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的北京，称大都。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说，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大都会。黄仲文的《大都赋》这样描述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由此可见，当年大都城内商业极为繁盛，聚有万国的贵重货物，而大都城厢之地的买卖也非常兴隆。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喜欢豪华装饰，尤喜织金织物，这种织物也称“纳石失”。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夺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马可·波罗曾描写元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当时元大都人匠府设有文绣局，取良家女子为绣工，造办各种日用品。”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据史料记载：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其势不显。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要地位，推崇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然而，绣局仍沿着宋代人的风格，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元代时皇帝即位，以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用青缎刺绣白字。《辍耕录》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1955年，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其中有一件云龙纹包袱，它以平纹绢为地，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四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四个字，主要采用了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针法。此外，还有用贴罗绣制的僧帽等。这批织绣品的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周渭（922-999）男，字得臣，瑶族，广西恭城平安乡人。宋监察御史。自幼发奋读书，工诗能文。宋建隆元年（960年）到京城汴梁，为户部侍郎薛居正所器重，上书朝廷，被召应试，赐进士，授任白马主簿。见县大吏作奸犯科，依法处斩。宋太祖擢升为右赞善大夫。任永济（今山西、陕西边境）知县时，盗贼甚多，下令将捕获盗贼及匿藏资贼者处斩，民得安宁。乾德年间（963-468年），任陕西兴州通判，逢置口砦戍兵监军骄横，放纵部下非为，遂亲赴军营，惩办为首军校，对戍兵晓以大义，众皆慑服。宋太祖见其制驭有方，诏书嘉奖，命其兼任置口砦铃辖。开宝元年（968年）升任（山东）棣州知州，时直监军傅送京师斩处。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升任广南诸州转连副使。时交趾与宋廷交恶，遂亲致函交趾国君，谕以宋朝威信，使交趾派吏入贡，被朝廷加授监察御史。6年后，调任扬州知州，进殿史侍御史改再浙南西路转运使，又入为盐铁判官，迁侍御史，历判户部，度支二局院，后出知（安徽）亳州，赐金印紫绶。旋调任（河南）宋州记员外郎，又为（四川）益州转运使。后因侄子违诏买马，受株连，被贬为彰信军节度副使。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拟再起用，诏书刚下，其已病故，终年77岁。

《圣迹图》又称为《福音故事图像》，1593年由安特卫普的普朗登(Christophe Plantin，in Dutch Christoffel Plantijn，1520-1589）出版，内有153幅插图。《圣迹图》的文字部分由耶稣会副会长纳达尔（Jerome Nadal，1507-1580）撰写，版画插图则由威力克斯兄弟按照伯纳第诺·帕塞里和马丁·德·沃斯的绘画刻制。该书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耶稣会会长圣依纳爵（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将文字和图像相结合进行教义传播的思想，也因而得到罗马教皇的嘉奖。《道原精萃》序言对《圣迹图》的成书过程有所记载：“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耶会司铎拿笪利（即纳达尔）始聘精画二人画耶稣事迹，计一百三十六章，参列圣经，公诸西海。事为教皇格肋孟所知，立降诏书，殊为嘉奖。”纳达尔编撰的《圣迹图》在17世纪初便已传到南京，并得到利玛窦、龙华民等传教士的推崇，为了传教的方便，利玛窦旋即为北京传教团订购此书。

