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拥有众多天然良港，漳州先民自古就“以海为田”，从事渔业和海洋贸易。明代漳州月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的“四大商港”。明初期厉行海禁，“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直到明代隆庆年间开始准许对外通商，“贩东西诸番”，促进漳州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这时的漳州月港取代泉州后渚港，一举成为南中国海上贸易的中心港口，漳州进入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隆庆年间，月港一地税收为每年几千两白银，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已增至2.9万两。当时漳州以“孤屿遥屯，前代不啻瘠土，忽而声名文物，成为东南一大都会”。明末清初，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战争持续近四十年，战火殃及月港。清廷为扼制郑氏，在沿海实行“迁界”政策，沿海三十里地带划为“弃土”，由此，月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逐步为厦门港取代。

清代中叶以后，配合闽省移民大量迁台发展的趋势，书籍和木版年画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往返其间的各路郊商经年累月将原乡印制的产品雇用戎克船船队加载台湾各处港口，经常供不应求。加以台湾海峡水域暗礁罗布，风信险恶，折损覆灭的沉船海难层出不穷，考虑盈亏利弊的高度风险，间接刺激制造商另行选择在台就地兴办“纸庄”、“纸行”或“纸店”等门市，使产业技术移转，让成品直接上市发兑，供应全岛内需。

清代嘉庆之后，随着山东闯关东（从青岛、烟台等港口坐船到辽宁大连、旅顺等港口，再徒步到东北各地）人数的增加，过年祭祖和贴年画的习俗也被带到了东三省各地。现今在大连、旅顺、岫岩、鞍山等地发现的数百张清代和民国时期生产的高密年画，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遗存。主要是山水、清供、博古、花卉、戏曲、故事等屏条画和对子，屏条有对画，有四条屏、六条屏、八条屏，也有少部分单幅或对幅的娃娃、美人、戏曲人物等大挂画。这是因为高密距离烟台、青岛等港口较近，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乘船走水路比起陆路要方便得多，所以贩卖年画的小贩肩挑背驮，乘船加步行，到东北各地销售高密年画。所贩年画以屏条画居多，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天气寒冷，窗户较小，大面积的墙面，为张贴屏条画留下了较大空间，所以屏条画成为了“闯关东年画”的主体。而在东北地区发现保存完好的一些清代和民国时期的高密年画，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人们怕天气恶劣，大雪封路，买不到新的年画，于是把头年用过的年画小心揭下来卷好，存放起来，以备来年。

漳州天然良港众多，先民自古就“以海为田”，从事渔业和海洋贸易。明代漳州月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的“四大商港”。明太祖洪武时期厉行海禁：“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直到明代隆庆年间开始准许对外通商，“贩东西诸番”，漳州对外贸易迅猛发展。这时的漳州月港取代泉州后渚港，一举成为南中国海上贸易的中心港口，漳州也进入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隆庆年间，月港一地税收为每年几千两白银，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已增至2.9万两。当时漳州以“孤屿遥屯，前代不啻瘠土，忽而声名文物，成为东南一大都会”。明末清初，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战争持续近四十年，战火殃及月港。清廷为扼制郑氏，在沿海实行“迁界”政策，沿海三十里地带划为“弃土”，由此，漳州月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下去，逐步为厦门港取代。

移居台湾的汉人愈来愈多，“赴之如归市”，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一起，胼手胝足，辛勤拓垦。与此同时，往来于海峡两岸的渔商之多，“为前所未见”，笨港、鸡笼（今基隆）成为闽台间彼此互市和通航的重要港口。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海上交通的发展，赴台谋生的闽人越来越多，民间对台湾的称呼十分复杂。他们以各自的见闻所及，触景生情，给台湾起过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商船上的水手，当他们从福建驶向日本，横渡台湾海峡时，必须以台湾北部的一座高山为瞭望定向的标志，因这座山的形状酷似一个罩鸡的笼子，故称之为“鸡笼山”。起初它只是个山名，后来逐渐变为台湾北部沿海的通称。又如福建渔民到台湾西部海面捕鱼时，常在一个可以避风的港口晒补鱼网、修理船具，他们就称这个港口为“魍港”，后来又转音为“笨港”、“北港”，并渐渐成了台湾中部沿海的通称。此外，还有大鸡笼、大员、大圆、大冤、台圆、大湾、台窝湾、台湾等等不同的称呼，而官方则称“东番”、“东番诸山”或“东番诸岛”以示和四川境内的“西番”相区别。郑成功驱荷据台后，称台湾为“东都”，其子郑经继位后，又改称“东宁”。

