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羌历年中，最重大的活动是祭山神和舞龙。在黑虎和沟口的三位“释比”带领下，合兴坝及各地村民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村后山上的“大碉碉”处，三位释比带着十几位成年男子在“大碉碉”举行祭山神仪式，其余人围在四周观看，但不能闯入摄制组的镜头。首先，“释比”在“大碉碉”的下层点燃柏香，上层放置一张硕大的山字形面馍馍作祭品，先要杀一只鸡，取血作为贡品；然后释比念经，参加祭祀的成年男子一起应和；最后杀羊，取少量羊血涂抹在碉碉上。祭祀完毕后，做祭品的面馍馍被撕成小块，分给在场众人。

(1)临死与入殓。临死前将其从卧室移至堂屋的床上，称为“换床”，好让他的灵魂踏上西去回归“老家”（祖宗始居之地）的路程。家人将红纸包的茶叶、米粒、银子、金子等放入他（她）的口中作“盘缠”。断气后将他（她）移至火塘一侧净身更衣。周身冰凉后入殓，入殓时在棺材底撒上火塘灰，灰上印着若干酒杯口印，再铺纸钱并陈放尸体。尸体旁放其生前喜爱之物如拐棍、烟袋等殉葬品。还要放一把五寸长的小刀，一小瓦罐酒，一个烟袋。死者肩上挂一杂粮口袋，内盛五谷、纸钱灰、念经的路条等。

如前所言，以上各地端公经文的采集时间大约都在1980年代。当时这些端公都已年过70，而且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作法事念经，因而对此的记忆可能有些缺漏。在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采集、编译者主观删削整理的雕凿之痕。无论如何，由20世纪上半叶留下的一篇本土记忆我们可以确知，当时部分本地人认为“本族”的地盘曾经到达灌县。这本土记忆见于葛维汉在1940年代所作的采访，记载离今汶川县城未远一位克枯寨居民的说法：

羌族的火葬最特别的就是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火坟。“火坟”的形状多为条形，而方形比较少见，一般上窄下宽，长约6—8米，宽4—6米，深约7—8米，里面的墙壁用黄泥抹得十分平整，其边沿高出地面18—20厘米，上面架着能移动的小木屋，木屋的顶是用染黄或染黑的杉木制成，可以挡风遮雨。个别的火坟旁还立有石碑，详细记述了本宗族的姓氏和建碑的年月。火坟场只容许本族人进入，外人禁止人内。羌族的传统火葬要求人死后3天就要进行火化，火化前必须按程序由释比在棺前念经，后由家人将死者抬往本族的火坟场地。到达火坟场后，有舅家或亲子在棺材周围堆放木柴并于日落之前将棺材点燃，此时，家族中的人纷纷痛哭，唱丧歌、跳丧舞、喝丧酒为死者送行，以示永别。结束后，所有的参加者都要聚集到死者家用柏香净手，然后举行丧宴。在次日太阳升起之前，由亲子收拾骨灰并埋于地下。

(3)请释比做法事并查找死者的病因。丧家要请几个释比做法事。首先是入殓前由释比做法事念经，给死者净身、穿戴入殓。其次是在做法事前，由死者的长辈杀一只羊为死者引路，称“引路羊子”或“替罪羊”。杀羊前释比念经咒，并向羊耳里喷凉水，羊受惊浑身发抖，便认为是羊代替死者“认罪”了。再将羊剖开寻找“病因”，查看羊的各内脏，发现哪一部分不正常，便认为死者是这一部分脏器发生病变导致了死亡。再举行盛大、复杂的吊丧祭祀活动。释比做法事，身穿牛皮铠甲，戴皮帽扮铠甲神。相传铠甲神与守护神共八个人，故称“八大将军”。孝子孝女跪地，释比做法事，有的摇巴郎鼓和响盘，有的打羊皮鼓，舞蹈步子为万字格和八阵，来回跳跃，左右穿梭，高唱哀悼死者的歌……总之，做法事和祭祀的过程细节复杂，场面盛大而热闹。

对于羌人来说，祭山神本应有着庄严、神圣的意义，但在这次精心筹划的庆典中，仪式的意义被消解殆尽。一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摄制组的杨导演（女，45岁左右）不断驱赶闯入镜头的外来者，同时又要不断教导村民更好地上镜，比如指挥村民的站位以便突出释比，请释比增大音量、反复念经，呵斥靠近拍摄的人。如此一来在场的人时刻都意识到这是一场表演，祭祀也就失去了神圣的力量。二是因为祭山神的禁忌被打破：比如女性本来是不被允许参加祭祀的，但这次村中的妇女由于好奇都前来观看；又如碉碉的上方不允许站人，但来宾为了拍摄祭祀过程都挤在碉碉上方，村民只能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