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男女都习惯包头帕，男子缠黑色或白色头帕，青壮年男子将头帕包得前高后低，显得器宇轩昂、威武神气。有的地区将黑白头帕都包在头上，即先包白色头帕，再交错包上黑色头帕，并露出里层白帕以形成几个白色圆块面，使头帕富于变化，并称此头帕为“喜鹊头帕”。妇女的头帕色彩也分为黑色和白色，大多绣有花纹。包头帕的方式有包帕和搭帕两种。包帕因缠绕方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造型，有的缠成盘状，如茂县永和乡一带的妇女；有的缠成高耸的黑色大包头，如牛尾寨、镇坪、松坪沟一带的妇女；有的用两条白色长帕包成挺拔威武的“将军帕”，如黑虎塞的妇女：有的将白头帕在头顶交义成十字状，称为“十字帕”，如汶川萝卜寨一带的妇女；有的包黑色绣花帕，两个帕头立于后脑勺，如上翘的耳朵状，如理县蒲溪乡的妇女；有的随季节不同头帕也有所变化，如三龙乡羌族妇女春秋季包绣花长头帕，冬季则包四方形的绣花帕。此外，羌族妇女还喜欢戴瓦帕，戴瓦帕的羌族妇女主要在茂县、赤不苏、曲谷、雅都、维城一带，瓦帕为折叠成三层的黑帕，最上一层绣有花纹，瓦帕戴于头顶再用两条发辫和发线缠绕固定，并用银花、银牌、珠串、蓝色丝线装饰在发辫上。羌族妇女头戴的瓦帕与大凉山喜徳地区彝族妇女以及嘉绒藏族妇女所戴的瓦帕非常相似，从中可以看到各个民族在服饰上相互影响与交融的特点。但认真比较仍可看出差别，如瓦帕上三个民族所绣花纹不同，彝族妇女的瓦帕多为几何纹，羌族妇女的瓦帕则多为花草自然纹，而嘉绒藏族妇女的瓦帕虽多为花草纹，但纹样构成不同，并且在左前方还悬垂一束美丽的丝穗。

在许多中国学者的历史知识中，羌族是一个居于华夏西方的异族。这个民族几经迁徙、繁衍，并与周遭民族融合而形成许多新民族。以这样的羌族史，来说明部分汉族、藏族、彝族与其他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源流。在这样的民族史中，民族被认为是一有共同体质与文化特征的人群，并在历史中延续、成长、消亡。然而，类似的“民族史”在有后现代主义倾向之学者眼中，却只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下的集体想像与建构。后现代的中国民族与民族史研究，便在于解构这样的“历史”。究竟，羌族是历史的产物，或是“历史”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被打败而离散的羌族”此一记忆，不但让他们认为藏族、彝族与其他许多西南民族皆是羌人后裔，也让他们在更广大的世界中寻找、想像期望中的、足以为傲的羌族同胞。一位出身汶川龙溪的羌族知识分子，便曾在以下言谈中表达如此的民族自傲：

作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目前有30万人，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县。他的南方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约658万的彝族。他的西边是人口459万，分布于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他的东边则是更广大的12亿汉族——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目前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学者皆认为，羌族与汉族、藏族、彝族，乃至于纳西、哈尼、景颇、普米、独龙、怒、门巴、珞巴、傈僳、拉祜、白族、基诺、阿昌等十余种西南民族，都有密切的族源关系，而羌族民众也为此非常自豪。为何一个当前人口不过30万人的民族，可以使十多个民族共十数亿人联结在一起？在本文中，我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历史”。

而在国内，四川的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界，流行着“南彝北羌”之说，意为聚集于川南的彝族与川北的羌族，其刺绣技艺是四川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的两座高峰。“南彝北羌”的绣品，风格各异，互有千秋。因岷江区域的羌人，自古便与成都平原的其他民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民族融合，文化互通，羌绣在保存羌人原始古朴的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融入大量汉族的文化与艺术基因，这使“南彝北羌”之中的羌绣，得以博采众长，底蕴丰富。在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前提下，技艺吸纳与创新，绣法融合与继承，这是羌绣与华夏其他民族刺绣工艺品相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以明清时期遗留至今的大量羌族刺绣实物为例，当时刺绣在羌族地区已极为盛行，如今羌绣中最为普遍的技法——挑花刺绣，在这批文物中频频出现。鲜为人知的是，挑花刺绣这种技法，正是羌族妇女吸收了成都平原汉族的挑花技艺后，再发展与创新出来的一种汉羌结合的绣技。

