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论语•阳货》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指的是四季。顺应天时，是民俗的精神。

各教差不多都讲善恶报应：《周易•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教发展为“承负”说，说什么一个人行为的善恶不仅可以决定本人或者不死而成仙，或者死后而为鬼，而且还可以影响子孙后代的命运。佛教讲因果报应，生死轮迴。基督教，伊斯兰教则讲末日审判。这种种教义，深入人心，普遍而深刻地影响着信仰者的行为动机，在感情上激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应。当善男信女自觉到其行为不合乎教义的规定和神的道德要求时，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罪恶感、羞耻感之类宗教体验，而当其相信佛的慈悲，神的仁爱，或相信通过适当的祈祷仪式，取得神的宽恕的时候，又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安定宁静之类宗教感受。此种情况在信仰者的宗教生活中屡见不鲜。

中国文化精神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钱穆的《中国文化精神》、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都对其进行过讨论，但直到如今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当一个人如此问时，他问的其实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与现在的我们隔着整个工业时代的传统精髓。这将会有一个非常抽象的回答，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却又感觉这一问题的答案无处不在，甚至可以用言语具体的描述出来。张岱年在分析《周易大传》时指出，《周易》高度凝聚了并有机结合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等思想，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即形成了一个以刚健有为为中心的宏大生活原则体系，影响、塑造并推动了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论及这一文化体系里最为核心的精神要素，他主要则归结为四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在汉代以后的社会中，中国文化在各个时代的聚合与壮大，乃至分流、再聚合，千余年的演变也正体现了这四种核心要素的相互推动，从哲学、宗教到市井生活观念，都可以看到具体而鲜明的印记。并且，他进一步强调，这四种文化要素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互为表里、彼此有所统摄。具体来说，“‘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华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这种论述是否足够全面，但其研究思路无疑是颇具见地的，能够帮助我们站在一个足够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文化精神。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笔者理解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并内化在民族主体中的，经由历史洗练而稳定传承着的精神特质。那老河口木版年画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呢？

高奣映，字元廓，又字雪君，别号问米居士，姚安人，生于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卒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清代著名学者、诗人，世袭姚州土府同知高𦒰之子。高聶映生性聪悟，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极有学识。他14岁时考中秀才，17岁时袭父职，任土府同知，为官18年，目睹官场黑暗，厌倦仕途，34岁时托疾挂冠，告归乡里。早在青年时代，高奣映就著书立说，一生著述颇多，据说达81种，现尚存40余种，有经过实地考察后编撰的《鸡足山志》、《雪山游事》，有研究《周易》后写出的《读瞿唐来夫子注要说》、《来瞿唐先生字传》等文，有研究声韵学的文章《等声音伍合汇序》，有谈教育的文章《训子语》，有研究云南历史的《滇鉴》。他对佛学也很有研究，为《金刚慧解》、《心经发微》作过通俗的注解。高奣映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诗集《妙香国草》。他写诗特别注重真实自然，强调“至情所发”，“至性所发”，“不求工而自工”。他推崇“六朝两汉诗之秀也”，其诗作有浑厚之风。高奣映是云南有影响的诗人。《云南通志》、《姚州志》和《姚安县志》对他及其家庭都有记述。另外，姚安县城内德丰寺还保留着他的铜像，大姚县昙华寺也有一座刻着高奣映诗文的石碑。

周文王，姓姬，名昌。是商末周部落的领袖。由于他笃行仁政，尊老爱幼，招贤纳士，深受周部落人民的喜爱。殷纣王担心周部落强大，姬昌谋反，借故把他囚禁起来。被囚禁期间，姬昌并没消沉，著成《易经》。《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指的就是文王被拘期间写《周易》之事。周文王寿命很长，终年97岁，在位50年，一生勤政爱民。后人常说其人活百岁，生有百子，是“多子多福”的楷模。

