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锦“图式”符号同样传承着土家族文化的观念。其文化内涵和寓意是一个纯粹想象概念发展的线索。张道一先生曾在《中国民间美术的美学特征》一文中，把民间寓意内容概括为十字，即福、禄、寿、喜、财、吉、和、安、养、全，这是民间百姓求生，趋利、避害观念的具体体现，是向往、追求和歌颂关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是寓意吉祥幸福美满的真实写照。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织锦“图式”特征其实质也是织锦吉祥寓意发展的特征，是生活在土家地区的民间艺人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形式特征。艺术来源于土家艺人的生活土壤，从客观的植物，动物及自然现象中获取灵感形成各种各样的寓意图式，而“图式”又总是与感性的直观形式相结合，但又抽象于直观图式的本真对象——是艺人想象的产物。传统织锦西兰卡普是土家人生活中的最适用又耐磨的物质用品。一床好的西兰卡普可以用两三代人，它再现着土家族人和谐美满的生活状态，其中的“图式”经过时间纬度的长久变迁，由感性的对象抽象为符号图式而后升华成为民族的智慧并赋予了人的灵性。虽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不断变化，但土家人始终不改其编织西兰卡普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其织锦手工艺始终传承着几种寓意深刻的母题，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了艺术的变化与创新。正如王朝闻先生所指出的：“当人们一定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美丑观念和人们对它的某些特殊的感受相联系，它的某些特征在感受中才具备表现特定的思想感情的作用。”正是因为母题中包含有约定俗成的千百年来人们比较固定的思想感情和深刻寓意，才使得织锦“图式”中的纹样题材、构成、色彩等成为特定观念内涵的替代物，成为具有象征性寓意的系统。

国内的学者对年画研究也很重视。1935年，北京法文图书馆把杨柳青年画辑入《中国戏谈》书籍中。1936年，《河北画刊》登载谢宗陶的《说坊间年画》、《立言极说》，胡佩衡的《道光年间的年画》。1942年，北京中发汉学研究所举办“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1945年新春，卫聚贤在重庆《民教导报》第六期发表《宗教与民俗》一文，文中谈到他在重庆民众教育馆举办以年画为主的“宗教与民俗”展览。1947年春节，卫聚贤又在重庆举办“全国门神展览”。1948年，《一四七极》登载凌志的《杨柳青年画》，《艺综》登载程实的《漫谈年画》，对年画进行初步研究。1950年，金冶的文章《杨柳青和天津年画的调查》发表在《人民美术》“年画专号”上。20世纪40年代起王树村开始收集年画，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相继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卷》、《年画》、《中国年画史》等专著。其他学者年画著述亦颇丰，1986年薄松年出版《中国年画艺术史》，1990年张道一出版《民间木版画》，等等。这些专著与一些学术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年画进行了内容介绍与理论分析。同时，出版了《华东民间年画》、《桃花坞木版年画》、《杨柳青木版年画》、《绵竹年画》、《杨家埠年画》等30余种年画图录。2005年开始，由冯骥才主持编纂的24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先后出版，书中对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作了系统的调查搜理，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木版年画研究。

此后，国内年画艺术的研究专著雨后春笋般涌现，现按出版年代先后，列举如下：《华东民间年画》（陈烟桥等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版）、《杨柳青木刻年画选集》（张映雪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版）、《杨柳青年画资料集》（王树村编，以下不注名者，皆同；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京剧版画》（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太平天国版画》（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杨柳青版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山东民间木版年画》（叶又新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桃花坞木版年画》（刘汝醴等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版）、《杨柳青红楼梦年画集》（阿英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杨柳青版画》（台湾雄狮图书公司1976年翻印《杨柳青年画资料集》版）、《中华民俗版画》（台湾台北市国立历史博物馆编，1977年出版）、《中国各地年画研究》（香港1976年出版）、《晋南木版年画资料》（山西临汾地区文联编，1978年出版）、《杨柳青墨线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古版年画选》（外文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画史》（薄松年著，辽宁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民间年画百图》（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民间年画》（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人民美术出版社、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1989年版）、《戏出年画》（台湾汉声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民间木版画》（张道一编，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钟馗百图》（岭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1年版）、《中国民俗版画》（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民间美术图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吉祥图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近年文物出版社系列出版的《杨柳青年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桃花坞年画》（姚迁编）、《绵竹年画》（高文等编）、《杨家埠年画》（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编）等，共三十余部（翻印收藏者的编著和年画家传等不计在内）。以上各地年画图册之原图大多为各地博物馆或个人收藏，还有一部分珍品尚待刊印发行。

国内对戏曲题材年画的研究著作，一类包含在民间年画的著作中，另一类则是对戏曲题材年画的专项研究。王树村先生对戏曲题材的年画研究最为深入，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版了关于戏曲题材年画的著作，分别是《戏出年画》、《中国戏出年画》。此外，还有韩敏《群英会——戏曲年画》、张道一《旧影拾萃丛书：老戏曲年画》、刘正、杨小华《戏曲年画与脸谱》等。以上有关戏曲题材年画的著作多以图录的方式呈现戏曲年画的高超艺术水准，展现戏曲年画的发展历程。