东晋明帝以后，历经宋、齐、梁、陈，南朝诸帝皆敬信佛法，尤以梁武帝佞佛最甚。他曾宣布舍道事佛，四次舍身佛寺，使佛教在南朝盛极一时，有“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郭祖深语）之说。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大都扶持佛教。云岗、龙门石窟为北魏开凿。北齐文宣帝诏书中称“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佛教的兴旺不下于南方。中国僧人不断西行求法，最著名者为晋宋之际的法显，亲抵天竺，著有《佛国记》。天竺及西域僧人则东来传法，名僧有佛图澄、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菩提达摩等。鸠摩罗什是龟兹名僧，他在后秦译出《般若》、《法华》、《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经论七十四部，系统介绍了印度佛教大乘空宗学说。菩提达摩于北魏时住嵩山少林寺，被视为中国禅宗初祖。中国名僧有道安、支遁、僧肇、慧远、道生等人，他们致力于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中国研究蒙古学始于元代，而且是从蒙古语言学的研究开始的。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把蒙古语做为“国语”。因此，语言的规范化已成为迫切要求。1260年忽必烈旨令西藏喇嘛八思巴创制蒙古字。八思巴以藏文为基础用10年时间创制了蒙古方块字。1269年忽必烈颁布诏书，规定蒙古方块字为全国通用的官方文字。蒙古方块字的创制，是蒙古语言研究的结晶。但方块字书写不便，在蒙古人中没有广泛使用，未能取替原来使用的畏吾儿文。1305年至1311年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尔以畏吾儿字母为基础编著《蒙文启蒙》一书，正确地揭示了蒙古语的特点、语法和拼写法，改进了一些畏吾儿字母的写法，增加了个别字目，确定了“回鹘式蒙古文”，为现代蒙古文的语法、读音、书写法奠定了基础。明朝为了与北元的交往，1368—1418年间的把《蒙古秘史》音译为汉文，这是中国汉族学者研究蒙古语言规律、蒙古字的读音、书面语与口语的特点（差异）的结晶。汉译者为了准确表达蒙古语的发音，同时为词意与字意尽量达到接近，创制了许多古怪汉字。明初，火源洁编著第一部蒙、汉语对照词典《华夷译语》。自16世纪末、藏传佛教的一支——黄教传入蒙古后，蒙古族学者在元代翻译的基础上，继续翻译藏文经卷。为了准确表达梵文、藏文名词，喀喇沁部学者阿尤喜•固什创制蒙古文阿里伽里字，使蒙古文能准确表达外来借词的读音。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东汉初年上层权贵已有人信佛，但依附于黄老崇拜，如楚王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诏书中亦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等语。据《理惑论》等书载，明帝梦见神人，傅毅解为天竺之佛，于是明帝派遣使者至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而归，并于洛城西门外起佛寺。但东汉僧人多为西域人，故后赵时王度说：“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佛教，教义类似黄老之学，佛陀类似神仙。袁宏《后汉纪》说佛教“专务清静”，“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济群生”。桓帝时襄楷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汉末三国时期，下层佛教信徒日渐增多，丹阳官吏笮融大起佛寺，建立可容三千人读经的楼阁，浴佛设酒饭，“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在佛经传译方面，安息国僧人安世高于桓灵之世来到中国，系统翻译介绍小乘经典及禅法。与此同时，月支僧人支娄迦谶来华传译大乘般若学经典及思想，从此大乘佛教传入汉地。三国时魏人朱士行首次西行求怯。吴地有西僧支谦、支亮译注佛经，后有康僧会来吴，用儒家思想注译佛经，影响较大。此外《大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也传译内地，弥陀净土信仰开始流行。但终汉之世，佛教尚禾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未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怀。魏正始间出现的玄学，并没有受到佛教直接影响，便是明证。

以宫绣形式出现的京绣由于大多服务于皇宫，所以有浓郁的皇家风格，特别是在清宫更体现了满汉相间的刺绣特点。实用绣品主要有皇帝用的龙袍、诏书，皇后用的凤袍，文武百官的蟒袍、王公大臣官服上的补子，日用的椅帔、卧榻铺垫、帷幔喜帐、轿帘、卤簿仪仗、荷包、香囊、靠垫、扇套、褡裢，等等（见图一至图十）。

二、京绣上为宫廷下为平民服务，以服装和配饰等实用品居多。以宫绣形式出现的京绣由于大多服务于皇宫，所以有浓郁的皇家风格，特别是在清宫更体现了满汉相间的刺绣特点。实用绣品主要有皇帝用的龙袍、诏书，皇后用的凤袍，文武百官的蟒袍、王公大臣官服上的补子，日用的椅帔、卧榻铺垫、帷幔喜帐、轿帘、卤簿仪仗、荷包、香囊、靠垫、扇套、褡裢，等等。民间的刺绣作坊，生产商品性的刺绣产品、宗教佛事用的绣品、戏曲服装等。平民百姓则以家庭中的女红形式，绣制自用的日常生活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