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规模全国性的调查与编写决非易事，其中的错综复杂自不必说。9年间，始自朱仙镇的全面动员，直至全部工作在京津结束，其间在各地召开无数启动会、专家座谈会、工作交流会，以及中期推动和收尾工作会。总编辑部和中国民协抢救办公室的主管者，不间断地到各地协同地方民协进行发动、组织、安排与推进的工作。如此坚持不懈，才使得这样庞大又繁复的工作一贯到底。

解放初期，佛山木版年画业较著名的作坊只剩下冯均记、广兴、广生、周添、长生、楠记、炳记、吴三兴、李保记等几家，经营商号仅剩下伍彩珍、生昌、合源、和茂、万源、永茂昌、华隆、泰安、有昌、有信、永盛等十余家。1951年，木版年画曾经被当作“封建迷信品”而控制生产，当年佛山木版年画的神像画只生产了8200张。1952年后，陆续有作坊迁往香港等地经营。1955年，佛山木版年画店仅存3家，从业人员5人。1956年，佛山市人民政府意识到佛山木版年画是体现佛山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民间艺术，决定加以抢救和传承发展。当年5月，以成立“佛山秋色工艺社”(同年9月，更名为“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为契机，邀请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的多位著名美术家、民俗学家到佛山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抢救、弘扬和开发佛山木版年画艺术。当年，广东省美术界的领导黄新波、黄笃维、杨秋人、蔡迪支、杨纳维等著名美术家都十分关心佛山木版年画的抢救、创新和发展，提出过多项具体的实施意见，并在实践中给予了很多支持。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为主体，佛山色纸厂和几间公私合营的文化用品社互相配合，首先安置了个别民间木版年画老艺人，挖掘整理了一批旧木版，开始恢复木版年画生产。《持刀将军》、《招财童子》、《和合二仙》、《引福归堂》、《年年有余》等一批木版年画由旧版新印或翻雕新版再印，并深受群众的喜爱。一批美术工作者满怀热情投入到弘扬和创新佛山木版年画的工作中，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借鉴和利用佛山木版年画的民间艺术特色，配合新时期形势发展和群众审美情趣变化等的需要，进行大胆创新。1959年前后，他们相继创作了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移风易俗又保持鲜明佛山地方特色的新木版年画，代表作品有：汤集祥的《庆丰收》、侯文发的《岳飞郑成功》、杨永雄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张拔的《五好社员》和《建设新农村》、林载华的《前程似锦》和《爱劳动爱清洁》等。

这类地区所采取的办法是：以生产为中心，结合宣传民族政策和土改政策，教育群众，只在有地主的某些村寨或地主统治范围内，宣布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划分阶级与调整土地，确定土地权，颁发土地证，健全组织，即迅速全力转向生产。例如，1951年，连南瑶区组织农会，在工作队协助下进行内部划分阶级，调查余粮借贷度饥荒，动员富瑶献田，将“太公田”分给农民耕种。1952年6月，连南汉区三江、寨南等地进行土地改革，而瑶区则进行以“确定土地权、发放土地证”为主要内容的土地调整。1953年4月，自治区政府宣布瑶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的“三不”政策。同年11月，召开瑶族上层老人座谈会，商议全面调整“太公田”，并制定安定生产情绪的10项措施。通过协商，教育较富裕瑶民献田，把被邻近汉族地主霸占的土地收归瑶族所有，实行“土地还家”，全面调整“太公田”，瑶族在汉区租种汉族地主的田地全部分给原租种者，广大贫穷瑶民分得了耕地和山林。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在民族工作中开始出现一种急于促进实现“民族融合”的错误观点，把进入共产主义以后才能逐步实现的远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实际工作纲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为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取消主义，否认社会主义还存在民族和民族问题，把承认民族差别，照顾民族特点的思想和政策统统扣上“特殊论”、“条件论”、“落后论”的帽子加以批判，认为“再提民族特点就会犯政治错误”。1966年8月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牛、鬼、蛇神的庇护所”，民族工作机构被撤销，民族院校大部分被关闭，民族区域自治被污蔑为“人为地制造分裂”、“制造独立”，严重损害少数民族的各种利益和权利，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工作造成极大灾难。这种错误思想实际上是否定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差别，严重脱离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助长了民族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识论，导致“浮夸风”、“共产风”以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泛滥成灾，极大地破坏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并给少数民族后来的发展留下许多后遗症。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过程中，民族间的趋同性将会进一步发展，民族差别愈来愈减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民族繁荣而不是民族融合时期，也不是民族消亡时期。198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旗》杂志刊载了1959年8月4日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这篇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理论权威”康生和陈伯达封锁了20多年的讲话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立场和民族政策的全面恢复。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照顾和帮助少数民族，使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有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体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民族关系不断改善，民族团结得到了加强。

