阑干，僚言紷也，文如绫锦。”另唐樊绰《蛮书》中有“皆衣青布袴，藤篾缠腰，红缯布缠髻，出其余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的描述，表明在公元七世纪左右时傣族纺织机和傣锦已经出现。而在元、明时期，《云南志略》中则记录了当时的傣族已是“衣文锦衣”“贵者以锦绣为桶裙”说明傣族的织锦工艺技术已相当完善成熟了。

秦汉时期，楚雄地区东部为古滇国辖境，居住着“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滇人，从古滇国遗址中出土的青铜人象上清晰可见，其装扮特点是：椎髻、束带、着圆扣饰、戴耳环、手镯、佩剑、披兽皮、衣饰尾，服饰上有刺绣的圈纹、点纹和线条纹。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有梧桐木，其花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南方民族的祖先梁瓤“其毛五彩”，薨后，他的子孙“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记载，南方少数民族早期织染、纹彩的盛状被上述的史书所记载。而彝族是南方少数民族中重要的民族之一，早期彝族的织染、纹彩状况也如史书记载一般，大同小异。

据彝文古籍记载，彝族远古时期以人的眼睛变化来划分时代。他们的祖先曾经历过独眼人、直眼人、横眼人三个原始社会发展进化的阶段。独眼人是彝族的第一代祖先，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据著名的创世纪史诗《梅葛》、彝族史诗《查姆》以及《阿细的仙基》和《阿黑西尼摩》中的记述，在这个时代，彝族开始了树叶为衣的历史。战国到汉晋时期，彝族有了“魋髻”、“编发”的头型和穿披毡、贯头衣的传统。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彝群出土的青铜储贝器上所塑造的纺织场景，生动地反映了公元前二世纪滇人妇女（主要是彝族先民）席地而坐，进行纺织的工艺过程。同时出土的铜扣饰上粘附着绢、帛残片，证明滇国的丝织手工业已进入较成熟的时期。秦时筑五尺道，促进了滇蜀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武帝时出现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盛况。当时四川的丝绸和铁器通过“五尺道”运入云南。汉时彝族、白族先民“知染采文绣”，并生产蚕桑、锦绢、彩帛、文绣，花色品种颇多。《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称：能将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公元223年，诸葛亮南征，画幽龙生夷图谱和成都瑞锦赐夷，并吸收叟帅孟获、孟淡、爨习参加蜀国政权。这些叟帅的夫人在蜀学会汉族的刺绣工艺，回乡传授给昆叟女子。据说孟获夫人曾在曲靖大基山中，飞针走线，一夜绣成龙衣，故而被人们尊奉为刺绣女神。唐以前已有养蚕和丝织，只是技艺较粗糙。

彝族是一个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据有关史料记载，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彝族文人已用彝文著书立说，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中有桀黯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从彝文文献来看，明代是彝族文人用彝文著述最繁荣的时期，大批的彝文经典是这时期著述的，大量的彝文金石铭刻和彝文木刻本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的。

秦汉之际，因受战乱影响，水族先民开始由邕江流域沿龙江向黔桂边境迁移。其时，夜郎、且兰等方国所在的贵州中、西部地区，已经进入了“耕田、有邑聚”的农业社会，水族先民在邕江流域从事稻作生产的经历以及迁徙到黔桂边境之后，当地“耕田”的社会生产环境，加上月亮山地区丰腴的自然条件，都鼓励水族先民保持在邕江流域时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在水族民间《箭道变河床》的神话传说中，水族先民迁到月亮山地区之后，为了求得生存的权利，水族古代“仙王”头戴铜斗笠，上天求取神箭到人间降伏妖魔，从而保全了水族的生存与繁衍；《卯节的来历》则叙述了水族先祖“拱恒公”率领水族人民初迁九奸地区之时，利用铜制武器——铜斧战胜尖头王，赶走野兽，开辟荒山垦殖田园的创业历程。这一时期，应该是史籍所载水族先民“畲山为田”的时代，其年代大约从汉代开始，直到唐宋之际。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当时包括水族聚居区在内的胖舸郡，采取的是一种所谓“畲山为田”的耕作方式。关于“畲山为田”，有学者研究指出“畲”有两种情形：一是火种田，二是岁治田。火种田就是刀耕火种；岁治田就是叫做畲田；第二年整治沟洫道路，叫做新田；第三年开始耕作，叫做畲田”。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统治者利用宗教，在酋长和祭司合一的基础上曾产生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耆老”即是能引用夷经“假鬼教”屈服种人的祭司和部落的政治统治者。唐•樊绰《云南志》说，东爨乌蛮“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巫鬼，用相制服”。又《宋史·黎州诸蛮传》说：“夷俗尚鬼，谓主祭者曰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说明直至唐、宋时期，彝族的祭司仍由酋长兼任。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平大理国，在彝族地区设立大元帅府进行军事统治，鬼主制度最终走向瓦解。于是一种称为“奚婆”的祭司从奴隶主、封建主集团中分裂出来。至清雍正初年，王朝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大多数的彝族土司、土官被革除，奚婆无政可佐，他们才发展为专司宗教职事的毕摩，其中一部分以彝文著述作为自己的职业。

