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曾为中国明清时代的四大名镇之一，民间艺术资源丰富。佛山木版年画在历史上极其辉煌，有着独特的“万年红”硍硃染涂工艺，吸收剪纸、铜凿、金花、金漆木雕等传统民间工艺的精髓，以红、绿、黄、黑四色木版套印，技艺上增添工笔绘彩、勾金画银的手法，使画面更显细腻生动、富丽堂皇、熠熠生辉。俄罗斯汉学家、后来的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在1912年前多次来中国收集和研究木版年画，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华北在我的木版年画藏品中已可见到一个概况，现在要看过去一无所知的南方了，我没有想到，南方不仅同华北有各个方面的不同，在民间艺术这个方面，也固有其独到之处。”（见前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全宗的第820号案。他当年到过广东佛山，并带走了一枇佛山木版年画的代表作）由此可见，佛山木版年画的独特风格当时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北方民族的山林崇拜，为医巫闾山保存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其中包括一片华北植物区系最大的原始油松林，为千古通衢辽西走廊，建构了一道雄伟的绿色屏障。

与国内年画研究相似，早年很少有海外学者知道东昌府木版年画，更不用说进行专题研究。然而随着东昌府木版年画作品的不断公开，在引起国内学者关注的同时，也吸引了国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前来对东昌府年画进行实地调查。1997年，日本学者三山陵在张宪昌的陪同下赴聊城考察东昌府木版年画。2004年，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也前来考察年画及当地民俗。加拿大历史学家傅凌智在对中国北方农村年画进行考察时，曾到聊城东阿县一带的东昌府木版年画流布区域，随后出版的《幸福的崇拜：华北乡村的年画、艺术和历史》一书虽未具体涉及东昌府木版年画，但这次考察对于该书的写作恐亦不无影响。

1957年1月，三都水族自治县成立。原属荔波县的周覃区、九阡区并入自治县。潘一志当选为第一副县长。同年2月至5月，他参加贵州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区参观考察。3月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3月3日，在中央民委座谈会上，潘一志就自治县的财政问题、婚姻法单行法规问题、民族干部培养和自治地区干部民族化问题以及少数民族历史研究问题等，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和要求。在参观途中，他兴致很高，记了3万余字笔记；诗兴大发，写下参观杂感诗36首。回县所做的若干场参观报告，深受群众的欢迎和赞赏。4月，被选为黔南州第一届政协副主席。

早期月份牌年画作者，有不少是近代著名画家，如胡伯翔、张光宇、赵藕生、丁悚等。后来因擦笔画法作画者日众，不少画家认为月份牌年画艺术性不强，多讳言自己是月份牌年画画家。其实月份牌年画最受广大城乡人民欢迎，而且不只是在国内，就是在国外亦颇受侨胞欢迎，可见它维系着祖国同胞在外的乡土观念之深情。上海徐盛记印刷厂的一位职工回忆过去月份牌年画发售情况时说：“国外（主要是南洋、印度、南美等华侨集中地）华侨厂商要的主要是杭稚英、金梅生画的‘东方美人’，而且要半裸体的（其中有一部分后来在国内销行了）。戏曲、胖娃娃很少要。在国内则以东北、华北、西北的销路最广；西南、中南方面较少，广东更少。国内以戏曲、胖娃娃、神话故事最受欢迎。西北方面有时很喜欢屏条的形式。不过，这些并不是固定的，年年都有些变化。每年八月半到明年正月半是旺季，五月到八月是淡季。”从上述情况可以知道过去月份牌年画占领了木版年画原有市场和受国内外人民大众欢迎的程度。

杨连贵，清末民初临汾市尧都区土门村人，为平阳木版年画老艺人。幼年时曾在新绛县天福成老店当学徒，学会绘画、雕刻、印刷年画的全套工艺。出徒不久，遇到日寇入侵华北，新绛天福成老店全部被烧毁，无奈之下，杨连贵回到故乡土门村，仍然做木版年画生意。解放后，晋南工艺美术厂成立，有了画版，又请他来做师傅，给年画工人传授技艺。范老耐心地把印刷工艺与制法，以及年画用颜色的口诀都传授给徒弟们。其中如：“要想年画早学会，晋南蒲剧练穿衣。头大身小肥裤腿，对称均衡三比一。”