198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沿南岭山脉视察广西金秀、荔浦、恭城、湖南江华、江永、广东连南等县瑶族地区，在连南召开三省区民委及有关县的领导人座谈会，商讨南岭瑶区的开发问题。10月20日，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成立。同月，巴马瑶族自治县民族艺术团推出我国第一部瑶剧《格鲁花》。是月，广西瑶族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召开。11月，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区民委在湖南郴州市举行国际瑶族学术研讨会。

1951年7—8月间，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到广东连南、连县、曲江、乳源、乐昌、始兴等慰问宣传。1951年7—9月间，以李德全、曹孟君为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到湖南省的江华、宁远、蓝山、新田、郴县等地的瑶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江华是湖南瑶区的访问重点。7月15—26日，访问团先于16日在县城沱江镇召开了有168人参加的一、二、三区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于22日上午在水口召开了四、五、六区446人的瑶民代表会议，下午又分别召开青年、妇女、工商、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座谈会，晚上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为瑶胞们演出精彩的节目，并放映电影；从7月22日始，访问团又分组深入贝江、枫木、大车洞等乡山寨访贫问苦，看病治病，共走访瑶民403户，看病治病473人。访问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瑶民们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访问团离开时，瑶胞们都依依不舍。

贵州省作家协会成立后，也呼吁抢救水书工作。荔波县水家学会T.作组在2002年春开始抓此项工作，并得到县四大班子的大力支持。是年7月21日在水尧乡召开“荔波县拯救水书座谈会”，开创抢救水书的先河。11月17口召开“荔波县水书抢救表彰暨捐赠大会”，有42名水书先生到会，捐书72本。其中蒙建周捐书42本，水书首例木刻本从中发现。会上，县四大班子领导向捐赠水书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并决定以水书抢救丁作为契机，以民族文化为旅游业的内涵与支撑点。这一方案被2003年4月的县人代会采纳，大会全票通过关于抢救水书，提升荔波旅游文化内涵，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提案。加上措施落实，推动了水书的抢救工作，截至2003年10月，已收集到水书3000余册。

早在1946年，冀鲁豫边区政府对鲁西地区年画就很重视，在区党委宣传部下成立了民间艺术部。1947年在阳谷县高村召开民间艺人座谈会，成立了民间年画研究会，着手对旧年画的改造和新年画的创作，调集了张秋镇等地的年画画工、刻工、印工、裱工，刻制了一些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的门画在解放区进行推广。随着解放战争南移、地方体制的变动，1950年有关部门将一批新年画画版交年画店主闫均振带回张秋镇印刷推广。但由于审美的差异，这批新年画未能普及，这是山东省最早的一次年画改革却最终夭折，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张秋木版年画再一次遭受打击。

早在1946年，冀鲁豫边区政府对鲁西地区年画就很重视。在区党委宣传部下成立了民间艺术部（后改为民间艺术联合会），1947年在阳谷县高村召开民间艺人座谈会，成立了民间年画研究会，着手对旧年画的改造和新年画的创作。调集了张秋镇等地的年画画工、刻工、印工、裱工，刻制了一些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的门画在解放区推广。随着解放战争南移、地方体制的变动，1950年有关部门将一批新年画画版交年画店主闫均振带回张秋镇印刷推广，由于审美的差异，这批新年画未能普及，山东最早的一次年画改革无果而终。其后，政治运动频繁，门神作为迷信品被禁。“文化大革命”后张秋年画几乎覆灭，除残存极少印刷品、少量线版外，在乡间偶尔有年画出现，已是微乎其微了。源茂永画店店主闫均振，数百套年画原版惨遭焚毁，残存的13种线版于1963年在闫均振草屋床下发现，被抢救收藏。