水稻种植是水族农业的主要内容，传统的生产方式是牛耕生产。水族农业生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水族是百越族群之骆越后裔，骆越是我国栽培水稻最早的部族之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这也证明了骆越水稻文化已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水族地区农业已成为主要经济形式。《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当时包括水族聚居区在内的牂牁郡主要采用“畲田”的耕作方式。水族史诗《种五谷歌》生动地记载了这种生产方式：“咱远祖，烧荒开坡，从那时，才种粮食。冬腊月，天干少雨，撒心米，正该准备。咱远祖，磨快柴刀，个挨个，走进山里。护松杉，只砍杂木，留果树，除去荆棘。大棵树，抬回家用；小根木，留在地里。春三月，枝叶干透，放把火，烧成肥泥。”“畲田”（烧山为田）最初主要是种小米等旱作物，其技术极为简单，在秋冬季节砍掉坡上灌木杂树，待其干枯后，放火焚烧，草木灰铺于坡上，便成了肥料，随即播撒种子，任其自生。待秋熟时收割即可。这种刀耕火种的手段，迄今仍是水族种小米的主要方法。

奴隶社会时期，古代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地区已“耕田有邑聚”，出现了众多的“君长”。随着青铜文化的发展，奴隶制社会已有了较细的社会分工和比较发达的生产力，这已不是仅靠简单的原始教育方式所能做到的。随着西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彝族地区开始出现汉文化和彝族语文两种教育。东汉时期益州郡太守王追在郡内“始兴学校”，一些少数民族子弟前去上学，起到了“渐迁其俗”的作用。到了晋代朱提郡（今昭通地区），“其民好学，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这说明自西汉至晋代，由于汉文化教育的不断推广，彝族地区出现了不少人才。又如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夷中有桀黯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种教育即是彝族语文教育，教师是“耆老”，教材是《夷经》。《夷经》教育影响很大，甚至扩大到汉族移民中，“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说明《夷经》教育是比较普及的。至唐代南诏国时期，由于南诏统治者的积极进取，以汉文化、佛教文化教育和彝族语文教育的双轨制教育体制在广大彝区进一步确立。一方面，南诏统治者积极倡导并学习汉文化。《续宏简录》载：“南诏崛兴，晟罗皮曾立孔庙于国中。”《南诏德化碑》载，阁逻凤“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旧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丰祐更是“慕中国，不肯连父名”。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唐使臣至南，隆舜“遣使者问客《春秋》大义”。南诏统治者不仅自己积极学习汉文化，而且尊师重教，重用有真才实学的汉人。据史书记载，阁逻凤攻陷雋州，掳获西泸县令郑回，因郑回通经术，阁逻凤即重用他，让其为师，教授自己的子孙，到异牟寻即位，郑回还被委为清平官（宰相）。蜀人杜光庭流寓南诏，也被留下教授子弟，死后葬于大理点苍山玉局峰麓。点苍山会盟后，唐与南诏重归于好，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学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到劝龙晟、丰祐和世隆时，南诏佛教盛行，建立了一大批佛教寺庙，使儒教、释教的教育结合，并出现了儒释阶层。这些措施，对发展南诏文化教育，传播汉文化和佛文化起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彝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南诏下层彝族人民中，彝族语文的教育也比较普遍。彝文具有悠久的历史，汉文史志称为“爨文”或“韪书”。现存古彝文最早的是明代中叶的碑碣，其中最著名的有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3年）禄劝县的《镌字岩》和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贵州大方县的《千岁衢碑》。这些彝文铭文和刻石都镌刻于明代，从彝文规范程度很高的情况来推断，彝文的教育和使用，早于明代。而在唐代南诏时期，使用彝文和从事彝族语文教育也并非不可能。前述《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夷经》教育已比较普及。唐·樊绰《云南志》卷九载：“千人以上有理人官一”，“每有征发，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处，克往来月日而已。”《新唐书·南诏传》亦载：“凡调发，下文书众邑，必占其期。”说明每个村邑理人处和人口聚居的村落都有一些水平较高的读书人，这些人所学的应是彝族的文字。