在国内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也有不少成果。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田野丛书中，多少都涉及到了民间的庆典仪式与区域、族群的变迁和认同的问题。温春来的《从“异域”到“旧疆”》一书讨论了彝族的历史变迁中的民族文化身份问题，探究其人民的共同想象是如何维系的。郑振满的《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考察了闽台地区的民间仪式，从中切入研究社会转型问题。连瑞枝的《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通过图卷、雕刻、佛教经典、传说、墓志铭、家谱以及地方野史及碑刻等材料中还原出民间仪式庆典，这些材料不但对笔者的羌历年研究有平行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为田野考察指明了方向。

岷江上游的羌族是由大西北迁徙而来的古羌人后裔，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所历经的沧桑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古羌人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古羌人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土著居民融合，衍生岀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14个民族——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普米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阿昌族、土家族等民族。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古羌人的文化特征和痕迹。羌族为中华文明史作岀了杰出的贡献，并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们的服饰和刺绣记载了其艰苦历程，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服饰和刺绣饱含着大量的文化历史信息，记载着这个民族成长、发展、迁徙的艰难岁月和历程，成为其民族历史的载体。因此，羌族被称为“将历史穿在身上”的民族，其服饰和刺绣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共同的起源”上，羌族村寨民众多认为他们与藏族、彝族较亲近，这是因为在当前流行的历史与民族知识下，藏、彝与羌都被认为是古羌人的后裔。因此羌族的我族中心主义常表现在他们将本民族视为历史上一个“广大羌族”的起源与核心，而藏族、彝族则为古羌人支裔、边缘。此主干与分支之别，也表现他们心目中羌族优于他族的地位。法国人类学者路易斯•都蒙对印度种姓制度的研究中，已指出此种包涵者与被包涵者(整体与部分）关系所形成人群阶序现象。

20世纪初以来，中、西学者进入岷江流域作民族调查研究。1950年代，更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也在此展开。1970年代以来，西南考古的石棺葬文化、大石墓，更引起学者对古代川边“民族走廊”之民族移动的兴趣。结合这些新的民族、语言与考古资料，许多学者认为，古代羌人或氐羌沿着川藏边界的民族走廊南移，便造成后来的彝族、白族、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独龙、怒、阿昌、土家、藏族以及羌族等“藏缅语系民族”。1980年代以来，研究羌族史的学者也用羌族本土资料来说明羌族历史。汶川、理县附近的羌族间流传着“阿爸白苟与羌戈大战”传说，其内容称羌人由西北迁来此地，与土著戈基人发生争战的经过。历史学者认为，这个神话传说是岷江上游之羌由青海迁来，或更大范围氐羌系民族南迁历史之残存本土证据。

现在羌族民众普遍都以“尔玛”等同于“羌族”。大多数城镇羌族知识分子，都以川西汉语方言将这词念作“尔玛”，不论他们原来“乡谈话”中是念作“日麦”、“玛”、“莫儿”或“尔昧”。“尔玛”普遍在各种场合代表羌族，如羌族地区出产的一种酒被取名为“尔玛酒”，介绍羌族民俗的文献被题名为“尔玛风情”。而且，所有羌族人都知道“尔玛”的人群地理范围：南至汶川的绵篪，西至理县东部与茂县赤不苏，北到松潘的镇江关、小姓沟一带，东到北川。至于过去狭隘的“尔玛”观念，则被人们视为昨日之非。岷江上游羌族如今普遍认为过去因知识浅薄以及交通不发达，所以才以为“尔玛”只是一小撮人群。北川的羌族则认为，因过去的民族歧视，所以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汉人，忘了或不愿承认自己是“尔玛”。然而许多人也承认，在过去他们没听过“羌族”，如一位茂县永和沟的老人说：“羌族，事实上都是他们安的；羌族、藏族、彝族，我们这些人安不来这些姓名，只晓得莫儿。”以下这位北川青片乡上五寨人的一段话，更道出民族识别在基层民间的情形。他说：

1970-1980年代，顾颉刚、马长寿、任乃强等学者以历史文献为依据，描述羌在历史上的迁移与民族融合，将古代与当代的羌人联系起来，并研究羌族与各个民族的关系。如马长寿在《氐与羌》中称住在秦陇地区的羌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羌逐渐融合于藏，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则绵延成为今日的羌族；任乃强在《羌族源流探索》中称羌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演化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关于羌族的语言学研究和西南考古研究也提供了更多的依据，李绍明、孙宏开等学者认为，古代羌人或氐羌沿着川藏边界南移，形成了后来的彝族、白族、哈尼、纳西、傈僳、拉祜、景颇、怒、阿昌、藏等众多藏缅语系的民族。