早在1946年冀鲁豫边区政府对鲁西地区年画就很重视，在区党委宣传部下成立了民间艺术部（后改为民间艺术联合会）。1947年在阳谷县高村召开民间艺人座谈会，成立了民间年画研究会，着手对旧年画的改造和新年画的创作。调集了张秋镇等地的年画画工、刻工、印工、裱工，刻制了一些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的门画在解放区推广。随着解放战争南移、地方体制的变动，1950年有关部门将一批新年画版交年画店主闫均振带回张秋镇印刷推广。由于审美的差异，这批新年画未能普及，我省最早的一次年画改革无果而终。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门神作为迷信品被禁，“文化大革命”后张秋年画几乎覆灭，除残存极少印刷品，少量线版外，在乡间偶尔有年画出现，但己是微乎其微了。

秦灭巴后，楚域的巴人和巴子国也随之在楚国的盛名之下消沉于史。其族属问题，自号“毕兹卡”的土家人在史籍多以“土人”、“五溪蛮”、“南蛮”、“苗人”泛称，常常以苗代土，将武陵地域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统称“苗人”，作为单一民族的土家族之名声无了名分。这一状况历经了漫长的中国两千来年的封建社会，直至1956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认定了土家族这一单一民族。1957年9月成立“土家族苗族湘西自治州”。土家族不仅有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民俗风尚、民族歌舞，同时还遗留下“西兰卡普”极具个性，古朴又绚丽的土家织锦。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支）加上摆手舞和土家锦三项，可以绝对地说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没有的单一民族文化艺术表现。据《神奇的土家族》（彭剑秋编著）一书载有“田心桃谈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经过”一文所述1950年国庆，她随中南地区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观礼，当时她是以湘西苗女的身份赴京的，之后的几年间她作为地道的湘西永顺土家人有幸先后多次参加中央民委组织的民族学专家与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在接受著名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前辈杨成志教授及著名民族学专家潘光旦、汪明禹教授等专家座谈考察中，当时其父亲寄来了一批土家服饰和西兰卡普被面，经展示和解说，对于土家族单一民族的科学论证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田心桃自织的一幅“西兰卡普”（满天星纹锦代表着土家族独特民族标志性手工艺）赠送给中南地区少数民族访问团，受礼者是费孝通副团长。之后众多专家来湘考察，潘光旦教授著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确定下土家是古代巴人后裔的结论。这一沉寂两千多年，具备单一民族各项识别条件的土家民族自1957年由国家民委正式确定为单一民族，名正言顺地与中国56个民族并肩步入新时代。本文引述族属论证的目的在于深藏于武陵深山之中的土家织锦有着同样伴随着土家民族的名分消沉于史的史实和身世，在民族识别的同时也在识别土家织锦。