苏州位于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太湖之滨和大运河畔，水网密布，交通便利，东北面有直通大洋的出海口。『江尾海头』的张家港黄泗浦曾是唐代天宝十二载（753）鉴真第六次东渡弘法的出发地，『六国码头』的太仓刘家港曾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在上海崛起前，苏州是中华帝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贸易都会，带着海洋文明的性格，开放包容求新。在上，有皇帝以洋先生为师，在下，苏州的众多工匠以透视法为教材吸收源源不断汇入这个城市的西方美学，应远在海外的客户和欣赏洋风欧味的国内人士之需，制作精美的『苏州版』年画。在这个城市繁盛一时的年代，借鉴透视法的『苏州版』，通过商船传入日本江户时代对外开放的唯一港口长崎，成为向日本输入西画技巧重要的『二传手』，对日本浮世绘版画有明确的贡献：最新的研究发现，『苏州版』直接启发了浮世绘的诞生，『苏州版』技法影响了浮世绘的成熟。而以浮世绘版画为代表的日本美术乃至东方艺术，又对欧洲现代艺术理念及其价值观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跨洋越陆的文化正循环圈成为世界美术史上的佳话。从这个角度，也足见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前身——康乾盛世『苏州版』在东西方美术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商人从事长崎贸易是有厚利可图的一项事业，大抵中国物品一成，到日本可以取得五成的价格；及回舶所载货物，又可以翻倍。如果是为政府购铜，还可以获得额外奖，所以当时有“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的说法。这也鼓励了中国商人与日本海上贸易的热情。根据《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江南地区的港口如乍浦港、上海港和南京港与日本一直保持贸易往来。即使在禁海时期，也有少数的南京船、温州船前往日本贸易。

绘画也是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之一，日本港口贸易往来货物清单里，有“墨三千斤，古画五箱”的记录。从日本在长崎设置的官员职务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日本在长崎奉行之下，设置了一种名为“目利”的职务，由各方面的专家来审查判断进口货物的价格。书籍有专门的“书物目利”，药物有专门的“药物目利”，纺织品有专门的“丝目利”，在这些常见商品的“目利”之外，还有一种“唐绘目利”，专门负责进口中国绘画的事物。现存的江户时代的《长崎唐馆交易图卷》，就是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唐绘目利”渡边秀诠完成的。这位渡边秀诠可能是渡边秀石的后人，渡边秀石（1639-1707）从1697年起被幕府任命为“唐绘目利兼御用绘师”，负责为幕府鉴定、评价和摹绘中国舶人的绘画，子孙世袭这一职位，直至幕府灭亡。他开创的画派被称为长崎派中的汉画派。

17世纪初期，日本实行的是“朱印船贸易制度”，由幕府将军给商船颁发盖有将军红色大印的远航许可证，即朱印状。拥有朱印状的商船称为朱印船，只有朱印船才被允许进行海外贸易。这一制度由德川家康在1601年前后确立。贩卖的商品主要是生丝和各种丝织品，贸易的对象是中国及东南亚各国。1611年，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传播，这一政策导致了1616年“元和禁教令”的颁布，这个禁令有两个要点，一是禁止除中国、朝鲜以外的外国人在日本进行商业活动，二是限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在长崎和平户两个港口。由于从事朱印船贸易的商人常常帮助西方传教士偷渡进入日本，并常常贩卖武器等违禁品，幕府开始限制朱印船贸易，直至1633年，幕府禁止日本人出海，这就是第一次锁国令。这时，相对宽松的“朱印船贸易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废止。1634年，在长崎湾内填海造“出岛”（人工岛），把做生意的葡萄牙人圈进去。1635年颁布第二次锁国令，指定长崎为唯一的贸易港，即便是来自中国的商船也只限于长崎一港。而到1639年，德川幕府将居住在“出岛”的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又在1641年把居住在平户的荷兰商馆搬迁进去，与日本在长崎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就只剩下荷兰和中国了。

我自幼生长在旧社会中一座特殊的城市——天津。天津过去是祖国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那里有铁路、电车、工厂、洋行和菜园稻田，住着许多工农劳苦大众和贫民。那里曾有过日本、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居住着外国人和他们从亚洲殖民地国家雇佣来充当军警的人，给他们站岗、守备，欺侮中国人。还住着被推下宝座的末代皇帝、战败了的军阀头子、下野的政客以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走狗等等。天津还有绸缎店、鞋帽庄、军服厂、造币厂等工商业和鸦片烟馆、赌场、歌楼、舞厅、饭店、妓院、当铺、走私的古董洋行等等。我从小就目赌这花花世界，认识形形色色的世相人物。此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平民百姓一年四季的民俗活动。天津当时的那些新鲜事物和市民岁时节令的传统民俗活动，今天已很难看到了。但这些在旧木版年画中都有反映，所以使我年少时就深深地爱上了年画，不忍将前代收存的古旧年画释于我手。少年的我，正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年代。在小学二年级时，老师告诉我们，祖国东北的大片土地矿藏，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夺走；同时，目睹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日军和汉奸张璧组织的便衣队（即吸食海洛因的亡命徒），不断向天津驻军和警察开枪闹事。不久驻天津的军队撤走，形成了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已无武力保护的悲惨局面。继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天津东部的塘沽便成为日本侵略军的登陆港口。不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第一颗炸弹落在了天津人的头上。其时，天津已无中国军队，致使平民伤亡惨重。这时父母弃家逃难，而我却举步不前，舍不得心爱而又力不能挟的那箱破旧年画。苦难的八年岁月过去，终于看到了日本租界里的“居留民团”和放下血迹斑斑刺刀的日本皇军又集中于塘沽港口，待遣返回归日本本土。同时，八路军冀中部队收复杨柳青，不久又被天津汉奸伪市长张仁蠡、周迪平的保安队夺走。激烈的战火中，那箱破旧年画幸喜“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