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梨花的故事，流传在松潘、镇江关到茂县太平、较场一带。过去这一带的杨柳羌、牛尾巴羌、大姓小姓羌等等，都是以“好作乱”著名的“番羌”。明清时期，朝廷在此建立许多军堡，以维护由汶川到松潘之间岷江交通主线的畅通。因此，大道沿线成为汉化较深的羌族地区。只有深入沟中的羌寨还流行“乡谈话”，其他地方“羌族”说的都是汉话。镇江关、较场一带的羌族说，樊梨花是古代羌族头人，这儿的羌族人是樊梨花的后代。他们说，镇江关就是樊江关或寒江关；较场是樊梨花当年练兵、校兵的地方。当地一个突起的土台，本地人称作“点将台”，被认为是樊梨花受封为将的地方。这些记忆，显然是从汉人通俗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中得来。《薛丁山征西》的主要内容是：唐代西番哈迷国造反，由薛仁贵率领的唐军推进到“寒江关”时受阻于番兵。后来寒江关守将之女樊梨花，爱上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并表示希望与之成婚，而薛丁山却几度反悔赖婚。最后由于军情紧急，在皇帝派遣的大臣调解下，两人尽释前嫌，缔结连理。于是，幸赖武艺高强的樊梨花之助，唐军终于击败西番。

1959年前，归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大部分北川地区，已经被视为“汉区”，人们普遍会说汉话，从汉俗。但偏远之地的羌民仍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新中国成立以后，条件较好地区的羌人普遍着汉装，并认为是汉族。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仅将从茂县划入的马槽、白什、青片等乡的部分地方视为羌族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北川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先后恢复和改建了部分民族乡。并应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恢复、更正民族成分的工作。至1997年末，北川恢复和更正民族成分工作基本结束，全县有少数民族12个，其中，羌族近7.6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47.8%。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北川改建为羌族自治县。

大禹，我们房子尖尖上一个缺缺上面一个白石头，就是祭大禹的。以前那石头上是有鱼尾的形状。那说，羌族落难，是在哪里？那时候要被灭掉时，天神下了一个冰山，就把大朝（按：指中原王朝）隔到了。跨了些白石头，就把大朝隔了，跨了一个白石山。祭大禹跟白石头就是这样……这是老年人讲的，用汉话讲。那些老人讲，是有一个秩序的；说大禹在茂汶县石鼓、南兴这出生的。以前羌族要拢（按：拢，达到之意）灌县地头，灌县以上就是羌族的故乡。那时不知道羌族。羌族是解放后才说羌族、藏族。大禹说是“日麦”的能人。

除了地域性语言差别外，男女的语言使用也有不同。与女人相比，通常男人的汉话（或藏话）说得要好得多。据他们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常接触外界，所以其他语言说不好。即使在乡谈话上，他（她）们也认为男人的词汇多而灵活，女人的语言则保守而较具地方特色。所谓男子的羌语词汇多而灵活，显然是因为他们用了许多汉语、藏语与邻近羌族方言的借词。除此之外，同一村寨上下世代人群间的语言似乎也有些差别。理县蒲溪沟的一个中年人曾告诉我，当地许多老年人用的词汇现在已完全不用了。更普遍的是，保留“古语”较多的羌族端公唱词，目前绝大多数的本地羌族人都听不懂。

语言在羌族地区最常听见的共同语言是一种汉语川西方言——他们称之为“汉话”。另外有一种本土语言，本地人称为“乡谈话”。由于各地口音差别很大，因此“乡谈话”只能通行于很小范围的人群内——通常是一条沟之中。西路与北路各沟、各村寨的羌族，许多人都能说乡谈话与汉话。岷江东路各村寨羌族，几乎都只能说汉话。北川地区大部分的羌族，在他们祖父那一代说的便都是汉话了。目前只在青片上五寨地区，有少部分老人还记得一些本地土语单词。住在城镇中的羌族，一般都说汉话；知识分子还能说普通话。有些村寨中说的乡谈话，还夹杂大量的汉语词汇。只有离公路较远的深沟高山村寨，才是全然说乡谈话的地区。

以上羌族的口述记忆，其中多少皆夹杂着中原历史或野史中的人物与事件，也穿插许多中原的时间、地理名称。这些记忆的主轴，都在于说明羌族与汉族的本质或两者间的关系。羌族中也普遍流传另一些“过去”，它们与汉文化关系不深或根本没有关系。在本地，它们被完全视为“神话传说”——以本地汉话来说，便是“条”或“壳子”；述说这些，便是“摆条”或“吹壳子”。以下我将介绍两则这样的神话传说。