羌族认为他们与藏族、彝族较接近而他们与汉族有较大的差别。目前当地的羌族与藏族民众，普遍以“民族”来称所有的少数民族，以此相对于“汉族因此如今在有些村寨民众心目中，“尔玛”更广泛的定义便是指所有的“民族”。

在中国西疆，近代“氐羌系民族”论述与典范“羌族史”，以及羌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都可视作此华夏边缘再造的表征，也是一长程华夏边缘历史之近代产物。在近代国族主义下，中古以来由于吐蕃崛起而逐渐消逝的华夏边缘，汉晋时的“羌人地带”，以及更早的商至汉代以羌为异族符记的“漂移的华夏边缘”，被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建构。语言学、体质学、考古学、民族学与近代史学，都被用来补缀缝合此一民族及其历史。于是，中古以来被“番”之异族概念严峻化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如今又被“羌族”、“氐羌系民族”等概念与“历史”糅化、模糊化。虽然在民族识别、划分后，有藏族、羌族、彝族等等之别。但透过“羌族”与“氐羌系民族”之历史、语言与血缘(体质)建构，藏、彝与西南各氐羌系民族间及其与汉族之间，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尔昧”包括得比较多，羌族是“尔昧”，藏族也喊”尔昧”。“尔昧”就是民族，汉人是“而”。彝族说不来我们的话，他们不是“尔昧”。黑水的也是“尔昧”，就是少数民族。四土的人是赤部，他们说的话我们不懂。草地的人是识别。北川那我们一般称他们“而”，就是汉族。“尔昧”里面还能分“识别”和我们。赤不苏地方的人还是称“尔昧”。羌族是解放之后读书了才知道的，以前凡是不是汉族就是“尔昧”。

民族都在山包包上，平坝汉族占到了。还有呢，树子都这样打疙瘩。汉族怪了，都是刻字，在石头上刻字作记号。汉族就是，我们两个分家就是，烧火。过后一烧，民族那个都烧掉了，没得根据；汉族那个，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写的字。汉族占了平坝，民族占了高山。民族就是羌族。不只是羌族，所有的民族。用羌语讲这故事，民族就是“日麦”，在这里“日麦”包括所有民族。回族不是“日麦”，藏族、彝族都是“日麦”。

以历史上自在的羌人来说，许多以此为主体的历史研究，说明古代许多羌人融入了今日之汉族、藏族、彝族及许多西南民族之中，以此强调羌人在中国民族构成上的历史贡献。我所提出的华夏边缘观点下的历史，也承认如此结果——古代许多被视为羌的人群，成为汉族、藏族、彝族及西南民族之一部分。最后，今日居于川西北之羌族，我认为其历史文化资产中最可贵的部分，也是对于了解中华民族一体性最有启发的部分，并非以上那些历史，而是其“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文献记忆中，此心性可追溯到战国时的“炎黄为弟兄”之说。在今日，它也是中华民族内各民族互称“弟兄民族”此一话语之深层社会文化根源。

华夏边缘的推移、变迁，由华夏对边缘人群的历史与文化书写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行动，来体现与达成。有关羌人文化与历史的书写与再书写，被“羌人”阅读，因此也影响这些边缘人群的自我认同。自春秋战国时华夏形成以来，华夏便不断地书写边疆人群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华夷关系。由此角度来说，当前“典范羌族史”与“羌族文化”是这个书写传统的最新阶段，也造成一新的华夏边缘——羌族。如此，边缘观点下的“羌的历史”显然不同于说明“羌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典范羌族史，但这并不表示“羌族”不存在于历史之中。无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羌人，数千年来在中国西疆边境内外为生存奋斗。他们挣扎于中原王朝与吐蕃、西夏、南诏的战争之间。为了生存，他们接受、选择、建构各种版本的“历史”，因此他们有些成为汉人移民的后裔，有些成为吐蕃贵族的后人。最后，在古代中国汉、藏（吐蕃）政治与文化的扩张、挤压之下，只有岷江上游与北川西北一隅深度汉化但又被视为“蛮夷”的羌民，成为汉与“番”之间最后的模糊边缘。在近代中国国族主义发展下，羌族作为一少数民族的存在，“羌族史”的建构可说是华夏边缘的一新规划。在此新边缘规划中，过去“羌人地带”这条华夏边缘，仍是划分藏族、彝族、羌族与汉族间的界线。然而在这条线上，“羌族”及“典范羌族史”是一个门；通过这个门，汉族与藏、彝等民族可以联系在中华民族之中。

