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军中将校各授牌符，以辨其官阶之大小。其制为百户银牌，千户镀金银牌，万户狮头金牌。统将之统大军者金牌，重50两，狮头绘日月形。牌上有文曰：“奉天承运可汗钦命，违命者死”。狮子是一种权威，雄强，英雄的象征。呼伦贝尔盟的摔跤手的靴子、毡袜腰边多用狮子纹装饰。

有关的历史资料反映了古代巴比伦人在神人关系上的一致观念：人必须依赖神、敬畏神。但神也有依赖于人的需要。神创造人是为了得到人的侍奉，而人之所以侍奉神则是为了讨得神的恩宠与奖赏。人的存在，本来就是进行劳作，向诸神提供食物、衣着、住房和服务，神则由人所侍奉而摆脱一切体力劳动，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事实上，神就是通过神庙占有土地的土地贵族。神要有存在和居留的空间，于是人便为神修建庙宇，神则存在于庙宇中用珍贵木材做成的镀金雕像之中（但并不完全固定于此）。神要吃饭、穿衣服、还要洗澡。于是一方面，为神（神庙）留出大片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从而发展为大规模的寺院经济；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侍奉神的生活起居的神职人员，其中有专门传达神启和解释经文的高级祭司，有为歌颂神、安慰神而诵唱赞美诗和哀歌的音乐师，还有为神制作食物的厨师，为神洗澡者以及陪送神像去卧室睡觉的侍者等等。在神庙中还有女祭司，地位最高的叫做“恩”（阿卡德人叫“恩都”Entu）。女祭司通常是有贵族血统的公主们，她们被认为是所侍奉之神的人间妻子，在神圣婚礼仪式上充当新娘。多数女祭司属于修女一级。此外，还有女祭司献身于神圣的卖淫。在伊兰拉神庙，神娼是受到女神的特别保护的。

一是“讨念拜”。意译是月半所过的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十七日举行。这三天，瑶家山寨欢腾得像点燃的鞭炮。那些泡在清泉绿涧里长起来的姑娘，本是水色如玉，苗条多姿。这几天打扮得娇气滴流，一个个身穿绣花衬衫，腰系多种图案的挑花筒裙，戴着银项链和镀金耳环，微笑着遮在花绸伞下。小伙子们，头裹方格巾帻，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挂裤，虎身大眼，结实健壮，逗人喜爱。连老大爷、老大妈也换上节日的盛装，四面八方，熙熙攘攘汇聚在水洞坪墟场，欢度传统佳节。说起讨念拜，有个悲壮动人的历史故事：相传康熙年间，封建统治者的军队进逼瑶山，掳掠劫杀，无所不为，瑶家山寨，暗无天日，面临着亡族灭种的悲惨绝境。在这危险之际，一位瑶家姑娘名奉姐，精明干练，沸腾着满腔热血与无比悲愤，把山山寨寨的青壮年兄弟姐妹组织起来，垒石为堡，砍树作寨，据险守防，抵抗来侵的敌人。在追击进犯者直到他们的官衙后，放了一把火，将官衙化为灰烬。这时，司门前巡检司上奏清廷，派来了大兵。由于地形崎岖复杂，奉姐指挥合窍，群众团结一致，善守能攻，官军一筹莫展。最后设了一个诡计，使一个青年悍卒化装成卖货郎，挑着满担瑶家日常生活物品，如盐、布之类，上寨叫卖。奉姐见单人一个，不足为惧，便接进室内。哪知这货郎接近奉姐时，拔出利刃向奉姐刺杀，外面亦金鼓齐鸣，伏兵四起，带伤的奉姐在一阵慌乱中冲了出来，在现今的水洞坪一带，率众与官军杀了三天三晚，600多位瑶族同胞因寡不敌众，全被官军杀死。英勇的奉姐姑娘牺牲了，却永远活在瑶族人民心中。人们想要纪念她，但又怕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怀疑与妒忌，于是在每年的五月十五至十七日三天，瑶家男女老少，都来到水洞坪举行集会。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赛歌赛舞，以特殊的形式，表达他们对英烈的吊唁。最后成为如今人人赶集购物的传统盛会——讨念拜。