为改造民间艺人思想，以便创作新艺术，1948年创刊的《华北文艺》上刊载了一篇《冀鲁豫边区民间艺术研究座谈会节录》，内容大意：一、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二、拿起笔墨颜料，刀刷案子……投入新文化阵营，去歌颂人民功臣、人民英雄；三、扫除老一套，改换新脑筋，不能甘心落后；四、实际行动起来，教育群众向英雄们学习，揭露卖国奸贼杀人暴行及地主恶霸罪恶，号召人民伸冤报仇，爱国自卫……这是解放区继专业艺术工作者组织起来制公约后，在民间艺术研究会的基础上，艺人们自己订立的公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年画创作指明了方向。冀鲁豫边区经过初步改造民间艺人，组织了“民间艺人联合会”，在当地文协的指导下，三年中刻印了大小年画近百种。1948年又由十四家画店合股成立了“新大众版画工厂”（主要由河北武强年画艺人刻版印刷），作为统一印刷年画的合作社。用合作社的办法经营年画，不仅可以获利，又可以互相学习，改进工作。

革命美术工作者进一步学习武强年画的风格技巧，改造和发展民间年画形式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和平谈判破裂使时局发生重大变化，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从张家口迁到邻近武强的束鹿县辛集镇，当时美术系集中了许多优秀画家，系主任江丰带领教员和学生进行考察研究，决定将民间年画作为教学课程和创作项目，他们访问民间艺人，收集民间年画作品，认真地进行研究，作为创作新年画的参考和借鉴。华北大学美术系还与冀中十一分区地委领导联合倡议和主持建立了冀中年画研究社，并吸收一批武强民间艺人参加，从事新年画创作和出版工作。当时被吸收的武强民间艺人有画师郝云甫及雕版师张福旺、肖福荣、韩万年、李长江等人，华北大学美术系也设有美术工厂印行出版新年画。美术系的师生通过新年画创作，进一步熟悉了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掌握了民间年画的艺术手法和规律，陆续创作了十一种年画，这些作品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推陈出新，表现了严肃的革命内容，生动地反映了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集教育性与娱乐性为一体，丰富了人民大众的节日生活，在运用民间形式推陈出新方面作出了成功的探索。洪波的《参军图》反映了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农民踊跃地参加子弟兵，表现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热情和决心，画家用S形的构图，欢送入伍青年的队列一直延伸到画外，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参军者十字披红骑在高头大马上，军属坐的马车也装饰着吉祥图案，队伍中还有推车挑担支援前线的群众，情绪欢快而高昂，此图色彩强烈鲜艳，以明朗的黄色衬托，年画味十足。莫朴《五子图》借鉴了传统年画中的娃娃画形式，但却表现了完全崭新的内容。顾群《豆选》构图丰满，场面红火热闹，在欢乐喜庆的画面中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生活。郝云甫和姜燕合作的《白毛女》以“条屏连环画”的形式，描绘贫农女儿喜儿受地主迫害，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得解放的故事。吴劳《兄妹开荒》表现边区人民积极生产的欢愉情节，两者都取材于新歌剧，人物生动，情节动人，颇受群众欢迎。武强民间画师郝云甫的《打渔杀家》和《逼上梁山》以革命的观点表现历史故事，情节处理和人物造型有所创新，又不失武强年画的特色。.这些作品经过刻印投人市场，就立即受到群众的欢迎，销售量近四十万份，华北大学美术系师生和冀中年画社创作刻印的新年画在解放区美术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成为革命新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美术社虽在出版上获得出色的成就，但郭钧对人对事仍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倾听群众意见。上世纪60年代初期，农民收入不高，生活困难，他采纳出版部门的建议，出版了80开本的小型连环画，定价在7分钱左右，《烈火中永生》、《焦裕禄》、《丁香》等在试销中，东北、华北一带农民反映极好，他们都称赞画面虽比60开略小，但文字仍保持60开老5号字体大小，主要优点是适合农村购买力，7分钱仅相当于当时一个鸡蛋的价钱，群众称之为“鸡蛋小人书”。

我和郭钧相识于1951年。1950年我在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工作。当年春节出版了一批新年画，受到中共华北局宣传部的重视，指示在天津新年画出版社的基础上，吸收华北各省市美协与天津私营年画业扩大组成“华北画业联合出版社”，华北各省的年画稿均集中在天津出版发行。郭钧代表河北省由石家庄来津，所有河北省创作的年画均由郭钩经手组织、编辑。我和他在工作中有些接触。1954年8月，我调来天津美术社，随即到北京北新桥香饵胡同华北人民出版社和时任美编室主任的郭钧，联系有关提供天津美术社年画稿件等事。随着大区编制的撤消，华北人民出版社已决定结束，美编室部分同志赵泮滨、曾景初、孙世涛、高鑫等五人将调天津美术社工作。此后，我几次去北京，都到华北人民出版社找郭钧。这时在原址建立的通俗读物出版社，郭钧十分注意年画的出版工作，他负责美编室期间，不失时机地多次主持召开华北年画会议，组织华北各省区的众多年画作者为通俗读物出版社提供了大量的优秀年画作品。有关郭钧在通俗读物出版社工作的情况，马少展的《郭钧和他领导的美编室》一文，写得很详细。刊于1997年出版的《书苑一秀——五十年代的通俗读物出版社》。（此书是该社老同志回忆文章的汇集，无出版单位，我因提供了郭钧在天津的工作情况，编者之一赵子文同志寄我一册——张道梁注）