在兢兢业业的编撰过程当中，不仅爬梳自北京薄松年教授、天津王树村先生及李平凡先生、南京张道一及徐艺乙教授、福州李豫闽教授、泉州林建平先生、香港许晴野先生、台北席德进先生及张木养教授、台南蔡胡梦麟及潘元石先生、俄罗斯李福清院士、日本西川满先生及三山陵小姐的专文论述，汲取菁华，传承经历；甚至获得闽台两岸众多师友们的支持与鼓励，特别是：台盟中央汪毅夫常务副主席、漳州颜锦华木版年画馆的颜仕国先生（漳州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及周铁海先生、福鼎文化馆前馆长马树霞先生（福鼎饼花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台南王泉盈纸庄王孝吉及王长春先生（台南木版年则代表性传承人）、台湾年画爱好会《米街》发行人黄天横先生、台北百城堂书店林汉章先生、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庄建绪委员，不时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指导与帮助。

鲁锦这一织物名称也曾在民间美术研究的专家张道一主编的《中国民间美术辞典》里也作了阐述，他写到：“…通常锦为丝织，但少数民族的彩色棉线织品也称为锦，如：苗锦、壮锦、傣锦、土家锦等，山东民间的一种色织布，称作鲁锦。”

鲁锦这一织物名称也得到权威人士张道一的肯定，在《中国民间美术辞典》他做了解释：“……通常锦为丝织，但少数民族的彩色棉线织品也称为锦，如：苗锦、壮锦、傣锦、土家锦等，山东民间的一种色织布，称作鲁锦。”

1998年，南京大学教授张道一、山东美术馆年画专家谢昌一和台湾学者杨永智诸先生联袂考察欧洲英法两国收藏中国民间版画的现状时，也到大英博物馆观览。之后，张道一编著，2010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木版画通鉴》中将此种『苏州版』花卉图列为『隔屏画』。即在一般殷实家庭中，堂屋两端都有厢房，堂屋中间作客厅，厢房为居室，之间用固定的花格屏扇隔开，这种隔屏的花格多糊白纸，但在中间留一大格，古代镶云母片，近代镶玻璃，或者贴上一幅字画。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便专门刻了一种方形的小画，尺寸几乎都在30cm×37cm左右。

我国工艺美术理论家张道一先生认为在中国美术史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四种倾向，即是“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以文人为中心，忽视了民间美术和宗教美术；以绘画为中心，忽视了其他美术。”这几种倾向积弊太深，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扭曲了我国美术史的整体面貌。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间于新年之际，用来迎新春、祈丰年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用来美化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达理想愿望的一种最普及的艺术样式。以反映市井生活而著称的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不仅在美术史、印刷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年画中所反映的市井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实况和民俗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鲁锦的硏究和开发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1985年7月，山东艺术学院李百钧与山东工艺美术公司翁明星等专家开始考察调研鲁锦的情况，走访了菏泽、济宁、聊城等地区的10多个县市，39个乡镇，61个自然村。同年10月，李百钧等专家撰写了《鲁西南民间织锦采风札记》，参加了1985年9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在合肥举行的以“民间美术如何为现代生活服务”为主题的年会，由山东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孙长林引荐，李百钧等人在会上结识了张仃、廉晓春、郁风、张道一等专家，并作了关于鲁锦调硏的汇报发言，得到了全国许多专家的热情鼓励、帮助和指导。同时，李百钧等专家受到庐阳花布开发应用经验的启迪，进而使鲁锦的研发思路从理论史料研究转到面向现代生活的应用硏究上。

东南大学博导张道一盛赞《中国民俗百神图》：“既不失传统艺术的特点，又赋予了新的意味，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新道路。”