道教来源于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又将《老子》、《庄子》加以附会引伸，形成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教义，随着相应的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出现，道教便正式诞生了。道教的产生大体上与佛教的传入同时，它一开始就吸收儒、阴阳、谶纬和佛教各家的成分，具有庞杂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约成书于安、顺之际，它把汉代道家关于气的学说神秘化，将养生论引伸为长生说，主张通过养性和积德的方法，包括行孝、守一、含气、服药等，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它崇拜的至上神是“委气神人”，其下有神人、真人、仙人、道人，组成神仙世界。它受儒家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启发，提出“承负”说，谓先人之功过，积之既久，则延及子孙，而有福祸之异。它主张阴阳调和、五行当位，向往君臣民同心协力的封建太平理想，表达了地主阶级中改良派的政治愿望。东汉还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综合以往练丹方术，并与《周易》、黄老思想互相掺合，形成内外丹结合的学说，以人身为炉体，按照阴阳的变化，六十四卦的运行，修养精气，结而成丹，是谓内丹，以药石炼制成丹，是谓外丹。丹成可以养性延命，乃至不死成仙，该书被称为丹经王，对道教教义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从《水书》的内容看，水族学者王品魁先生研究认为，《水书》的源头、当是从《洛书》和《周易》派生出来的。“九星”是距今3000多年以前，相传夏禹在治理洪水时从洛河中获得一只神龟，然后根据龟背上的纹路为基础，从到九的奇偶数分配于其上，五为中央，其他八个数则放置于四方四隅，无论以何种直线相加都等于十五。这就是《洛书》。他把《水书》中的“九星”与《洛书》作对照，二者极为相似。另外，王品魁先生还列出《水书》的九星与《洛书》对应表。从中不难看出，《水书》的九星与《洛书》的定位完全一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因此，他认为“《水书》源于《洛书》，根据《易》卦、星象、五行之理，以五行生克制化合于干支，进而推演吉凶，预测祸福，解决疑难”。

追溯我国古史，很早就有占卜，其内容主要记载我国中原文化的卜术卜候。据《史记》、《周易》、《书》等古籍记载，在伏羲黄帝的传说时代，就有了占卜。原始的前兆迷信的起源，那就更早了。古史考云：“庖牺氏作，始有筮，其后殷时，巫咸善筮。”禹穴碑曰：“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周礼》曰：“凡卜筮，兆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这些都说明占卜早始于伏羲时代，而当时的占卜内容已甚繁复，体显吉凶，色示善恶，墨分大小，拆有微明。不过当时的占卜，从文献中可知主要是依靠当时人为改造整理后的卜辞和《周易》，其中尤以殷周卜辞为代表。殷周卜辞从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可知为龟卜。正如说文所说，“卜灼龟也，象兆之纵横也。”《礼记》云：“龟为卜，莢为筮”。《书》云：“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龟。”从《周礼》与《史记》记载，已经文人与巫师、筮人等整理修饰，已日趋玄奥。《史记》云：“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棊而后言天地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先定国，必先龟莢日月，而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为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是后人加工、创造而成的卦爻，离原始宗教的古代占卜已相距甚远。原始古卜最突出特征，不选择卜物，不分场合、时空关系，而是凡遇事或有所谓不平常的异兆，便要卜占，卜即卜问，占即占候，是很单纯的思维活动。正如《北户录》云：“卜之流杂见书传，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鸟卜，虽不比于蓍龟，亦有可称者。”说明古代卜筮、不局限为蓍（一种草类）与龟骨，占卜形式甚多，有虎卜、鸡卜、鸟卜、兽骨卜、竹卜、筮占、星占、相风、望气、相地、梦占、相面，等等。北方萨满教便具有上述特点，可以证明萨满教中所保留的占卜要早商周卜筮内容，对萨满教卜莢予以整理，对于了解和认识北方诸民族卜候历史与信仰习俗等以及与中原卜筮文化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的。