虽然如此，推行标准化的羌语显然不易。近年威州师范学校的羌文班已停止招生。主要原因应是，在本地普遍以“汉话”（川西方言）作为各地人群间的“共同语”至少已有百年历史，而由于各村寨、各个沟的认同与区分机制，也让他们不易改变原有的“乡谈话”。况且各沟各寨羌族与外界接触渐多之后，使用“汉话”的机会更普遍，因而“乡谈话”仍在继续流失之中。无论如何，共同本土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虽然缺乏成效，但这些活动作为一种“展演”，推广了“共同羌语”此一观念，在凝聚羌族认同上仍有相当意义。虽然，以乡谈话沟通还是有困难，但羌族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各地乡谈话是一种共同的羌族母语。

黑虎族，乡谈话就是“莫儿”。”莫儿”就是本地人，就是羌族，特别是黑虎的人。赤不苏的人，当时虽然是一个民族但来往少，所以称他们为“费儿”；“费儿”就是蛮子，其实都是一个民族。汉族咱喊呢，就喊“而”。不懂这个语言的都喊“而”；其实有些是羌族，只是把自己的语言弄掉了，以后就退化了，一直都说汉话。所以这儿的人就认为他们是汉人了，是“而”了。

羌族与邻近藏族在开酒坛祭神时，要先请各家族与各方之神。在上例中，“阿就”是王姓家族的“家神”，“王塔”则是徐、孟、余三姓家族的“家神”。因此以“汉话”来说，徐、孟、余是三个“家族”。然而在“乡谈话”中，他们都属于“王塔”家族。由此例可看出，有些本地的汉姓家族，可能是本地家族由于冠汉姓与“假借祖源记忆”（如祖先由川西崇庆迁来）而形成。也有可能是，外来的汉人在本地某家族地盘上建家业而开始祭祀本地家族的家神。

城镇与村寨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不同的“羌族”。因此，在许多生活层面上，两者都维持微妙的密切关系。城镇中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很早就离开村寨就学、工作，因此大多无法说“乡谈话”，汉话（川西方言）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在穿着上，他们也与一般汉人无别。然而，他们都认为“典型的羌族”是村寨中那些说“乡谈话”、穿着羌族服饰的人（特别是妇女）。他们欣赏、记录、研究这些羌族文化，并引以为豪。对于村寨民众而言，这些居住在城镇的本民族知识分子，却是相当值得称羡的对象。他们从城镇中人那儿得到新知识（包括民族知识）以及学习新的物质享受。而且，村寨中的人对外界，特别是对城镇，常感到有些畏惧与不安。在1920年代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曾注意到，汶川附近的羌民几乎每个人都在城里有个汉人“干爹”，以求入城时可受到保护而不被汉人欺侮。现在虽然早已没有此种习俗，但城里的羌族知识分子对于本村寨来的人，却仍经常扮演“保护者”的角色。村寨的人进城时，常送他们一些自家生产的腊肉与农产作礼品，而城里的人则帮助这些同乡与各种城中的公私机构打交道。

有意义的是，羌族妇女服饰的地域性差异也的确让她们「走不远」。有些五十岁以上的妇女一生中没有出过村寨，或没有出过本村寨所在的沟；部分人最远也只到过茂县或汶川。她们的理由是，「每天都有活要做」；另一个理由便是，「因为穿的不一样，出去没有多远就到别人的地方了」。相反的，当今羌族男人，即使是在村寨中，穿的却是常见的中国西南乡间常见的男子衣物。不但看不出各地域羌族之别，也看不出与汉族农民有任何差别。至于为何如此，一位羌族男性报告人对我说得非常明白：「因为男人经常出去做活路，穿得中性些比较方便。」相反的，因为女人不用出远门，所以他们认为女人必须穿「地道的」本地传统服饰。事实上，在此社会中「女人必须穿地道的本地传统服饰」这样的社会规范，也规范了女人的活动范围。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语言上。男人们认为，男人说话灵活些、词汇丰富些，而且汉话说得很好；女人的话死板，汉话说不好。受过语言调查训练的羌族知识分子告诉我，所谓男人的话词汇丰富是因为用了许多邻近羌、藏语或汉语借词，事实上女人说的话还比较「传统」些。因此，「谁应穿本民族服饰」，表现男、女性别区分，以及城镇居民与村寨居民的区分。