氐羌是我国西北高原上的一大族群。远在距今6000——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矫健剽悍的古羌人部落，就从河湟流域开始向四方发展。他们处在居无常所、随水草而逐迁的游牧阶段和无部落首领，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相统一，依强而附的社会形态中。其足迹所及，西北直抵天山之麓，西南则逾金沙江南岸。在众多“种姓”中，其中号称“越雋羌”、“旄牛羌”与“青羌”数部则分别游弋于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广大西南地区，他们与同时或先后抵达于此主要从事农耕的古越人部落，以村落和种姓为单位，交错杂居在一起，共同开发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晋人常璩在其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指出“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便是这种多民族分布状况的最概括的反映。

彝羌渊源在汉文文献中也有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说:“或为旄牛种，越雋羌是也。”《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蜀汉时期“移南中郡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蛮书》中也有“剑羌”、“大羌”、“羌虏”的记载。直到明代，滇东北、黔西北反抗的彝族，也被称为“叛羌”，前往镇压的将领则被称为“平羌”将军。可见彝羌渊源源远流长，关系密切。

两晋从公元265年至公元420年，这一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民族迁徙最频繁的年代。瑶族先民蛮这一时期深受动乱之苦，不仅分布在大江南北，而且从山区走向平原。“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俱之。在江淮间，依托险阻，部落兹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今安徽寿县境内），北接汝颖（今河南汝、颖二水流域）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于晋之末，稍为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今河南嵩县北）以南，布满山谷，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河南洛阳）萧条，略为丘圩矣。”虽然蛮不完全是瑶族先民，但包括瑶族先民。常球在《华阳国志·巴志》中云：“巴东郡东接建来（今巫山），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多为奴、夷、蜒之蛮民。”又《巴郡》亦载：“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蜒之蛮民”。这里的“奴蛮”应是瑶族的先民。古奴字读又，又与由、尤同读作you，读音相同，奴蛮民亦尤人、由人、瑶人。可见江北有瑶族先民。晋干宝《晋纪》云：“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居五溪之内”。所以，《晋书·杜预传》载：“旧水道，唯涵，汉达江陵数百里，北无道路。又巴丘湖，沅，湘之玄，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

关于竹崇拜，各地有不同的传说，彝族认为竹子与祖先有特殊关系。《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世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竹王源出于竹，实际上是指竹氏族以竹为图腾，竹王应是古代彝族的一位酋长。神话中的彝族先祖渎阿普，在洪水泛滥时，经太白神指示，挖木为筒，避身其中，随水漂流，漂至悬崖时幸为山竹挂住，得免坠崖。从此后人奉祀山竹。故人死后，即以山竹制灵牌，认为山竹可以保护后裔。

“雋”是与“昆明”相提并论的一种族称，二者属同一民族群体。西汉时期，雋的活动范围与昆明差不多。汉武帝时设置的越雋郡，以及后来设置的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的雋唐县之命名，当与这些地区有雋人活动有关。作为族称，三国之后，雋在记载中不再出现，代之而行的是“叟”。雋和叟当为同音异写。叟是一个古老的族称，又写作“搜”、“廋”、“傁”。《尚书·禹贡》中载西戎有“渠搜”。《史记·五帝本纪》：“西戎、析支、渠傁、氐羌。”《汉书·五帝纪》：“北伐渠搜，氐羌来服。”《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郡说：“氐傁，多羌戎之民。”从这些记述可看出，叟是古代氐羌系统的一个称呼。三国魏晋时期，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族体称号之一，被称为夷人的“小种”，逐渐取代了大种“昆”，而成为西南夷系民族的最普遍、最主要的族称。当时，西南夷北部地区多“氐叟”，滇池地区也以叟为主体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晋宁郡说：“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益州郡当时的范围包括滇中地区，南至胜休〈今石屏、建水、峨山）、耒唯（今红河南岸），东北至味县（今曲靖）地带。三国时，叟的势力颇为强盛,大姓雍闿为笼络叟族，采用“假鬼教”的办法进行统治，并派孟获游说“夷叟”。诸葛亮南征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越雋叟帅高定元”。叟人勇猛善战，三国时期，魏、蜀军队中均有“叟兵”。《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南中平定，恢军功居多，赋出叟濮。”可见这时叟和濮是南中地区两个最主要的族系，叟是夷系民族的最主要族称。

