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年画社在胶印创作和销售方面进行尝试，创作了一批门画，包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山河换新貌•农村练新人》和《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升级为合作社营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厂，厂址设在市文衙弄艺圃内。红木雕刻厂的漆器雕刻车间划出，改建为苏州漆器雕刻厂，并入桃花坞木刻年画厂。年画厂对外挂两块牌子，对内设一套班子。规模扩大，正可大展身手，不料“文革”来临，桃花坞木版年画被斥为“封建迷信品”，以致一百多种旧版被扔在露天，全部烂毁。1969年底桃花坞木刻年画厂并入苏州雕刻厂，年画生产人员纷纷调离，桃花坞木版年画全面停产。

尽管窗花接连不断地遭受破坏，但窗花生产者从未停止创新生产。窗花画的主要生产者，世兴画局的老艺人邰怡为了把这传统艺术保存下来。在窗花内容上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运动，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所以在选择图案时，需要主要体现唯物主义观点，要有政治气息。既要照顾到广大农民的心情、理想、愿望，又要考虑到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如一些窗花的设计要颜色鲜艳，花里套字或字里套花，结合紧凑，富于配合，避免单调。字多采取毛主席语录、词诗，诸如“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斗私批修”、“丰衣足食，自力更生”等。所以这类窗花在产销上，不但不受禁止焚毁，反而得到文革造反派的支持保护。农民贴在窗户上，也不会被撕烂。这类窗花在当时只有世兴局一家生产，产量不大，上市后供不应求，经常会被排队抢购。主要销售地在凤翔城中，这类窗花一连生产了七、八年，在样品上也逐年增加到四十多种。后来也有一些人把这类窗花买去复制，但却质量很差，远远比不上世兴画局的质量。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打倒四人帮后，这类窗花在内容、题材上才有了变革，保留了花鸟、走兽、人物图案，剔除了文字，单纯以花卉为主。这样一来，生产这类套印和彩绘窗花地区除了南北肖里，还有凤翔县别的乡镇。虽然每年上市的有百余户，但质量、艺术、价格远不及文革时。

在采访中，刘秀花丈夫宁先为我们现场写了几幅毛笔字，大声朗读了自己写的诗，他说自己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谈到与刘秀花携手一路走过的艰辛，他说：“我老伴儿一个是喜欢刺绣，一个是在这方面也还算有天赋，所以我父亲就把手艺传给了她。我自己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干些粗活（笑）。不过我喜欢自己写点东西，我很喜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诗词，就照着写，写着写着就有了灵感自己也写几句。我父亲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手艺很好，人品也好，把我老伴儿带出来，我觉得也是完成了他的心愿。现在我老伴儿接着带徒弟，把手艺传下去，我想我父亲泉下有知肯定会很欣慰。我觉得现在日子已经很好了，国家也重视，群众也慢慢了解了这门手艺，我们受过的那些苦也算没白受。总的说来，还是得感谢政府，感谢党，让我们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为国家做了点事情。所以，以后不管再有多大困难，我也会继续支持我老伴儿，让她没有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带徒弟。”

天津美术社是上层建筑，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而进入“牛棚”。全社干部不足百人中，将近一半被逐入牛棚，冠以各种罪名接受审查。从1967年至1970年天津人美社（天津美术社）出版的年画多是毛主席像、语录、宣传画及八个京剧“样板戏”及其主要演员的剧照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后，大量带有林彪像的年画、宣传画、图片等都停售、销毁。但“革命样板戏”内容的仍在全国大量发行。1971年以6条屏形式出版的《红灯记》剧照、年画，印数达170万套，《沙家浜》四条屏印149万套，《红色娘子军》“常青指路”剧照印222万张（套），“常青持枪”印200万张(套），“娘子军集体操练”印185万张（套），《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纵马扬鞭直奔威虎山”印100万张（套），其它如《李玉和提灯》、《郭建光》等印数也都接近百万张（套）。以上以“样板戏”为内容的年画1971年出版了48种，印数高达2703万张（套）。订数虽大，各地书店积压的也多，天津人美社仓库“样板戏”年画堆积如山。

1972年天津人美社印制毛主席像890万张，其中《1925年毛主席在广州》、《1936年在陕北》、《1945年在延安》1950年和1966年在北京等，每种年画都印了100多万张。当时也出版了几种革命圣地风光年画，因为这些风景比样板戏有点“新鲜”，印数也很大。《北京》四条屏摄影印数达250万套，其它如《遵义会议会址》、《大渡河铁索桥》、《庐山雄姿》、《韶山》、《延安》等摄影年画，每种都印到100多万，《韶山》和《延安》四条屏，各印了190万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