1954年7月，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处为了贯彻上级的指示，组建了“云锦研究组”，由陈之佛任名誉组长，何燕明任组长。成员有朱枫、徐仲杰、汪印然、朱冬生等，他们都是原文化处的美术干部；两个老艺人张福永和吉干臣，他们是硕果仅存的优秀挑花、设计艺人；还有陈之佛先生的两位图案研修生张道一和李有光，也参加了研究组的工作。他们深入作场，与挑花艺人、丝织艺人交谈，收集和复原云锦图案，记录云锦设计和配色的口诀，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今后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民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时代开发、创新说来轻松豪气做来难上加难。我们在过往的30年之后，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民族手工织锦的时代传承将要付出的也许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以至永远。因为它是整个民族的，大众的工艺造物行为，是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探索行为。这30年相对于土家织锦传承数千年的历史时间表，只是烟云过眼的短暂一瞬。也许这“新老相携”同步发展的本身就如同著名学者廉晓春女士在其编撰的《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1984年版）一书中将创新土家锦壁挂归类为一种“新的尝试”。创新研制人员从湘西采风写生接触到龙山土家锦，从叶玉翠老人了解到织锦的绚丽和当年的濒危状况，他们既为之惋惜又为之惊异和迷惑。为何如此精美的民族织锦会后继乏人？凭着一股年青人的热情，取得单位领导的支持，在沿用土家锦平纹组织织造工艺的基础上，以严格的格律工艺意匠图的色点组合绘制装饰绘画设计稿试制新织品。由此引发出一大批适应旅游纪念和日用的工艺品。从1983年创新的人物壁挂《湘西行》开始，新织品连年获奖，众多的设计人员参与扶植花垣民间工艺厂和龙山织锦工艺厂的新产品研制设计。随着张家界、凤凰的名声鹊起和深圳、海南的特区开放，土家织锦新老产品有过十多年欣欣向荣的上升期而名声远扬。这一土家织锦随时代传承应用开发的过程凝聚了众多人士的努力和支持，由于本书的文载有限难以叙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部分人员的直接参与。一是土家织锦以叶玉翠、易观莲为代表的关键传承人及民俗织造风尚遗存的土家锦广泛的民众基础和以刘代娥为代表的“刘氏三姐妹”等后起之秀。二是省州县相关研究单位及技艺设计人员、创新研发人员田大年、田顺新、汪为义等同志。三是以县办龙山、花垣织锦厂及自治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织锦工场为龙头和张家界、永顺芙蓉镇、早年的凤凰工艺厂及省城大小工场二十多处的主管人员。除此还与各级领导和相关专业学会及社会名人及学术界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分不开。我们有必要择重提示一下这三部分人员和相关事项。“相关领导”中如当年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汤佐中、伏云龙及湘西自治州二轻工业局局长向乃章。“相关学会”的社会名人支持在土家锦开拓中起到了极大的学术支撑和鼓励作用，尤其是对我们研发人员无疑是边干边学的一针强心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风气日浓，1983年中国工艺美术织锦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于1984年在南京“中国织锦工艺陈列馆”开馆。当年的汪印然主任集合了中国丝织锦和西南各省地著名的民族织锦多方力量共商大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至1983年成立，每年一届年会，1995年在凤凰召开了第12届年会，主任委员张仃先生及副主任委员刘恪山、马克、王树村、李寸松、张道一、梁任生、徐锋、孙建君、王连海等一大批资深学者对湖湘民间手工艺和土家锦大加赞赏，张仃先生在早年来武陵写生时还为花垣民间工艺厂题过厂牌。省工艺美术学会卢文华、卢瑩更是积极参与指导成立于1984年的省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学组和1985年成立的省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的各项活动。织锦开拓的社会效应有：张仃先生、黄永玉先生题字，肖离先生撰文访叶玉翠，朱培初、廉晓春老师对土家锦的热情关注，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岳景融、张国藩老师的支持鼓励，湖南大学张举毅先生选用的传统土家锦答谢刘海粟先生题字，刘海粟在家中一见土家锦眼睛为之一亮，甚是喜爱，并当即张挂于其客厅。画家杨福音先生选用斜纹创新的“马毕”坐垫代表省少儿出版社看望张乐平先生。1986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导演章以谦先生来湘考察，拍制艺术欣赏片《土家织锦》。（该片译成七国文字，作为中国驻外使馆的中国文化宣传片。）1987年9月人民大会堂湖南厅20平米《岳阳楼》织锦壁画及两百余件套土家织锦沙发套，是土家新织锦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1990年的亚运会中有三万个织锦公文包分发给各国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1990年至1991年7月1日，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由宋定国、汪为义为主组成的科研组并集全所之力，历时一年，完成长沙火车站正厅170平米巨幅土家织锦新壁挂《武陵胜境》的创作、设计、研制并安装落成。该作品由应邀来长沙参加织造的龙山织锦厂十位土家姑娘加班加点织制完成。设计图是先由宋汪两位参与五次易稿，由宋定国综合绘制一幅油画送审后再用三个月绘制放大的分色工艺意匠图而完成，意匠图是设计的再创造过程。此锦由此成为“民族织锦幅面的世界之最”。1989年2月15日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将土家锦“双阳雀”新品挎包赠送给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夫妇。织锦新品还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萨马兰奇及南斯拉夫，赞比亚总统等要员，多次参加出国展览并获奖。这一过程其中还存有许多的故事和情节。其间省州各地文化馆的美术干部及当地学人撰文宣传呼吁整理，对土家锦开拓极为关注，像龙山县黎直义、刘能朴、周学开、张登赤、张心平先生，吉首田大年、殷小林、彭武一、叶德书等先生，永顺的彭勃、向乃万先生及通道侗族服饰研究专家张柏如先生等等，还有省会前辈李昌鄂、陈白一、黄铁山、李鸣高等先生和省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樊家伦、胡万卿、左汉中、徐克勤、罗梓彬、陈明大等众多学者和湖南美术出版社同仁的关注和指导。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的开展，各地普查记录的申遗工作迎来对民族织锦传承的可喜局面。2007年6月8日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中，温家宝来到湘西土家织锦的制作现场，认真观看织锦的制作工艺，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在一起。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又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为什么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有精神。一脉文化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