《华阳国志·蜀志》记定笮县：“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雋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此处，“汶山曰夷”指冉駹夷，加上昆明、筰都夷以及蜀地部分邛夷，都被称为“夷种”。说明汉晋时期，在西南夷的西夷及洱海地区，确实存在一个称之为“夷种”的民族，它是现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诸族的先民。在这个族系中，雋、昆明影响最大，被称为大、小种，诚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

于此，方国瑜先生把古羌人的“叟”称和后世及现代彝语支民族的族称联系起来，阐发了彝族自称的发端。汉代西南夷民族的称呼，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与“叟”音相近，音从“心”声，例如“徙”（斯氏切）、斯榆、斯臾等。文献记载中保留的与“心”声有关的“叟”类族称，有力地说明了三国魏晋时期的叟是彝语支诸族先民，与彝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彝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默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捕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特此也。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农，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

“叟”作为夷系民族的族称，在现代彝语支某些民族和彝族中仍然保留着。方国瑜指出：“今彝族自称nisu、nesu、nosu，译字作‘南苏’（檀萃《爨雅》）、‘聂苏’（《开化府志》），彝语‘苏’的意思是‘人’，而‘南’或‘聂’为专称。疑‘苏’即‘叟’的对音，即古羌语，白狼歌诗‘传告种人’的人字对译作‘敕’。《广韵·职韵》：‘敕，耻力切’，读‘彻’声；《集韵》：‘叟，苏后切’，读‘心’声，‘叟’与‘誎’之音相近，故《广韵》駷（苏后切）、速（桑谷切）、誎（速候切）、敕（苏奏切）等很多从束得声的字都读‘心’声。彻声转变为心声的例子很多，彝语称人为tso,亦称su，又纳西古语称人为tso，合称shl，语音演变的例子正相同。因古羌语称人为叟，所以与古羌语有关的部落称之为叟。此外，《华阳国志·蜀志》越雋郡定筰县有‘摩沙夷’，唐·樊绰《云南志》作‘磨些’（今纳西族），又有‘傈僳蛮’（今傈僳族），《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叶榆，榆字古音读如‘输’，叶榆为昆族，又拉祜族称为‘莫苏’。这些族都与古代羌人有关，名称用沙（些）、僳、榆（输）、苏，并与叟之音相近，而都冠以专称，有所区别，彝族则称为‘夷叟’。”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宋人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的《竹王》也有类似的记载。其中稍有不同的是，那女子把所破的竹抛在野外，于是长成竹林，竹王长大后，便祠竹林。

记载织锦功用的相关史料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华阳国志》第四卷、明代李贤和彭时的《大明一统志》、北宋李昉等的《太平御览》、南宋朱辅的《溪蛮丛笑》、明代彭世麒的《永顺宣慰司志》、清朝张天如的《永顺府志》卷十、缴继祖的《龙山县志》卷七、符为霖的《龙山县志》卷十一、李瑾的《永顺县志》卷四和林翼池的《来凤县志》卷四。

然而，板楯蛮虽为巴国所属，被世人当成巴人（即广义巴人），但与古代廪君之巴氏，还是有区别的，不仅在信仰习俗有所不同，而且在居住地域之分布上也南北有别。所以，早在唐代，杜佑《通典》将古代巴人按其特征分为“廪君种”和“板楯蛮”两大部类，而“廩君种”正是通常所指的“狭义的巴人”。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具体描述了这两大部类的分布地区：廪君种“后散居巴梁（西晋地理概念，指今重庆东部）间，即古荆梁之境。五姓杂居，今巴（今巴中）峡（今宜昌）巫（今巫山）夔（今奉节）四郡地皆是也。”到了宋代，廪君种还活跃在三峡两岸，当然包括鄂西北一带在内。对盘瓠种则说“其在黔中五溪（指的是今湘西）长沙间（指今吉首等地与长沙之间）则为盘瓠之后。”那么位于廩君种与盘瓠种之间的区域当然就是板楯蛮。也就是说，盘瓠种是在沅水中下游两岸，其北部的武陵山区则为古代巴人之后板楯蛮活动区域，而且与古黔阳县（今湘西北部）地区相吻合，再往北就是廪君种的地盘。溪峒头领田头拟被罚“赕钱”赎死罪。这个“赕”正是板楯蛮“以赕钱赎死”的重要特点之一，也就是《华阳国志》、《后汉书》是所说的秦昭襄王与板楯蛮订盟约时所定，正说明田头拟及其族人属于板楯蛮。所以，大部分史学界都承认：三峡地区为“廪君种”，溪州(今湘西北)、黔州（今重庆彭水)、思州（今贵州思南)、施州（今湖北恩施）等地为“板廪蛮”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