为改造民间艺人思想，以便创作新艺术，1948年创刊的《华北文艺》上刊载了一篇《冀鲁豫边区民间艺术研究座谈会节录》，内容大意：一、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二、拿起笔墨颜料，刀刷案子……投入新文化阵营，去歌颂人民功臣、人民英雄；三、扫除老一套，改换新脑筋，不能甘心落后；四、实际行动起来，教育群众向英雄们学习，揭露卖国奸贼杀人暴行及地主恶霸罪恶，号召人民伸冤报仇，爱国自卫……这是解放区继专业艺术工作者组织起来制公约后，在民间艺术研究会的基础上，艺人们自己订立的公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年画创作指明了方向。冀鲁豫边区经过初步改造民间艺人，组织了“民间艺人联合会”，在当地文协的指导下，三年中刻印了大小年画近百种。1948年又由十四家画店合股成立了“新大众版画工厂”（主要由河北武强年画艺人刻版印刷），作为统一印刷年画的合作社。用合作社的办法经营年画，不仅可以获利，又可以互相学习，改进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先进的印刷术和机器代替了部分画家自刻自印的手工劳动。这时期的新年画更具有民间年画的形式特点。这是因为有更多的民间艺人参加到新年画创作队伍中来；也因为美术家们欲达到为工农兵服务之目的，思想上已重视民间美术，并向艺人学习，致使兴起的新年画艺术，逐渐向优美的境界发展。如1946年春节前，绥德分区召开民间年画艺人座谈会，“到绥德市年画匠及行商人杨家驹等七人，美术工作者李又罘，文工团美术股全体同志。会场挂着去年画的新年画及改造的门神、灶君等多幅，以供参考。文工团汪占非同志首即说明年画艺人及美工者对群众教育的主要意义并提出向他们学习。画匠梁应晋说：过去我们的旧年画就画‘前三皇，后五代’只管赚钱，不管老百姓懂不懂……但是我们不会刻新年画。最后杨家驹提出新年画可请文工团同志帮助刻，由我们来印售。米高升说新年画要画的稀一些，意思明白，颜色上好，老百姓就喜欢。大家同意不印刻旧年画、门神、灶君；新门神、灶君也须进一步改造。会上李又罘及美术股同志们创作的十九幅新年画，拿出来供大家参考。计有《红军解放东北》、《八路军的胜利》、四季屏（春耕、夏働、纺织、搓谷穗、修水利、冬学、自卫军、冬训）及卫生养娃娃等四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组织地开展瑶族文间文学的采风，先后编印了23本《瑶族民间文学资料》。1981年底，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后更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普查基础上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民间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1983年4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联合发布关于编辑出版三套集成的文件。1984年底，广西派人参加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普查采录、翻译等问题，并着手筹建广西及各县市三套集成的领导班子和编委会。各县、市开展了民间文学的普查工作，以县、市为单位编印各县市的民间文学集成本。广西7个瑶族自治县，广东的连山、连南，湖南的江华、云南的河口等都编印了本县瑶族民间文学资料，不仅为保护瑶族民间口承文学做了有益的工作，也为进一步弘扬瑶族文化做了坚实的铺垫。最突出的是史诗《密洛陀》，由蒙通顺等整理，14000行，34章。第1至25章为第一部分，叙唱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生活，即始祖女神带领众多男神女神创造天地、日月、山岭河流和百鸟禽兽；第26至第34章为第二部分，叙唱始祖母神创造人类之后，生产有了分工、私有制开始出现以后人们摸索如何结婚如何创造社会创造财富，以及如何生产分工、分家等历史。《密洛陀》的分支歌《背带歌》充满了人性人情。《背带歌》长达5000多行，流传于巴马东山、西山布努瑶地区，蓝正祥、蓝克宽先后花费10多年时间走访19位歌手，认真翻译整理，收入了吕胜中主编的《广西民族风俗艺术卷二•娃崽背带下集》正式出版，成为世人瞩目的耐人寻味的生命颂歌。背带是新生命成长的摇篮，是“始祖母”传承下来呵护生命的宝贝。长歌叙说了生命之重要，它涉及人类的繁衍、种族的壮大。无数的生命是构成人类种群的物质基础，长歌表现了朦胧朴素的生命意识。当然，这些生命不仅是族群的物质基础，也是族群力量的标志。因此，对小生命的呵护和培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古歌反复以始祖“传承”（实为后纳）的道德伦理观念来教导后人，表现了布努瑶群体的人生价值取向。此外，古歌对人的生命的成长是与对自然的调谐相适应的。如“群山为何放声笑？江河为何齐歌唱？绿树为何发新桠？红花为何竞开放?”的歌句，与背带上的蜘蛛、蝴蝶、龙虾、蜈蚣、桃花、长春藤、榕树、竹枝……各种动植物的符号组成了多重合谐的生态，隐喻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意识。

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具体包括观察与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座谈会、理论分析法等。首先是观察与参与观察法：民族学工作中特别注重观察，并以此为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的方法。本选题需要我运用“局内观察法”、“居住体验法”等方法来获取新鲜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笔者在2012年3月18日至10月23日在哈密调研期间，与当地的自治区级维吾尔族刺绣传承人阿加汗·赛买提见面并与她进行过探讨。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入乡随俗”，去阿加汗·赛买提大妈家居住，帮忙给阿加汗·赛买提大妈打下手，主要学习和收集有关刺绣方面完整的第一手资料。访谈法：除了在阿加汗·赛买提大妈家居住体验之外，我还可以联系哈密比较有名的刺绣艺人——绣娘们，以访问的形式进行交谈，了解她们意识中的刺绣文化。座谈会：创造机会使哈密的维吾尔族绣娘们召集在一起进行交谈，请她们说出有关哈密维吾尔族刺绣的相关内容。最后是理论分析法：通过以上诸多的研究方法，对最后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理论分析，再用深度与细致描写的方法加之相关理论知识来支撑本选题论文，争取做一个关于哈密维吾尔族刺绣文化研究的合格作品。

