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树难画柳”，画柳亦不难，其法：无叶柳要分枝得势（前后正侧），点叶柳要前枝工细；春柳要无时柔绵，秋柳要衰败垂直，夏柳全染。

杨柳青木刻年画《火烧望海楼》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它和一般杨柳青木刻年画那工细的描绘不同，我喜爱它更像上世纪30年代我国版画新兴时期那粗犷线条的风格。

杨柳青年画的构图，有的仕女形象突出，描绘工细。有的人物景色充满了画面，空间极小，贴在农村土墙上，感到很丰满。清代中叶以后，多有大场面的内容，人物越来越多，热闹非凡，如《西游记·捉拿九头狮》一张年画刻了35人，《西湖十景逛花船》刻了44人，《月明楼》则有49人之多。画中人物不仅多，画得也细，符合农民对年画的要求“有看头、有讲头”，同时也反映当时杨柳青许多画店、作坊在追求群众喜闻乐见方面，有着火炽的竞争。

明代中后期，彩色套印和短版、拱花等印刷工艺开始出现。所谓短版，是先按画稿的不同颜色，分刻成许多小块刻版，由浅到深依色套印，有如拼凑饾饤，印成的画面色彩层次丰富，几乎与原作无异。拱花是借鉴信笺上素白底色花纹的做法，采用凹凸两版相嵌挤压的印法，显现出一种浮雕般的效果。明天启六年（1626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采用饾版、拱花技术印制的《萝轩变古笔谱》、《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为木版彩色套印的杰作，将中国的彩色套印技术推向了成熟。在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制作中，也引入了这些创新技法。薄松年教授在论述苏州早期年画面貌时称：“在花卉套色以后还运用了拱花技术使之突出于纸面”，“只在表现云水和器物的花纹时才运用细密的拱花”，“可惜这种做法在以后的年画印本中绝迹了”。由此，他断定，“至少在明代，苏州已有完整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年画”。苏州人尤其考究绘、刻的协同配合，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这种配合更加默契。当时最著名的苏州刻工为朱圭。他在康熙七年（1668年）以刻刘源所绘《凌烟阁功臣图》等而崭露头角，后被召入宫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与梅裕凤刻著名宫廷画师焦秉贞所绘《御制耕织图》46幅，工细纤丽、艺术精湛，在技法上还采用了西洋铜版画的透视法，是清代朝野享有盛名的殿版画杰作。

由徽州刻工开创的刻版风格，今人称之为“徽派版画”，以工细为主要特征。典型的徽派版画，大多繁缛细密、工整精美，构图和刀法，都十分讲究。正是这种细致讲究的艺术风格，为洋风姑苏版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对于洋风姑苏版的消费群体，学者们大多认为应该是市民阶层，即富裕而又并非官吏的中层人士、商人阶层。在沿海城市和江南地区发迹盐商与高利贷者形成了新的收藏阶层，他们没有太多严格的传统品评标准，而显现出平民化的审美趣味，比较容易接受新鲜的精巧工细的洋风画。在他们的带动下西洋风格画很快成为一种时尚。

清廷大内没有画院之设，士大夫画家都出入“南书房”，一般艺人则供奉于“如意馆”。以前年画艺人有时奉旨进入内廷为贵人写真画景，到这时，著名艺人如张祝三等，已常年的留在京都听旨候差。这些画师除在宫内应差外，还经常为廊坊头条、隆福寺街等处的彩画作，画些彩灯壁画等工细精活。年画艺人出入禁中，这对年画艺术来说，无论是在题材范围上，或表现形式上多少都要受些宫廷艺术之影响，而民间艺术自入禁中后，确实也给宫廷艺术注入了新血液。象清宫的一些歌颂战功的绘画，描写帝王、嫔妃行乐的图象,基本上还是采用民间绘画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