所谓“乡谈话”，也就是语言学分类下的“羌语”，其中包括许多彼此沟通困难的地方方言。这些羌语方言，从某些语言学者的观点，又分为南部方言与北部方言；这两个方言群，又各分为五个地方土语。事实上，在同一土语群中的人们，彼此也不一定能用乡谈话沟通。正如一位羌族朋友所说的：“我们的话走不远；一条沟有一条沟的话，有时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说话都不一样。”正因为以乡谈话沟通有困难，所以各地羌族在一起时，说的都是汉话。东路羌族经常自豪于他们能说很好的汉话。甚至他们认为汉话是“不需要学就会的语言”，而乡谈话却需要学。相反地，西路与北路的羌族虽然说起汉话来口音重，但有些男人却能说一些邻近的藏族方言。譬如，有些松潘埃期沟的羌族能说一口热务藏语；许多理县羌族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过去，语言的使用在这儿似乎也与社会阶级有关。由于嘉绒藏族土司在西路与北路较具势力，“嘉绒话”在他们的势力影响范围内相当于一种官方语言。因此从前西路、北路说“羌语”的土司头人，通常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较靠近汉区的东路地区，自然“汉话”是过去头人们最常用的语言。

在居住较松散的松潘小姓沟，寨中同家族的几户人家在居住空间上较接近而形成一个个的圈子，如同寨中之寨。如前面曾提及的小姓沟埃期村，共有三个组（队）。一组与三组同在阴山面，聚落相近；三组在阳山面，与前二者隔着山沟。一组的人自称是“背基”人，二组的人自称“北哈”人，三组的人自称“洁沙”的人。在汉语中，他们认为“背基”、“北哈”、“洁沙”都是“寨”。这三个寨子的人，对外都自称是“美兹不”人，以汉话来说就是埃期村人。然而，在寨子中还有更小的“寨子”。如二组是由“北哈”与“梁嘎”两人群单位构成。“梁嘎”约有五户人。“北哈”中又分“木佳”、“措河”、“戈巴戈”、“罗窝”等“寨”，每一“寨”只有二至六户人家。这是由大而小，分裂性村寨结构中最小的族群认同单位。无论如何，对村民来说，这些传统的人群区分是根深蒂固的。它不只是涉及一些神话传说，更涉及自然资源的划分。以下是该村一位二组（队）老人的口述：

我们可以细细体会这一段口述。在这段口述中，可能让我们感到讶异的是，这个只有两家人的人群也自认为是一个“族”，或自称是“蔼紫关”的主要“民族”。这并非由于这位黑虎老人的“汉话”说不好；在他父祖那一辈时，许多人便能说汉话，甚至已能读汉文古籍了。我们该思考的是，我们的“讶异”从何而来。

过去在当地的族群关系中，被上游人群视为“汉人”，对于大多数的“尔玛”而言，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无论如何，他们自豪于自己汉话说得好，也知道本地庙子里拜的是汉人的菩萨。相反地，由于清末或更早以来，当地村寨民众多少都接受了一些汉人中心主义下的文化价值，他们对于被视为“蛮子”感到非常痛心与耻辱。所以一方面他们骂上游村寨人群为蛮子，说他们偷人、抢人、脏、淫乱，另一方面则强调自身的清洁与纯净。更重要的是，“不乱搞性关系”被认为是本族群的重要道德特色。他们说，一个男人绝不应该在异性面前说粗口（脏话）或放屁；只有男人在一起时可以，有女人在时绝对不能。如果不小心犯了，他们说“羞都可以把你羞死”。女人更应避免在都是男人的场合逗留。女人的言行更保守，甚至直视男子都被认为是不应该的。

几个家族集中居住的聚落，在此地普遍以汉话称作“寨子”；几个寨子，又组成“村”。同寨与同村的人，构成在家族之上更大范围的认同群体。由于许多寨子主要由一个家族（同姓或异姓）构成，或者一个大寨子内部依家族又分为几个小寨子，在这些情形下“本家族”与“本寨”的概念都是相通的。

在上一章中，我曾描述村寨民众的“尔玛”概念。在他们心目中，“尔玛”不是“赤部”，也不是“而”。岷江上游村寨中的老，一辈人常认为，“赤部”是吃生肉、酥油的人，是拜喇嘛的人，汉话说不好的人；在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相较于“而”与“尔玛”来说，“赤部”比较笨。“而”便是汉人。村寨中老年人认为，汉人聪明，但整体来说，汉人比较有文化。如此，介于“赤部”与“而”之间的“尔玛”，便自认为是老实、有点笨，但又不像“赤部”那么笨的人，是说“乡谈话”也能说“汉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