园区内从业人员现有柯尔克孜、哈萨克、维吾尔、回族四个民族，建立起了一个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就业环境，各民族在园区内共同学习技术、共同生产、共同致富。园区内的各车间内部每月都会开展一次促进生产的座谈会，各民族的员工共同为制作的商品出谋划策，使其在突出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具备融合性，更贴近市场。车间与车间之间也建立了合作制度，比如生产欧式配件的车间在为顾客装修房屋时就会向其推荐园区内的刺绣作品以及不同民族画廊的装饰画，促进销售。其中，2014年，刺绣车间销售额为30万元，2015年上半年的销售额为20万元。在生产中，刺绣车间采取半手工半机绣的形式，也有纯手工的刺绣作品。

一九八一年大年初一，凤翔木版年画随同凤翔和陕西省的其它民间美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首次展出。参观的人群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大家竞相观赏，争相购买。著名画家黄永玉，郁凤等人一连看了三、四次。黄永玉同志激动地说：“陕西民间美术真够丰富。民间美术是一切艺术的母亲，各省都重视起来就好了”。展出期间，中国美术馆组织了记者招待会和专题座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付主席华君武等同志座谈会上说：“陕西作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民间美术是国家艺术中的宝贝，应很好宣传”。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研究民间美术的专家张汀同志也谈到：“陕西搞这个展览，方向很对，功德无量，民间艺术应该很好抢救挖掘。”郁凤同志说：“民间艺术不仅是博物馆里的东西，还应该成为人民生活中的东西，不然，就对不起祖宗”。所有这些评论和赞美，也包括对凤翔木版年版画评论和赞美。

盘朝月（1933.8—）男，瑶族，广西灌阳县水车乡人，中共党员。1952年参加工作。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广西瑶学学会副会长。20世纪80年代以后，积极参与组织瑶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瑶学的研究工作。1984年，与相关同志共同倡议，由广西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在南宁召开全国瑶族干部代表座谈会，协商统一全民族传统节日为“盘王节”，商定筹建全民族的学术团体——中国瑶族研究会，并为当年冬在南宁举行首届“盘王节”和成立研究会做了大量工作。主编《瑶族服饰》、《瑶族》两本大型画册和《东山瑶社会》一书。主要论文有《略谈一九三三年桂北瑶民起义》、《瑶族支系浅谈》等。参与广西、云南、湖南、广东、贵州五省区联合拍摄的大型民族电影科教片《中国瑶族》、《广西瑶族》的决策与脚本的编写工作。1990年夏，受国家民委委托，率领中国瑶族学者代表团赴法国图鲁斯参加第三届国际瑶族学术讨论会，同时访问法国瑶族社区。1993年秋，率领中国广西瑶族代表联谊团访问泰国瑶族社区。

余绍青，193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孔垅张塘村。历任县文化馆副馆长、馆长等职。专业职称是副研究馆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省群众文化学会首届理事。1985年具体负责全县进行黄梅挑花普查并挖掘整理稀少品种实物残片纹样十多件，复制“鸳鸯戏荷”褡裢等六件作品。黄梅挑花到北京或赴国外展览，都有这六件作品，深得专家赞誉。多年从事黄梅挑花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介绍、论述文章七篇，其中《论黄梅挑花艺术特色》于1986年获湖北省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并入刊《工艺美术学报》、《黄梅挑花与人生礼仪习俗关系初探》，经鄂、赣群众文艺理论座谈会宣读后，刊入《大文化》月刊，后改题为《从礼仪习俗看黄梅挑花的基本特征》，被《湖北民间美术探源》收入出版发行。

对干一些年轻同志，有的虽然出身不好，只要表现好，也尽力培养。张福龙于1964年创作了年画《毛主席和青年农民在一起》，在1965年度春节发行了18万张，获得社会好评。1965年北京召开的年画、版画座谈会，郭钧派于化鲤、张福龙等参加，而出版社有一负责同志认为张福龙出身不好，不该派到北京出席座谈会，便向市文化局反映。郭钧作为社长、总支书记按照党的政策，坚持原则，认为只要个人表现好，就可以去北京。几经周折，张福龙终于还是参加了北京的会议。