刘友林（1912—1988）男，瑶族，原名李友林，广西富川古城镇茶源村人。8岁那年父亲病逝，后过继给江西人刘清全为子，改名刘友林，随继父迁回江西吉安县院前村刘家。1928年加入了共青团。1929年3月，在江西吉安县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战士、通讯员、警卫员等，曾参加过红军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围剿”斗争。1934年8月，随红六军团北上，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行军途中，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所在红六军团改编，刘友林编入359旅，担任旅部电台事务长、副班长、班长等职。1937年下半年，奉命到河北组织扩军工作，任新兵排长。先后率部奔赴华北、东北抗日前线，抗击日军的侵略。1940年，在河北晋察冀边区历任管理员、连长等职。1941年，分别在吉林、辽宁、哈尔滨剿匪部队从事后勤管理工作，历任采购员、事务长。1947年上半年在吉东第一保安师政治部任管理员，7月任东北延吉第一旅新兵营营长。次年在吉林军区医院任所长。1949年任十纵队兵站站长、四十七军后勤机械所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过著名的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1950年转业到湖南省沅陵县先后历任沅陵县贸易公司汽车队队长，盐业支公司门市部、商店主任，贸易商店、畜产公司、油脂公司、食品公司副经理、经理、党支部书记，县商业局、供销社工会主席等职。1971年2月离休后，怀念祖籍，于1972年回富川定居。1988年2月病逝，享年76岁。

富华印刷局于1925年创办，出版的年画品种多、题材广，业务蒸蒸日上。畅销的品种在娃娃画中有《天仙送子》、《莲生贵子》、《榴开百子》、《吉庆有余》等。戏出年画有《天河配》、《游船借伞》、《甘露寺》、《三娘教子》、《四郎探母》等。吉庆画有《瑞雪兆丰年》、《农家乐》等。迎合群众发财致富的有《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天官賜福》、《财神叫门》等。这些都是多年深受农村欢迎的题材。在1937年抗战以前，富华的机印年画年生产成品三千万张。连同天津各印刷局所生产的年画，最髙年总量达到七千万张。销路远至新疆，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地区。

1950年至1952年，通过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和华北画业联合出版社的努力，天津新年画出版事业本已逐步走上轨道，但1952年“三五反”运动结束后，华北各省都各自设立了年画出版机构，1953年天津私营画庄成立了联合画社，出版的年画质量不高，又由于市场上大量充斥着上海娃娃美人的年画，致使通过市新华书店发行的新年画在1954年春节仅为20万张。而鼓楼北、宫北大街年画市场销售量则达到1980万张，新华书店发行的年画仅占全市销售量的百分之一。这种反常现象促使天津市领导机关及主管出版的市文化局，决心建立专业年画出版单位。同时经营困难的私营联合画社也向政府申请改为公私合营。

山西省位于我国黄河流域中游东岸、华北平原西端的黄土高原上，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就出于此地。西侯度遗址和丁村遗址说明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文明的足迹。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都曾以山西为主要活动区域。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就诞生于山西境内，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建立晋国，发展为春秋五霸之一。北魏时期曾一度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国都，并开凿了云冈石窟；北齐以太原为陪都，在此修建豪华的离宫别馆，并开凿天龙山石窟。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而获天下，视太原为“龙兴”之地。宋元时大同、平阳（今临汾）、太原为著名都会，经济和文化发达。明清时期，晋商和山西票号崛起，著称中外，商业的繁荣带来的是文化的繁盛。山西地上文物留存较多，现存辽、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占全国之大部分，石窟寺等寺院遗址和塑像、壁画等文物遍布全省，应县木塔、晋祠、五台山建筑群、广胜寺、永乐宫、平遥古城、解州关帝庙等文物古迹闻名世界。在此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之中也孕育了种类繁多并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民间艺术，木版年画作为这些民间艺术的代表至今依然有其鲜活的生命力。

山西的木版年画以晋南地区最为有名，它产生于古晋河东南路的平阳府和河中府一带(今临汾、运城地区），故称为晋南年画。晋南年画大约成型于宋金年代，盛行于清代中晚期，传承历史悠久，作品特色鲜明，内容丰富，远销西北、华北等地，在广大北方的农村地区有深厚的影响。

