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道顾禄《桐桥倚棹录》提及山塘画市：『山塘画铺异于城内之桃花坞、北寺前等处，大幅小帧俱以笔描，非若桃坞、寺前之多用版也。惟工笔粗笔各有师承。山塘画铺以沙氏为最著，谓之「沙相」。所绘则有天官、三星、人物故事，以及山水、花草、翎毛，而画美人尤为工耳。鬻者多为外来游客与公馆行台，以及酒肆茶坊，盖价廉工省，买即悬之，乐其便也。』

明清之际，很多有才学的中国人东渡日本，其中不乏画家及各类工艺匠人。例如僧人隐元及其弟子们在日本开辟的黄檗文化，就涉及到很多艺术家。隐元还带去了一批他自己收集的名家字画，木宫泰彦甚至比喻说“黄檗山等简直成了明清名人书画的美术馆。”隐元和他的弟子本身也擅长绘画，甚至在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期的长崎，发展出“黄檗画像”的肖像画风格。当时赴日有绘画才能的人当然不止隐元一家，据彭城百川《元明清书画人名录》、荒木一《续长崎画人传》的记载，清代到日本的中国画家有120多人。另据木宫泰彦所述，“从承应（1652-1654）到宽文（1661-1672）年间有陈贤（随从隐元来日，长于水墨佛画），陈元兴（曾参谒木庵，主要描绘黄檗宗各僧人的顶相），陈清斋（广泽一湖就是他的门人）等人入籍；享保（1716-1735）年间有伊孚九、沈南苹、高钧（沈南苹弟子）、高乾军（同上）、郑培（同上）、费汉源（他的门下有杨君山、打桥竹云）等人来日；延享（1744-1747）年间有诸葛晋（南苹派画家，江户的清水静斋因欣慕他的画风，改名为诸葛监）；宝历（1751-1763）年间有宋紫岩（长于着色花卉、翎毛，江户画家楠木雪溪学习他的画风，改名宋紫石）；安永（1772-1780）年间有方西园（善画水墨花卉、翎毛，文晁、华山也学习他的笔意）、程赤城；天明（1781-1788）年间有李用云、张秋谷、费晴湖；文化（1804-1817）年间有孟涵九、江稼圃（门下有游龙梅泉、铁翁、木下逸云等人，他和伊孚九、费汉源、张秋谷三人合称为舶来四大家）、江艺阁；文政（1818-1829）年间有陆云鸿、朱柳桥；天保(1830-1843）年间有陈逸舟、华昆田；弘化（1844-1847）年间有颜毫生；文久（1861-1863）年间有徐雨亭、王克三等人相继来日，给日本画界以极大的影响，事见德川时代的画史、画论、随笔、文集中……”在这些东渡日本的中国画家中，对日本画坛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画家伊孚九和花鸟画家沈铨。伊孚九长于南宗山水画，风致清雅，享保五年（1720）前往日本，教导了清水逸、池大雅、与谢芜村等数位画家，促进了日本南宗画的发展。沈铨（南苹）擅长花鸟走兽，勾勒工致精细，渲染浓丽脱俗。享保十六年（1731）十二月初三日，沈铨率高钧、郑培、高乾等弟子随37号南京船赴日本，在长崎逗留两年。期间将画法亲传与日本画家熊代肃江（熊斐）。熊代肃江又培养出宋紫石、鹤亭、黑川龙玉、熊斐文、真村芦江、诸葛监、森兰斋、建部凌岱等诸多画家，称为日本的“南苹画派”。沈铨回国后，仍有作品传往日本。

自古以来，凤凰一直被认为是神鸟，《山海经》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说文》中也有:“凤，神鸟也。”关于凤凰，典籍文献和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凤凰的传说，《韩诗外传》中记有“百鸟朝凤”的传说:黄帝即位后，自觉天下太平，想亲眼看看传说中的凤凰，但始终看不到，在天老的指点下，终于在天下一统时看见一只带有五彩翎毛的大鸟在天空翱翔，其四周有数不清的奇珍异鸟围着翩翩起舞。在《诗经·大雅》中有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笑，于彼朝阳”。杨家埠木版年画中的《丹凤朝阳》正是据这一典故而来的。

清代中期，苏州桃花坞年画继续向前发展，不断出新。从清人的文献数据记载中，得悉苏州年画中不仅有木版刷印者，此外还有以手工绘制的年画。据道光王寅(1842)刊印的顾禄《桐桥依掉录》（卷十）载：“山塘画铺异于城内桃花坞、北寺前等处，大幅小帧俱以笔描，非若桃坞、寺前之多用印版也。惟工笔、粗笔各有师承。山塘画铺以沙氏为最着，谓之‘沙相’。所绘有天官、三星、人物故事，以及山水、花草、翎毛，而画美人为尤工耳。”简短数语，概括了清代嘉、道年间（1796—1850)苏州桃花坞和山塘一带年画发展之概貌。从现存于世的一些作品来看，有些情况确实如《桐桥依棹录》中所记，如在桃花坞木版刷印的年画中，题材内容除天官、三星、人物故事外，大都是印绘之美人。所不同者，美人之旁还刻有时调小曲，十分有趣。在一幅《渔家女郎图》上的小曲刻有:“莫道漁家住水乡，此中有女世无双，扁舟一叶随心欲，撒网撑篙来去忙。捕得金鳌称有兴，渔姑快活喜非常；虽然不及闺中秀，也学时兴巧样装。青布兜头齐额系，束腰裙子抹胸膛。天然俊俏难描画，提鱼入市上街坊。引得闲人心似火，争先恐后话声扬……”一曲。其他如《茉莉花歌图》、《相爱男女图》等，都刻有韵调动听之唱词。此外《虎丘灯船胜景》、《蔡状元起造洛阳桥》、《天赐麟儿》等图虽无曲文，但都堪称清代中叶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中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