盘王节是瑶族重要的传统文化活动，又叫“跳盘王”、“做盘王”、“还盘王愿”，以祭祀瑶族始祖“盘王”为主要内容，后来发展为纪念祖先庆贺丰收的民间节日。由于瑶族支系较多，各地举行盘王节的时间不尽一致，或夏历七月初七、七月十五，或秋后的十月十五、十月十六。1984年8月由广西区民委在南宁发起召开的有广西、北京、云南等省区市瑶族干部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经过与会代表的广泛讨论，一致认为“盘王节”民族特点突出，历史悠久，流传广泛，集中地反映了瑶族人民的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决定把“盘王节”定为瑶族统一的民族节日，欢度时间为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1984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全国瑶族代表在广西南宁市欢度首次全国性的“盘王节”，同时成立广西瑶族研究学会（1992年改名广西瑶学学会）并召开首届年会，开展瑶族历史文化研究，促进瑶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与社会建设。此后各地盘王节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增加了现代歌舞、电影和物资交流，促进了瑶族内部以及与其他各民族的交流，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得到发扬。如1985年11月28日，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城举行的瑶族“盘王节”大会及表演活动，出席代表及来宾共590人，表演人员150名，共表演几十种瑶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观众达万余人。

1987年3月，广西区语委在南宁召开瑶文工作座谈会，讨论瑶文试验的日期和步骤。6月，中国瑶族代表应邀前往美国出席瑶族教育会议，访问美国瑶族社区。是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至第九册出齐。国务院决定以大化镇为中心，划出都安瑶族自治县9个乡、巴马瑶族自治县2个乡及另3个乡的13个村公所、马山县3个乡镇的22个村公所建立大化瑶族自治县。

加强生产指导，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历史上，瑶族有“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习惯，不懂积肥施肥、点播技术，生产经营比较粗放，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甚至破坏生态环境。各地各级政府都比较注意引导，帮助瑶族同胞学习“一造变两造”、“山地变梯地”、“玉米单株密植”、“变撒播为点播”、“不施肥变施肥”等增产增收技术，积极改进耕作方法，防止盲目开荒。在易涝的山区，还注意引导群众种耐水的作物和在水灾后积极、及时抢种、补种其他作物，都取得一定的成效。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几年的努力，瑶族地区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1955年赵卓云在广西省瑶族代表座谈会上的报告中所说：“五年来，在政府的领导和扶助下，以及瑶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使生产大大提高了，例如粮食连年都不断得到增产，林业地区也大力进行了造林护林工作，其他如茶子、桐油、八角等土特产，牛、猪、羊等家畜也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些生产支持了国家建设，也使瑶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过去缺粮很多的山区，现在大部分已不缺粮或少缺粮了。过去盐是用来待客的，现在大家都有盐吃了。总之，吃的穿的比解放前好了很多，而且将是一天比一天更好起来。”

瑶族的盘王节和祝著节则都来源于祖先崇拜。瑶族盘王节，又称“做盘王”、“跳盘王”、“游盘王”、“还盘王愿”、“祭盘王”、“祖公愿”、“祭盘古”、“打盘古斋”，是瑶族人民纪念祖先盘魏的盛大传统节日。过去，各地瑶族过盘王节的时间不一致，一般在秋收后至春节前的农闲时间举行，具体日期分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定期的一般都固定在夏历十月十六日，1年1次。不定期的为3年、5年或10年、12年举行1次，具体时间由师公择吉月吉日举行。间隔的时间越长，节日就越隆重。可单家独户过，也可联宗共祖同族共同举行。单家独户者，节期多为1天2夜；联宗共祖同族过节，一般多为2天3夜，最长的达7天7夜。1984年，来自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北京、武汉等省市（自治区）的瑶族干部、学者代表在南宁举行商定节日座谈会，一致倡议将盘王节定为瑶族的统一节日，时间为每年的夏历十月十六日，并得到国内瑶族人民的认同，至此，各地盘王节的时间趋于一致。

