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关帝即三国名将关羽，是仁、义、智、勇的化身，也是“武财神”，被众多工商业行会、店铺所供奉。图2-13中关帝抚美髯，持青龙偃月刀，身后站立者一为关平，一为周仓。画面上方的八卦图，具有“符”的民俗功能。整幅画充满古朴之美。明清至民国初期，佛山的手工业和商业异常繁荣。佛山油豆行等多个商业行会、武术行会及会馆[如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地点在汾水升平街的山陕会馆]，都把关帝作为行业神加以崇拜。民间也普遍信仰关帝。清代，单是佛山镇范围，就有11座关帝庙。如果以目前的大佛山范围看，更是不计其数。每年神诞日，还举行关帝出游，同时举行会景随行。东头、弼头、福德、仙涌、祖庙五间关帝庙的关帝神像出游，俗称“五虎下西川”。犹如北帝出游“坐祠堂”一样，关帝出游会在弼头关帝庙内住一晚。出游沿途很是热闹，数家武馆舞狮列队迎接，并在弼头冬瓜窿（今燎原路附近红书里）表演舞狮入洞艺术，叫“三狮入窿”。

佛山颜料何时开始生产经营，目前没有确考。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载，清乾隆年间，佛山已有颜料会馆——五云会馆，说明佛山颜料业至少有二百多年历史。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和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记载：砂纸颜料行，会馆名源顺会馆，地址排草街；据《佛山市商业志》之《清乾隆至光绪年间佛山的商业同业行会表》，佛山洋商染料行十余家，会馆名裕安公所，位于永兴街。据《民国十七年佛山商业行业一览表》统计，当时仍有染料行57家。

【说明】金箔、银箔、锡箔、铜箔“四箔”是佛山传统手工业。金箔业在雍正五年就建立了行业会馆，说明之前已经成行成市。图2-81这幅画是张贴在包装金箔的木盒上的广告，注明了店铺已经有百余年历史，十足赤金叶精工督造，刻印有“广东李昌盛铺在佛山市福禄大街福新街门牌九号开张”等店铺信息。说明了当时佛山金箔店铺已经有了很强的广告和品牌意识。在木盒另一面还能隐约看出“CHONG”等英文字样，应是李昌盛的英译，可见也充作出口之用。

佛山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工商业重镇，手工业和商业基础稳固。“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得到空间的迅速布局和多层次的系统发展，其城市化的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广州、佛山两大中心城市外贸和内贸互补功能的发挥，使因地理和人文环境差异而形成的岭南独特的三种市镇空间结构整合为一体。”入清以后，佛山手工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四方商贾之至粤者，卒以是为归”，成为“东南一大咽喉”。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广州成为我国唯一的外贸口岸，“计天下所有之货食，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货食，天下未必有之”，在这样的环境中，佛山获得丰富的国内外原材料和商品，生产加工的年画销往全国和海外也十分便利。明清时期随着广州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佛山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重镇，承担着“广货”与“北货”宏大交流的商贸枢纽，佛山运出的精美“广货”及其丰厚利润，吸引了十八省商人在佛山设立会馆，畅通贸易。“川广云贵各省货物皆先到佛山，然后转输西北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26木版年画所需的纸张“粤北阳山一带所产待加工的土纸从北江源源运至，福建和赣南的土纸，如汀扣、罗地、五刀、六刀等素纸，都从东江运来佛山加工，然后转销各地而佛山所产的大量商品及海外商人带来的商品，也通过东、西、北江输往西南及中原各地”。木版年画与各江（各地）年画汇集于此，又通过佛山“广货”销售渠道将包括佛山木版年画在内的各地年画销往全国。据《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武强卷》资料，河北武强年画中的双花瓶、单花瓶在广州（佛山）、福建一带销路大,“南洋、澳洲、越南、阿拉伯、印尼、印度、日本、美洲、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外国商人，带来锡、蜡、胡椒、槟榔、檀木、皂角、象牙、犀牛、翡翠、羽毛等商品，大都要经过佛山输往内地，而他们需要收购广缎、广纱、铁锅、白铅、大黄、苏木、蒲葵、藤器等商品，不少也在佛山购买，然后销往国外。”到海外的佛山木版年画，不少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途径被外国商人采办销售出去的。佛山这一特殊商贸地位，对木版年画大规模生产销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佛山市商业局1990年10月编印的《佛山市商业志》记载，清代佛山有福建纸行、南北纸行和洋纸行。福建纸行8家，会馆名莲峰会馆，地址在长兴街（一说在新兴、新宁街，现南堤路段），会馆是福建长汀、连城两县众纸商所建。纸行货源来自福建汀州各山场，用竹浆制成，阳年盛，阴年衰。有玉扣、山贝、官边、贡信、手本、高帘等名目。行销当地四乡、外埠及广州、肇庆各地；南北纸行数家，会馆名首成堂。用南雄各属的竹浆制成，由南安运来，较福建纸质粗，