兜肚也称肚兜或兜兜，是一种贴身的内衣，可以遮盖住胸腹部，起到保暖避寒的作用。在过去男女青年皆可穿用，后来大多给小孩子穿用。兜肚刺绣源于汉族，满族刺绣中也常用。岫岩满族的兜肚刺绣常用落针绣，绣出的图案类似于线描画。兜肚刺绣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兜肚上部的“兜嘴”处加以刺绣，形成如同中国画“扇子面”的构图。另一种形式是在兜肚的中间，绣上较多的花果或鸟、鱼乃至人物类图案。其中最有名的是绣上九个石榴和一只佛手柑的图案，民谚有：“九个石榴一只手，扯住姥娘不松手”的说法，意思是让孩子戴上这样的兜肚好养活，能够长命百岁。此外，还有绣着“麒麟送子”“独占鳌头”等图案的兜兜，大半引用汉族传统题材，寄寓着长辈亲人的美好祝福和浓浓亲情。兜肚也是男女青年传情达意的媒介之物，在岫岩满族民歌中有唱述姐儿为才郎哥“绣兜兜”的；也有小妹在与情郎哥欢会分手之际唱道：“一不要你忧来二不要你愁，三不要你戴错了小妹的花兜兜。小妹的兜兜本是那银锁链，情郎哥的兜兜是八宝镀金钩”。从这些真情感人的民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绣肚兜在过去满族青年男女中被赋予了多么深沉和多么圣洁的柔情蜜意。

从流传下来的服饰实物看，清代早期，尤其是康、雍、乾盛世的金绣，所用金线纤细密实，材质纯厚，光彩夺目，金属含量较高。清后期的金绣，线材的制作标准日渐松弛：为降低成本，人们提高了金箔中铜、铝等其他金属元素的含量，致使金线中黄金含量降低；同时金线直径也变粗，从表面看去，金绣图案虽然黄澄澄、亮闪闪，但少了贵金属本身质感和自然光泽，多了浮躁与喧哗之感。民国时期，金活多用于绣制戏衣或道士的法衣，在服装中已很少使用。金银线最开始是纯金白银，再后来就过渡成镀金的铜线或银线，真金线和真银线的光泽、色泽和质感都不同。相较于清代中前期，清末以后金线色泽淡呈铜色，含金量渐少。在民间使用的金银线多是镀金的，所以民间京绣中的金色丝线的光泽较为暗淡。今天在京绣的绣品中，绣工使用的金线多是一种特殊制作的材料，有粗细之分，绣品表面看着富丽堂皇，但是没有了金银内在的奢华亮丽。如图3-44就是今天刺绣中使用的盘金线，当然这种金线也有好坏和粗细之分，但绣物的效果和质感肯定和纯金纯银有很大的区别。

从真实的历史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当年的服饰生活状况，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随访团来到中国，在其所著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也可看到当年早在乾隆时期清代宫廷中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英国使者，而进行的华丽布置。其中有一处讲到，乾隆皇帝接见英使时的豪华和奢华令英国使者折服不已。书中记载：“全幄做圆形，圆径之长约在二十四码至二十六码之间，用圆柱多根支撑之。柱上有镀金者、有绘各种花纹者、有加漆者，各视其地位及距离之适宜而排列之。幄中一切陈设之物如桌椅及一切木器既穷极华丽，而壁绒、帏幙、地毯、灯笼、缨穗、窗帘之属亦无一非最精之品，而且颜色之相配、光线浓淡之采择，无一不斟酌适当。置身其间，目之所及但觉金碧辉煌五色相错，娱意之余，不禁念及亚洲人生活程度之高，及帝王自奉之奢侈，乃远非吾欧洲人所能及也。”即使是到了19世纪晚期，皇族中的刺绣用量依旧很多。1872年10月初，英国画家威廉·辛普森作为《伦敦新闻画报》的特派记者昼夜兼程赶到北京，因为当时大清皇室即将为16岁的同治皇帝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他的使命是为婚礼的各个场景画速写，记录整个过程。从辛普森为《伦敦新闻画报》做的这组同治大婚图文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皇室中婚礼状况。在报道中，辛普森写道：“那惊鸿一瞥也足以撼人心魄。婚礼行列并不算太长，然而那些服装和家具堪称精美绝伦……三十二面旌旗和四十八面扇子、两顶黑色的华盖、两个白色的假人、两个用刺绣做成的黄色人和一百九十二盏灯笼。骑在马上的恭亲王显得英俊潇洒，他身旁有一个四杠大轿，这个轿子呈金色和黄色，由十六个身穿猩红色长袍的轿夫抬在肩上（在这个轿子里显然坐着皇后）。”这两个案例都是外国人眼中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它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京绣的使用和装饰状况有重要的启示。本节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服饰进行介绍京绣的使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