1984年1月，广西区科委组织的大瑶山综合考察队林业组在金秀瑶族自治县罗香公社发现一片青钩栲林，面积约3000亩，这是地球上发现的第三个群落。2月，全国重点攻关项目，广西山区综合技术开发重点——大瑶山开发起步。5月，美国瑶族赵富明等人与泰国瑶族邓有升访华。7月，岩滩水电站准备工程开工。同月17—20日，在南宁召开全国瑶族代表座谈会，通过以农历十月十六日的“盘王节”为瑶族统一的民族节日，并决议成立广西瑶族研究学会。12月6—8日，全国各地瑶族同胞代表会聚南宁，在广西民族学院欢度“盘王节”。12月8日，广西瑶族研究学会在南宁成立。是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发展巴马鱼列为广西的科研项目，并拨给巴马瑶族自治县科研经费。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工作、破坏民族团结，攻击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和执行的民族政策是“右倾”、“投降”，诬蔑民族工作为“十七年黑线专政论”。这些谬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致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干部群众，包括一些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干部群众，民族政策观念淡薄了，甚至认为“民族政策早已过时，不能再讲民族政策”了，虽然，已经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损害少数民族利益，不重视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违反民族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地方民族关系比较紧张，对民族团结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尤其是普遍没有受过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的青年一代的教育，就成为当时所面临的一大任务。1979年2月中共中央就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撤销了对李维汉的错误结论，推翻了强加给民族工作的罪名，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1979年12月，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建议，在北京召开全国民族政策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继续搞好民族政策的再教育，认真落实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调整民族关系，对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巩固祖国边疆，促进四个现代建设确有重大的意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重点是克服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再教育是长期的工作，要把经常性的教育同适当时机的集中教育相结合；民族政策再教育中，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其他各种宣传工具，加强宣传工作，目的在于提高全党全国人民对民族政策的认识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这次会议以后，中央、各省、市、自治区的媒体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介绍民族情况。尔后，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被列入包括瑶族地区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落实到基层，开展创建民族团结的机关、企业、街道、村庄、连队的活动，许多大中专院校开设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促进各族人民对民族政策的了解和互相间的了解。在开展大规模的形式多样的民族政策教育的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表彰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山东省经委、山东省妇联、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省二轻厅主办，于1986年1月8日在济南举办了“鲁西南织锦与现代生活”的展览，当时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李昌安、姜春云、陆懋曾等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廉晓春、副主任刘恪山，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郁风等专家听取了鲁锦开发的汇报，他们认为这项织造工艺在山东省覆盖面较广，其色彩斑斓，似锦似绣，令人爰不释手，具有棉的质地、锦的技艺，因此将这项手织工艺定名为“鲁锦”。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时决定筹备进京展。1986年8月20日一9月4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由山东省经委、山东省妇联、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省二轻厅主办的“鲁锦与现代生活展”，著名艺术家张仃先生亲笔为鲁锦题词“来自民间，回到民间”。8月23日在京召开专家座谈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发言说：“鲁锦的开发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做工作要学习山东的这种精神，一年的调查，而且走访了61个自然村，开发了这一成果，这是我们搞工艺美术很重要的方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廉晓春认为：“鲁锦开发的过程本身就标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延续，多少年我们没有做的工作，今天山东做了，弥补了这一空白……”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李绵璐、美术家郁风等专家教授50余人到会，对鲁锦的开发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展览引起首都各界的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均进行了专题报道，《经济参考报》作了头版头条的专题评论：“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鲁锦与现代工艺结了缘，鲁西南经济出现了新的曙光……”

关于微型研究，过去我曾经做过一些。三十年代时初访瑶山的成果《花蓝瑶社会组织》，以及后来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都是例子。但是总的来说，在民族研究中这种微型的研究做得还很不够。我曾经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报告中说过：“‘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地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有感情、有思想，这样才能说是‘直接的观察’。‘型’是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通过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研究，我想汉族也一定有一个自己的基本成分，也就是原来居住在中原地区，以黄河为自己的摇篮所哺育出来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谓“黄帝”的子孙。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里，它不仅包容了“炎帝”的子孙在内，而且还在一个长期封闭的封建国度里，又吸收了附近高原、山区、草原、沙漠上的各个集团或其中的一部分，也羼入了不少古代的少数民族，终于形成为一个复杂的民族共同体，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族。正如周恩来总理1957年8月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样：“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这是我从事大瑶山瑶族调查研究以来所提供的一个看法。当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大家来做。其中包括我在前面提出的，要开展从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高山森林地区……直到沿海地区、中原地区等等地区的宏观与微型相结合的深入调查研究，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更大的宏观角度上予以分析和总结。科学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要求，将迟早会使我们走上这一步。目前我国西南地区已开展了六江流域的调查，贵州地区开展了六山六水的调査，都是一些很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