中国木版年画有数十个较大产地，按照上一节《中国木版年画主要产区及代表性产地基本状况一览表》归纳为华北地区、山东地区、晋陕地区、豫皖湘鄂地区、江浙沪地区、西南地区、两广地区、闽台地区八个主要产区。佛山木版年画是包括现在的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华南地区木版年画的中心。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大批美术工作者分赴东北、华北开展工作，在东北解放了的城市，开始用石印或胶印大量印制年画。北方农村也同时使用木版印制，成为现代印刷与木版刻印并行发展的形势。新年画密切配合解放战争的宣传，年画的题材和形式都有创新，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活动在晋南地区的画家古一舟创作的《千古罪人一脉相传》,用讽刺形式吸取中国画和漫画的表现手法，揭露了反动派的卖国罪行。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新年画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华北解放区尤为突出。1945年后，随着河北石家庄解放和东北大片土地收复，解放区刷印年画的物资和创作人员增多了。在人民欢欣鼓舞、庆贺胜利的热潮下，新年画便成了美术品中表达人民内心喜悦的最好形式。当时石家庄“大众美术社”和东北的“东北画报社”都曾印制了大量的新年画。仅1948年，上述两地就印了近二百万张。这说明新年画在城乡各地已有了群众基础，而旧年画市场相对地在解放区缩小了市场。这时期的新年画的特点最明显，它继承了传统年画吉祥喜庆和匀称饱满的画面形式，内容方面则大都是翻身后的农民生活和革命题材。换句话说，“为工农兵服务”的一条红线体现在新年画中。

随着革命形势节节胜利，华北大部地区先后解放，冀中辛集、石家庄一带成立的“华北美术社”、“华大美术工厂”等，赶印了大批新年画，以适应解放后的农村需要。创作人员除了武强等地的刻工画匠外，还有大批奔赴解放区的美术学校师生，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推动了新年画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如华北美术社印的《新年乐》（历画）一图，下画一对农民夫妇和两个儿童在“扭秧歌”，农夫荷锄，农妇举纺车，女孩擎鸡形玩具，男孩背书包。四人的动作不一，姿势优美，身形皆合解剖原理。图上刻彩灯一对，帷幔挂起，中间刻印“新年乐”标题；下有旧历画形式的“二十四节气表”，但增添了“农事活动”新内容，代替了“喜神方位”等旧历画的格式，对农民种田颇有参考价值。如“八月大，过大秋，种小麦，打烟叶，起山药”；又如：“十二月大，评记功，奖模范，新年到，‘新计划’”，反映了解放区的新政策和农民的新生活。

平阳年画的发展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起初为佛、道等宗教刻印经书神画，随后走向民间，木版年画印刷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在生产规模上也随之扩大。每年腊月，在城乡集市上，设摊摆画，卖窗花，卖对联，颇为兴盛。当时，这里的年画远销华北、西北、内蒙、河南、山东以及东北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平阳年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丰富多彩，更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近年来，平阳木版年画又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并成为平阳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

平阳木版年画，在明末清初是极盛时期。当时，这里的年画远销华北、西北、内蒙以及东北等地。仅临汾城内，就有益顺画店、德隆画店、兴昌画店等；洪洞县城内的瑞兰斋天泰成画局、曲沃县的同成纸局，常年雇用很多工人印刷木版年画。印制的自制木版年画更是遍布各地，每年腊月，晋南各县城乡集市上，设摊摆画，卖窗花，卖对联，处处皆有，颇为兴盛。

解放区新年画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939年的延安和晋东南地区。延安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所在地，聚集了很多革命美术工作者。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在1939年春节开展慰问群众活动时，江丰、沃渣分别创作了新年画《保家卫国》及《春耕图》，宣传边区生产和抗日。虽然画面简单，印刷的份数不多，但画中都注意吸收民间美术中形象突出、颜色鲜艳的特点。与此同时，由胡一川等木刻工作者组成的木刻工作团，奉命由延安赴太行根据地，也利用年画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当时（1939年）日寇对解放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并利用我国民间美术形式，搞了好多反宣传，晋冀鲁豫区党政军为对付这种恶毒阴险的计划，在山西武乡召开了文艺干部大会，决定继承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优秀传统，创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新文化新艺术。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和木刻工作者们一起决定试用我国民间形式创作年画。据邹雅于1962年1月6日在《北京晚报》著文回忆说：我们找到了一位木刻工人赵四，又从《新华日报华北版》调来一位懂得木版水印工人赵思恭，在短期内突击印制了第一批木刻水印画，内容有《送子弹》、《开荒》、《织布》、《抗日人民大团结》、《一面抗日一面生产》等八幅作品。这些画刻得都是单线，印上五彩，非常鲜艳夺目。1940年春节，我们把它送到集市上，一面展览宣传，一面销售，立即受到广大农民的喜爱，一万多张画，被争购一空，买不到画的，一再要求把展览品卖给他们。从那时起，群众就把它叫做新年画，我们也就都叫这种画为新年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