【说明】佛山《和合二仙》神像画有两个功用，一是用于商业会馆、行会、店铺，通常题写“发财和合”“和气生财”等主题文字，希望生意伙伴间和睦相处，互助共赢。另一种用法是张挂于新婚庆典的家庭，希望夫妻生活和谐。“和合二仙”作为婚姻中“喜神”的习俗由两个民间传说演变而成。相传唐人万回有个哥哥在外从军，久绝音讯，其父母日夜思念，于是他出门如飞，一日往返行万里，并带回一封哥哥笔迹的家书给父母，被称为“万回”。万回死后，宫廷、民间都奉祭他，视为“团圆之神”，称之为“和合”。经过长期的流传，和合亦逐渐演变成为掌管婚姻的喜神，并从宋代开始祭祀“和合”神。由于其名称为“和合”，后人从字面认为应该是两位神灵的合称。清代雍正时，开始有和合为唐代诗僧“寒山”“拾得”之说。相传两人亲如兄弟，共爱一女。临婚寒山得悉，即离家为僧，拾得亦为了友情，舍女去寻觅寒山，相会后，两人俱为僧，立庙“寒山寺”。自此，和合神像一化为二。由于佛教、道教中都有二神传说，故形象亦僧亦道。他俩在佛山神像画中搭肩相拥，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和（荷）谐合（盒）好”。

忠孝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而在绵竹这个地方显得更为强烈一些。在绵竹的孝泉镇，东汉时期出了一个叫姜诗的人。他与妻子皆很孝顺，被称为“一门三孝”。在“二十四孝”中就有他们的故事，其中的“安安送米”广为流传。在县城内双忠祠里，镌刻着诸葛瞻父子尽忠死节的故事。这些都对绵竹年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李芳福绘制了《二十四孝图》，并常年义务走镇串乡去宣传孝文化。在绵竹，佛教文化也相当兴盛。年画在技法与内容方面深受其影响，从庙堂画、神像塑造、雕刻中吸取了营养。清乾隆嘉庆年间，全国各地兴建会馆，经济日益活跃，画工们受聘于会馆，为之绘塑神像者众，对于民间绘画艺术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绵竹年画技艺甚佳，因之后来的“神案子”形成了专门的一个品类。直至清末，许多年画艺人往往是画年画的同时又画寺院壁画或塑神像。如已逝的年画老艺人张学源、张先富父子就擅长此道。张先富回忆道：“印象最深的是到庙子里画壁画，塑神像，父亲起好稿子，就叫我学着勾线上色。”这种现象现今还有遗存，李芳福、杨长安均善此道。绵竹年画里面有一个品类叫做“明展明挂”，“它充分利用了同类色的阶梯变化，就像庙宇中雕梁画栋的效果”（潘培德《绵竹年画用色浅谈》）；而“落地门神”则采用沥金、堆金或贴金方式，在阳光照射下具有浮雕效果。

至于关公为什么会被称为“财神”，杨庆茹在《问吧》一书中写到：“几种传说深化了关羽的财神的形象，一说关公生前善于理财，长于会计业务，曾经发明计簿法，设计日清簿，清楚明白；另一说关公死后真神常回到人间助战，商人在生意受挫后若能得到关公相助，就会东山再起。”“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关公成为财神与山西商人有关。山西商人把关公作为出门在外的保护神，在他们遍布全国的会馆里建筑关庙。因为游走天下闯荡江湖需要彼此照应，因此，他们就经常仿照‘桃园结义’结成异姓兄弟联盟，这也使关公忠诚和义气的美德广为流传。后来，晋商富甲天下，其他生意人也纷纷仿效，关公也就成了公认的财神了”。应该说也是颇值得信服的。

