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不仅画我所见，亦画我所未见。在所有的古代图像中，以肖像画的纹样真实性最高。唐代的仕女图，描绘纹样均十分精美。如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唐墓的屏风画残片《胡服美人图》，图中仕女穿大红地上宝相花纹样的翻领胡袍；而对比文献记载，唐代胡服盛行，女子以胡服为时髦；对照出土实物，则红色为地的宝相花正是盛唐时期的流行纹样。尽管纹样的细节与出土实物不可能完全吻合，但这幅红地宝相花纹样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是唐代女子服饰时尚的真实反映。收藏于日本泉涌寺的宋代《南山大师像》，用精细的笔法描绘了大师座椅上的两条椅披，一为满地排列的大小团花，一为清地排列的几何花卉，配色淡雅，刻画精细，细节交代十分清楚，也应有真实的织物作为参照。元代帝后肖像画，不仅描绘人物面容惟妙惟肖，服饰上的花纹也一丝不苟。如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后妃像》，令人如亲见六七百年前的蒙古贵妇之面，头上戴着大红色的姑姑冠，身穿交领大袍，袍子领边宽阔，从织物纹样看，明显是元代最流行的纳石失织金锦。纹样呈散点清地连续排列，有花卉组成的搭子纹样，有灵芝构成的滴水窠纹样，都是元代最典型的，其真实性也不必怀疑。明代是肖像画发展的高峰，帝后高官、僧侣文人、家族长辈均有肖像画传世，服饰纹样有如意云纹、缠枝花卉、团窠、几何填花等，无论是五彩还是暗花，均为真实织物的写照。如明代将军《颖国武襄公杨洪像》，身穿大红交领袍端坐椅中，身后分立的两侍卫穿的蓝色与绿色锦衣，与定陵出土的四合如意云龙纹织锦妆花缎襕袍几乎一致，只是色彩不同而已。将军座椅上的椅披与地毯上的团窠玉兔纹样，尽管没有在明代出土实物中找到完全吻合者，但团窠与玉兔都是元明时期的流行元素，如明代定陵出土文物中就有“织金奔兔纹纱”，而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更有元代“团窠四兔织金锦”收藏，因此这一图像中的织金团窠玉兔是明代此类纹样依然流行的证据。至于明清肖像画中的云纹、缠枝与折技花卉，图像与实物的相似度更高，在此不一一分析了。

宋锦因时代得名，产于苏州，采用宋代纹样，也称作“宋式锦”和“仿宋锦”。明清宋锦根据工艺、用料产生的织物厚薄差异及使用性能的不同，分为重锦、细锦、匣锦三类。重锦质地厚重、精致，妆花色彩层次丰富，用作挂轴、陈设品用料等。细锦厚薄适中，以组织多变、丝线较细、织造较疏为工艺特点。匣锦又称小锦，质地软薄，用色素雅简单，织造较粗，多以小型几何填花或自然型小花为纹样表现，用于装裱书画囊匣。

织锦中的抽象几何纹饰从其原始的经纬织造中反映出与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几何纹的渊源关系。湖南民族织锦在图案组织风格上均可在商周时代的回纹、菱纹、雷纹、矩形纹，汉代的云气纹、动物纹；北朝的树纹、菱花纹、散花，明代的折枝缠枝几何纹及清代的五点梅、吉祥图案中得到对应。从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褐地矩纹锦与土家锦的小龙花对照即可明了这些散点连续的几何纹的渊源。战国时期的杯纹绮与土家锦、侗锦中的菱形分割、填空装花构架一律。战国时期的塔形几何纹锦与湘西苗锦枕头纹骨牌花及土家锦中的“猴子手”纹何其相似。战国时期的菱格六边形纹绦与土家锦中的猫脚迹、虎脚迹形态一样。西汉马王堆出土的杯纹绮、杯纹罗与湖南织锦中相当一部分菱形构架纹饰相通。马王堆出土的一件几何填花对鸟纹绮，杯纹构架四方连续，其间填入一对回顾式的鸾鸟纹加一组对称形花草纹。其形与侗锦的菱形对鸟凤纹、土家锦的双凤纹原理相通。唐代的龟甲王字纹锦其六边梭形与土家锦中的粑粑架、梭子花等系列纹饰相通。唐代以后丝织物中的几何纹，一般形象单纯、图形单位较小，开始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更多的写实风格的唐草纹、葡萄纹、团花纹，而湖南民族织锦却一直在几何纹、矩纹、菱形纹的表现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南宋时期的几何纹矩纹纱“工”字形斜向连续排列与现今土家锦中的万字流水纹大同小异，只是在“工”字的交扣处变成了万字纹的延绵不断。南宋时期另一幅菱纹绫其构架与侗锦中一幅双鸟纹素色锦相通。宋代的“八答晕锦”之中方形、八边形套连的构架组合却在湘西牛肚被苗锦的棋盘花，土家锦的桌子花、箱子八勾等纹样中得到对应。此外，明代的盘绦团凤花绫锦及清代大量的儿何纹、团花、万象纹构成均可以从湖南民族织锦中找到对应的纹饰构架。清代一幅云形几何纹锦与土家锦中最难织造的椅子花构架相似，呈现出工整繁复细密的整体面貌。此外侗锦中常见的八角花、八芒太阳花与大汶口文化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彩陶钵及马家窑文化马厂型彩陶瓮上的八芒太阳纹形象相同，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