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苏州和日本之间的来往，只限于单向的中国商人前往长崎的贸易交流。中日货物贸易里，铜居于首位。清政府管理日本铜务的官方机构，就是设置在苏州虎丘山塘的嘉惠局。翁广平（1760-1843）在《吾妻镜补》里说：“自康熙六十年间，定例于苏州立官、民两局。其领帑银以采铜者，曰‘官局’；其以己财、货物易铜而转售卖苏局以资鼓铸者，曰‘民局’。各造四大船，每船约容万斛，于嘉兴乍浦所开船，每船办铜千箱。”苏州并不能与日本直接通航，“官局”和“民局”从日本采购的东洋铜都是先从长崎运到乍浦，再从乍浦转运苏州，而后从苏州输送到全国各地。

它是两色提花织物，地部为一种颜色，花纹则是用另一种颜色的纬线织出。如清代江宁织造官局织造的串枝花缎——红绿缎，地部组织为绿色的五枚缎，大红色的纬绒三枚斜纹显花；地花两色相互衬托，花纹非常明显而突出，具有明快而醒目的效果。这种地花两色的库缎，过去官办局织造的多，民间机坊很少生产，有订货时方才织造。

清代的“江宁织造”，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织造衙署”，督理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带有官署性质：二是“织局”，系织造生产的官局作场江宁织造局作为宫廷的直辖机构，其隶属关系和官员人选，经常变动。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织,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撤，中间还夹着一个太平天国，间断了若干年。前后二百多年，主管织造的官员先后达数十人，惟独曹家祖孙三代四人——曹玺、曹寅、曹顒、曹頫,连任达六十多年之久，影响很大。主要是与康熙皇帝有特殊的关系，尤其是曹玺、曹寅父子，在南京所从事的活动，方面很多，远远地超出了织造事务的范围。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出身于这“织造世家”。其中涉及到有关衣着穿戴和丝织的一些情况，我们将在后面讲述。

所谓“承值应差”，是官局织造向民间丝织手工业者强行摊派的一种无偿劳役。据云锦业的老工人回忆，过去牵经接头在织局应差，只有饭吃，没有钱拿，完全是一种白当差。从实际情况看，“承值应差”的均是民间织造行业中靠出卖手艺劳动为生的技术工匠。这种无偿的劳役，对他们的经济生活是一种强制的剥削和沉重的负担。

以上两种来源的局匠，是长期固定在织局的基本力量。除此而外，织局还采用“领机给帖”和“承值应差”的方式，占用和剥削民间丝织手工业工匠的劳动。前面谈到的织局发给执照，民间殷实机户领织官局织机，就是这种“领机给帖”的具体做法。由此看来，织局在遇有繁重的织造任务时，单靠织局本身额定的正式工匠是难以完成的，它必须运用“执帖”的局外官匠——中间承包人(领机）的力量，临时揽雇民间丝织手艺水平较高的工匠来承担。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官局人手不足的困难，同时也保证了织造任务按时按质顺利完成。

南京靠近太湖流域蚕桑生产中心，明代的南京民间丝织业原料供应充分，织造技术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产品质量也可与官营织造局产品相媲美。朝廷不时加派的产品各织造局无法及时完成，有大量的领织产品由民间织造后送回官局，还有用收购和采办及领织的方法向民间搜罗高档锦缎。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商铺繁荣起来，涉及丝织云锦的商铺有布绢、丝绵、绫、罗、纱、缎子、纻丝、绉纱、改机、腰机、包头等11种，其中纻丝锦缎包括暗花缎、妆花缎和织金等丝织提花织物是最具南京地方特色的品种，也是南京云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相关的染色业、金线制作业和丝行等，丝织手工业成为明代南京的经济支柱。同时，明代的民间丝织业已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工场规模化经营，雇用许多劳工，有明确的分工，一个机房配有络工、牵经工、拽工、织工、运经工、刷边工、接头工等专门技术人员。当时高档丝织品大量地被用做赏赐用品和贸易用品，有许多锦缎被邻国的皇室和边疆的寺庙作为珍藏品而保存下来。

清代江南三织造匠工的来源，主要是采用雇募的办法。这种雇募工匠制（买丝招匠制）的建立，是由于顺治二年（1645)废除了明代匠户制度的结果。雇募工匠的身份地位，虽已不同于明代织局的住坐匠或存留匠，他们有一定的劳动报酬，但他们仍不能算是完全自由的劳动者。因为他们被招募到官局做工，仍然是一种当差服役的性质，不但带有浓厚的封建劳役性，而且还是一种终身职，其身份地位是以“世业相传”为特征。所以清代的织造局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摆脱不了封建强制的束缚，并表现为对官局的人身隶属。正因为这样，工匠在官局就处于无权和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

到15世纪后期的明代成化年间，朝廷乃规定民间丝织手工业者须到官方登记，每年须在官办织染局中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后因轮班役匠逃亡者不断出现，于是废除轮班的徭役制，改用征银代役的办法，由官局织造用银雇役顶代。由此，中世纪的官工徭役制基本宣告结束，而过渡到“代役制”。匠户们的匠籍身份虽未取消，但已成为较为自由的独立手工业经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