水族地区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是农村生产力停滞和人民生活贫困的主要根源。解放后，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民族的发展进步，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水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从1951年开始，至1953年结束。在发动群众报产评产的基础上，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的土地（含山林），征收富农的部分田土和旧社会寺庙、学堂、会馆等团体在农村的土地重新进行分配。优先分配给缺少耕地的贫雇农，适当照顾中农，并给地主留下一份可供自食其力的土地。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境内各县人民政府还颁发土地证，为农民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佛山手工业和商业更加发达。佛山手工业有220个行业，商业及服务业有70多个行业，有三四千种商品在生产，有3000多家商店。货物不少来自全国各地，本地产品也远销国内各省及南洋、澳洲、美洲和越南等地。当时佛山升平街、槟榔街、祖庙大街、长兴街、青云巷、豆豉巷等地设有全国18省的商业会馆，（外国商人）在彩阳大街设有22家洋馆。9佛山众多行业中，直接与佛山木版年画关联的行业就有：纸业、图书文具业、染纸业、刻版业、门神业、灯笼业、扎作业、冥强业、颜料业、青靛业、乌烟业、金花业等。佛山居民大都是手工业工人，参与各种手工业制造加工，并且许多人一专多能，可以胜任好几个相近工种的生产。佛山于宋代就在栅下形成了最早的米艇头市场，明代发展到3圩6市，清代6圩17市。

只要对广州、佛山两个市场的商品结构、商人组织和市场网络进行比较研究，就可知广州市场上各省运来的货物绝大多数是清朝允许出口的商品；各省运回的商品更是清一色的洋货，这说明广州商品与对外贸易相联系。佛山市场上，洋货寥寥，广货充斥（或称南货），生产用品和民生日用品占主导地位，这表明佛山市场的商品与国内、省内贸易相联系。各省商人运来的“北货”（或称外江货）在佛山市场与广货大规模交流。佛山林立的外省商人会馆和形成的外省商人聚居区，都表明佛山与广州是两个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

老河口地处华夏腹地，汉水中游，守望荆楚北隅，扼四省要冲，素有“襄郧要道、秦楚通衢”之称，为“四省物资集散地”，旧时商业极其繁盛。明末清初时这里有21个码头、8个船帮、16个会馆，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山西会馆就在老河口设立了平遥日升昌票号。至光绪年间，老河口城区内已有1200余家大型商铺，经营各种商品，交易金额达到白银5000万两。而到清末，老河口钱庄骤增至93家，行会有20个，有山西帮、武昌帮、湖南帮、福建帮等13个船帮，各码头经常停泊船只达六七千条，人口近8万人。民间流传的用“三个一千四百四十里”描述老河口商路辐射之广，老河口之繁荣可见一斑。故民谚有“天下十八口，数了汉口数河口”之说。

佛山这个闻名全国的工商业重镇，有良好的工商业传统与素养，佛山木版年画生产经营也和这里的冶铸、丝织、陶瓷一样，形成一种良好的产业间相互依托、互补共贏的关系。中部福德铺的福禄里及周边舍人大街、水巷、衙前街一带，本身即是工商、民居混合区，生产经营集中，有店肆300多家。同时，因为连接码头、货栈、会馆云集的北部商贸区和南部手工业制造区，这种枢纽地位使之成为异常活跃的工商业生产、经营中心。是佛山最集中的文化用品聚集区。以福禄里为中心的大街道向周边街巷辐射。福禄里及周边街巷集中了木版年画所需的各种原材料。福禄里形成佛山各类纸行集中区，有土纸行、杂色纸行、洋纸行等，集中了数十间纸品销售店铺，销售来自全国各地的纸品。清代出口纸张受朝廷监管，各地出口的纸张都要先汇于佛山，因此佛山有用纸的便利。福禄里一带是木版年画所需颜料、鬃刷、毛笔等集中销售区域。福禄里附近舍人大街及其东南面竹栏一带集中了木版年画印制主要材料“乌烟”的制作及销售坊店，形成了乌烟行、乌烟巷，他们主要由安徽籍侨寓居民组成。雕版作坊集中在高基街、舍人街、牛栏口、水巷、福禄里。雕版作坊人数不多，技术含量较高，一个普通作坊通常只有2-3人。高基街是佛山木雕的集中街区，佛山木版年画的木版雕刻也属于木雕之一种，故牛栏口的雕版作坊就在木雕街区高基街最东面转向福禄路的交汇处。