日本人也有来北川这作研究……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是羌族，所以对羌族有兴趣。他们说，他们与彝族特别接近，彝族的祖先就追溯到羌族。

当代民族识别与分类，在过去的“羌人地带”上，基本上沿承着汉人心目中羌、番、夷的区分概念。在此地带上过去被称为“番”的，其后裔大多被归类为“藏族”，成为460万藏族中最东边的一部分。在此地带的南端，过去被称作“夷”的人群，其后裔如今被识别为“彝族”，成为660万彝族最北边的一部分。而“羌民”成为羌族，人数仅约20万，且不见于别处。羌族人数虽少，但前述“典范羌族史”说明汉族、藏族、彝族及许多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所谓氐羌系民族）中都有羌族的成分，因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中的兄弟民族。如此羌族成为汉、藏、彝与广大“西南氐羌系民族”间的黏合剂。羌族也颇以此自豪，他们常说，我们羌族是藏族、彝族的祖先，或说羌族是比汉族更古老的华夏族。“典范羌族史”虽然可发挥民族团结的功能，但在另一方面，这“历史”也借由书写民族间的战争、征服、驱逐、迁徙，来将当前国族结构中的核心与边缘区分合理化。

在上述地理环境与经济生态下，羌族人结为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以共同保护、分享与竞争有限的生活资源。这些社会群体及其间的区分，有些是在国家的民族分类与行政划分下造成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如羌族认同、北川人认同以及羌族与藏族、彝族间的区分，或北川人与茂县人、汶川人间的区分。有些则沿承当地原有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如本沟、本寨人的认同以及他们与其他各沟各寨人群间的区分。认同与区分，也包括在一社会中由于分工和资源分配而产生的阶级认同与区分以及男女性别和不同世代间之认同与区分。

这两条路线的本土历史文化建构，塑造了当今羌族及其族群本质。虽居于汉藏边缓，他们不只是消极接受由各种文化核心传来的“历史”，他们也选择、修饰这些外来知识，以与自身原有的记忆相结合。以上羌族社会历史记忆中所呈现的愚笨的蛮子、汉族的拯救者与守护者、最古老的华夏（大禹子孙）、过去很强大后来被打败的羌族等本族历史形象，表现他们作为边缘少数民族的许多无奈、卑屈，以及期望与骄傲。借此他们接受自身边缘弱势者的形象，同时塑造一些值得自负的我族形象；他们将自身建构为少数民族，同时强调此“少数”为“多数”的一部分，且比后者更古老。以上这些现象，不只是见于羌族，也见与彝族、纳西族等中国西南民族之中。

在本书中，我所强调的羌族史不仅是汉族西方族群边缘的历史，也是藏族的东方族群边缘历史以及彝族或“西南氐羌系民族”之北方族群边缘的历史。在这历史中，“民族”是一群人的主观想像与建构，想像与建构我群的共同祖源与历史，以凝聚“同质化”的族群以及想像、建构他群的祖源与历史，以刻画“异质化”的族群边缘。如此，一个个由“历史记忆”所造就的个人与群体，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中彼此合作、妥协、对抗，并运用策略与权力影响彼此的历史记忆，因此产生新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以前西南民院的那老师讲羌族的来历，我们觉得藏族人也多，汉族更多，为什么要讲羌族？他说，羌族以前很强、很好战。被打散了，就一部分到藏族地区，一部分到西南的彝族地区，都是羌族流浪到那，才改变了族别。另一部分就流窜到阿坝州的茂县、理县，就是现在的羌族。我们下课后，彝族的同学不安逸（注：不服气），藏族的同学也不安逸。羌族人那么一点，还说我们是羌族来的。我们还去问老师。老师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部分羌族人认为藏、羌较接近，是由于他们认为，相较于汉族而言，藏族、羌族都较笨、直率且落后；藏族、羌族都是老实、落后的“民族”。但相反地，许多羌族民众又认为，相较于藏族或彝族而言，本民族是进步的、比较聪明的。从这一角度，他们认为本民族与藏族、彝族比较远，而与汉族比较接近。这种进步与落后的区分观念，最常表现在他们主观认定的“卫生”程度之上。如一位茂县雅都人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