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概念上分析和规定宗教道德的性质和含义，并把它与世俗道德区分开来，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由于我们比较了两种道德范畴在性质、内容和特点上的差异，说明了它们各有自己的直接所依的基础和源泉，这就使世俗道德脱去了宗教的袈裟，恢复了它独立的地位和本来的面目，在人—人社会关系中为它找到了世俗的基础和真正的源泉，从而剥夺了宗教对于世俗道德的垄断权，打破了所谓道德即宗教道德的神学恒等式，使宗教神学关于道德源于神启、伦理基于宗教的说教，失去了合理的根据。同时，由于上述分析把宗教道德的直接基础归原为人—神关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宗教道德的各个方面作出比较科学的说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佛幡上图案的颜色由于人造丝线的使用变得更加鲜艳，这些新增加进入宗教领域的色彩更多表现出的是一些荧光色，以示与旅游市场中织锦色彩的区别，并且与袈裟相近的黄色依然用于佛幡上。也就是说，虽然织锦佛幡的色彩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与日常生活中织锦的色彩变迁却是不同的，它与禁忌一样，有着区别神圣与世俗的功效，是禁忌的规制性在现代织锦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宋代人物画中，描绘服饰纹样较精细的主要有三类：道释人物画、肖像画以及风俗人物画。第一类道释人物画有佛、罗汉、菩萨以及神仙等，其中尤以罗汉图和十王图等题材最为流行，如贯休、刘松年的《十六罗汉图》，惜相关作品遗留下来的极少。除文人画家的创作外，还有一部分是浙江、福建等地的民间画坊所作，作为外销画流入日本各地的寺院中，有些则辗转流入美国。罗汉画在美术史上被分为较粗放的野逸相和较精细的世态相两种，后者一般设色富丽，描画精细，罗汉形象接近人间僧侣。除人物服饰外，罗汉画尤为注意周围环境的陪衬，将僧袍、袈裟、椅披、坐垫等织物的色彩、纹样画得很清晰，细节到位，具有极强的真实感。如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院的《十六罗汉图》和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五百罗汉图》，罗汉们大多衣饰随意，配色淡雅，纹样以线条构成的几何纹为主，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十王图描绘的则是冥府十王审狱的场景，宣扬轮回报应，此类画作在宋元时期流行，大多设色浓艳，对比强烈，纹样以大朵的团花为主。第二类是人物肖像画，特别是宫廷帝后和高僧大德的画像，均有精细的纹样表现。前者如《宋仁宗皇后像》，身穿十二翟鸟大礼服的皇后端坐椅上，旁有二侍女站立，三人的礼服及椅披上均有丰富的织物纹样；后者如日本泉涌寺藏《南山大师像》，人物亦端坐椅上，画家将两重椅披上的团花和几何花卉纹样表现得十分细腻，让我们透过这些看到了宋代织物清秀朴雅的风格。第三类是风俗人物画，宋代风俗人物画兴起，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人间大众的生活，如《货郎图》《浴婴图》《妆靓仕女图》《大傩图》等。以《大傩图》为例，画面表现人们举行大傩仪式、驱除厉疫时的场面，12位舞者穿戴各异，身持各种器械踏着鼓点起舞，人物造型古朴，难得的是衣纹细致，纹样丰富多彩，惜不够清晰。还有一些人物画类型如历史画等也有少量纹样，而《文会图》等描绘文人雅集的作品因强调质朴清雅的着装风格反而几无织物纹样。

与纹样相同，织锦色彩的变迁也是受其禁忌规则支配的。比较典型的是，随着织锦色彩的逐步丰富，黄色系列在当代旅游织锦中有一些运用，作为经线或底色纬线，有的也作为花纬运用，但其黄色多为藤黄、中黄等，色彩或浅或深，而与僧侣袈裟相近的黄色一概不能用于日常生活用品或是旅游用品中，这是当代傣族织锦在色彩方面仍然固守而不能越境的一条禁忌。

缠枝云锦图案中应用较多的格式。缠枝花图案在唐代非常流行，最早多用于佛帔幛幔、袈裟金襴上，后来一直被承袭应用。云锦图案中常用的缠枝花式有:缠枝牡丹和缠枝莲。婉转流畅的缠枝，盘绕着敦厚饱满的主题花朵，缠枝有如月晕，也好似光环；再加以灵巧的枝藤、叶芽和秀美的花苞穿插其间,形成一种韵律、节奏非常优美的图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