明清时期，由于贾鲁河（古名孙家渡）的开通，朱仙镇河道四通八达，不仅是省城开封的外港，而且成为中原的商业重镇。清初，开封成为一个对外不通航的城市，商业转运主要依靠城南45里的朱仙镇。明清时，朱仙镇是水、旱码头，交通运输十分发达。贾鲁河水深河宽，北贯黄河，南入淮水，使南北往来货物畅通无阻。镇内商号林立，作坊云集，百业兴旺。各省富商均在镇内设有会馆，世俗七十二行一应俱全。据记载：明、清盛时，镇分东西两镇，有民商4万余户，人口20余万。朱仙镇又名“聚仙镇”，传说镇内为七十二路神仙聚会之处。明清兴盛时，镇里庙宇遍布，碑楼、牌坊林立，著名的有“宋鄂忠王岳飞庙”和“关帝庙”，庙内碑刻、石雕、壁画皆出自匠人高手。其他有“鲁班庙”、“财神庙”、“土地庙”、“观音寺”、“救苦庙”、“瘟神庙”、“二郎神庙”、“龙王庙”等，还有明嘉靖年间兴建的“清真绿瓦寺”、“清真南寺”、“清真女寺”等青砖绿瓦、雕栏玉砲，十分壮观。朱仙镇优越的地理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浓郁的文化氛围，给朱仙镇木版年画行业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国《增修阳谷县志》称，张秋镇“在昔繁盛之时，航桅林拥，商贾云集，非三县（东阿、寿张、阳谷）城市所能及也”。又谓其各街市“皆有百货云屯，如花团锦簇，市肆皆楼房栉比，无不金碧辉煌，肩摩毂击，丰盈富丽，有小苏州之称”。外地商人纷纷到张秋落户设店，并得到迅速发展。据载，其时在镇经商的仅山西商人就有百家之多，他们还在镇西关厢修建规模较大的山西会馆，作为他们运河时期的商业活动场所。诸如此类的会所还有江西商人修建的“万寿观”、福建商人建立的“天后宫”等，可谓“会馆林立”。

除此之外，佛山镇刻版作坊集中的地方也不少，如水巷、豆豉巷、大地街等地，其中豆豉巷的刻工多且工艺精巧。佛山还有大量商行和会馆从事与木版印刷相关的商贸，如福建纸行、南北纸行、洋纸行、纱纸颜料行、洋南染料行等商行，莲峰会馆、江西会馆、楚南会馆、源顺会馆等。其中福建纸行经营来自福建汀州、连城各属山场用竹笋制成的玉扣、山贝、官边、贡信、手本、高帘等纸张品种。而南北纸行经营制自韶关南雄，用安南（今越南）竹笋制成的纸张，品种繁多，质地比福建纸质略粗。

民国时染纸业分设于舍人街、同兴街。主要商号有泰安、老荣合、永茂、永茂昌、广源、协昌、梁三兴、生茂、大元、有信、有合、万兴隆、黄永合、梁六合、泰昌、和茂、广福、霍溢记、洪亿昌等。此外，还有染纸东家同志堂会馆和染纸西家宝祖社会馆。

福禄里：找换金珠、宝石，卖苏杭书籍、冬帽、绒领、锦被、金花、缝针、柬帖、黄白红纸、锡箔、金箔、色袜。通街直铺，多有三百余店，俱卖京省巨客之货。西有街二，一曰福新街，染年红纸，通出潘涌里。一曰福兴街，卖金线、鞋帽，通出公正坊。南往金线街，卖金箔、金张、信帽、枝花、纸盒、染纸，亦通出行仁里。转水巷正街：有天后庙，卖金花、醮料、千层纸、镜、挑字印内。有冬帽行会馆，门口年晚卖门补、红钱等物。水巷直街：卖祭轴、神仪、珠灯、铁线、年货、开刀、门神、通花、生花灯，此通舍人古庙。由正埠往大基尾路程的天后庙：前肇庆渡头，后通天庆街，卖妆盒、雨伞、生木神像。直出衙前街，卖杂色、纸、琉璃、扇粉。由祖庙往村尾通济桥至军营汛走马路：卖爆竹、纸料、灯笼、写匾。此通福宁里，炒铁炉开此，亦往早市处。灯笼里：卖铜箔、金花。东入风箱巷，卖长生寿板、风箱。朝北社：东往普君新墟，元宵卖鲤鱼花灯，在此赛卖。优越的经济和地理环境，有效促进了佛山木版年画的发展，使之成为全国年画生产和批量销售的中心之一，特别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至抗日战争前最为鼎盛。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行会的成立。

元初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张秋镇得水运之便，工商各业得到较快发展，经历了绵延数百年的昌盛和繁荣，久负盛名。当时论及运河沿岸风光，咸称“上有苏杭，下有临（清）张（秋）”。明万历三年（1575年），于慎行作《安平镇新城记》云：“安平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河而室者以数千计，四方工商骈至而滞鬻其中……其廛以数百计……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奇珍异巧之物，秦之罽毳、晋之皮革、皆荟萃其间。”各地商人通过张秋的运河和大清河商路之便，纷纷将各自的商品运抵这一名镇。“张秋北二百里而为清源（临清），而得其商贾之十二；南二百里而为任城（济宁），而得其贾之十五；东且三百里为泺口，而盐英之贾于东兖者十而出其六七”。济宁、临清的商人大量来到张秋，到泺口运盐的商人也都通过大清河从张秋转入运河，南方、东南及西部的商品都汇集到这里，张秋的经济繁荣起来，城市人口大增，明万历七年（1579年）都御史赵贤乃扩建镇城，“跨运河之上，周八里……四门有楼，南北渡口设敌台四座，规划宏壮，为漕河重镇”。张秋虽是一个镇，但其城市规模比起一般县城甚至比泰安府城还要大。当其全盛之时，镇城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其中主要街道多以交易品名称命名，如米市街、糖市街、柴市街、果市街、竹竿巷等。江南所产竹木、柑桔、稻米、桐油、丝绸、茶叶等，多在此卸船，由陆路运销山西、陕西及本省各地。本地所产之乌枣、阿胶等土特产及手工业制品，以及产自山东沿海的海盐等，亦由此装船，运销南方各省，是鲁西主要运河码头以及货物集散地之一。明代湖广参政陈守愚撰《安平城记》，称安平镇“云帆樯林，商贾云集，贸易纷错……此弘治间安平之太平气象也”。清康熙年间，林芃、马之骦作《张秋志》，述及当时盛况，有“镇当南北孔道，水路要津，船舻云集，轮蹄纷沓，五方商贾辐辏”等语。民国年间《增修阳谷县志》称张秋镇“旧为贡道之通渠，实扼南北之咽喉……在昔繁盛之时，航桅林拥，商贾云集，非三县（指东阿、阳谷、寿张）城市所能及也”。又说张秋各街市“皆有百货云屯，如花团锦簇。市肆皆楼房栉比，无不金碧辉煌。肩摩毂击，丰盈富利，有小苏州之称”。当时仅在镇上经商的山西商人即有上百家，建有规模较大的山西会馆。至清末民初，因受运河停运及战乱、匪祸之影响，张秋镇渐失昔日之繁荣，但仍有商号70余家（其中晋商20余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经营糖、茶、果的“聚”字号（如成聚、福聚、工聚、新聚等）、经营粮食的“德”字号（如石盛德、崇信德、恒德等），经营药品药材兼坐堂行医的“堂”字号（如保圆堂、义圆堂、玉升堂、德华堂等），以及经营南北杂货及典当业的王太恒、泰盛隆、常兴全、常兴和等。上述商号多于日伪时期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