原始民族和古代各民族对于神圣物的敬畏感表现得最为明显而突出。许多原始民族都把自然界中那些足以引起畏怖和恐惧的力量和现象当作自己宗教的对象。有些民族最崇拜“恶神”，因为“恶神”被他们认为是世上一切灾祸的主使者。印度有些地方的居民，除了祈祷恶神以外不做其它宗教仪式，这些恶神都有各自的名字。人们越是觉得他们可怕而有力，也就越是崇敬他们。印度教信仰的最高神灵之一湿婆神就被认为是破坏之神。在有些民族中，最高的神灵不过就是足以激起人的最大畏怖的自然现象的人格化，即雷雨、闪电之神。古代希腊人干脆把雷神奉为最高神。古代日耳曼人（至少是北方日耳曼人），芬兰人、拉脱维亚人，认为雷神是第一个资格最老的至尊之神。甚至有些民族除了“雷”这个字眼以外再没有其他表示神的字眼。可见，在这些民族那里，宗教不外是自然界的雷鸣，通过听觉器官在人身上所造成的震撼人心的感受和体验。我国古代史料和史籍中关于对神的敬畏感的记载甚多。甲骨文卜辞说明当时的帝王每事必向上帝和鬼神问卜请示，求上帝“降若”（若、即诺，允准之意）或“降不若”。如此唯命是从，若无对上帝尊从、畏怖的宗教感情，是不会有的。《书经》更有敬畏上帝的明确说法。如《商书》就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诗经》也说：“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古代人常把雷震电闪当成天怒的象征，尊雷神为惩罚恶人的正义之神，故对雷神怀有特殊的敬畏感。《周易•震》对此有集中的说明：“震来虩虩，笑语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孔颖达注疏说：“震之为用，天之威怒，所以肃整怠慢，故迅雷风烈，君子为之变容。施之于人事，则是威严之教行于天下也。故震之来也，莫不恐惧。故曰震来虩虩也。物既恐惧，不敢为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语之盛，故曰笑语哑哑也。”《周易•震•象曰》：“之存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疏曰：“君子以恐惧修省者，君子恒战战兢兢，不敢懈惰，今见天之怒，畏雷之威，弥自修身，省察已过。”《礼记•王藻》说：“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淮南子•时则训》则说，到了打雷的时候，必须“戒其容止”；“先雷三日，振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吕氏春秋•仲春纪》亦有类似说法。高诱注说：“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电合房屋者，生子必有痔、躄、通精、狂痴之疾。故曰，不备有凶灾。”这种对雷神的恐惧感是一种传之久远、很有普遍性的宗教感情。一般说来，异己的支配力量由于它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性”和“支配性”，对于被支配者说来，必然具有不知其所以然的神秘性和不得不然的权威性，从而在内心深处燃起具有若干神秘色彩的敬畏感来。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言论和行为中唯恐触犯神灵的权威和命令，引起他们的不满，便常把神或神圣物用严格的禁忌规定与其他一般的非神圣的世俗之物分隔和孤立起来。禁忌规定加强了神和神圣物的神秘性与威严性，反过来又加剧了信仰者对它的敬从感和畏怖感。随着神明观念在历史上的进一步发展，它的权力、威严日益增大，以至达到神奇莫测的程度，它在宗教信仰者内心中激发起来的神秘感，敬从感、畏怖感也相应膨胀。

梁平建县距今15个世纪，但前面的几百年却形同黑夜，留下的只是模糊的记忆。八百年前范成大和陆游的相继造访，才使这片土地逐渐被世人所知。以后又有魏了翁、曹学佺、吴省钦等文人陆继来此，并以诗的形式留下了他们对梁平的印象。明朝万历时期，县人来知德以研究《周易》轰动四方，受到朝廷的重视，朝廷宣旨召之进京，予以嘉奖。来氏放弃了赴京作官的机会，以布衣终其一生。其著作《易经集注》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饮誉海内外。他的这种潜心学术、清贫自守、追求真理的精神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在读书入仕、升官发财之外的新的生活模式。

这是汉人的看法，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根据上古的神话，是上古神话的承传。李善在《文选注》中透露了个中消息。他说：“《周易·归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在这之前，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也有类似的说法：“《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归藏》一书，早已佚失，嫦娥神话的具体情节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值得注意的，嫦娥奔月不是因为偷吃不死之药，而是她不满于后羿的射日。可见嫦娥奔月化为月精神话，来源极为古老。嫦娥奔月与日神还有点关系呢！

前述曾提到，水族古文字没有用于人们日常的交际，它与《水书》的关系密切，主要用于书写《水书》。但《水书》中的主要思想之一，是《易》学的阴阳八卦思想。水族学者王品魁先生研究认为，《水书》的源头当是从《洛书》和《周易》派生出来的。王品魁先生还列出《水书》九星与《洛书》对应表。从中可以发现，《水书》的九星与《洛书》的定位完全一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因此，他认为：“《水书》源于《洛书》，根据《易》卦、星象、五行之理、以五行生克制化合于干支，进而推演吉凶，预测祸福，解决疑难。”从水族古文字看，涉及到阴阳五行八卦方面的文字是相当全面的。《易》学的基本观点：一是事物永远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二是强调阴阳平衡、和谐共处是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三是矛盾双方的统一性、斗争性以及相互转化；四是人应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水书》涉及的主要是巫鬼文化，但其精神实质主要为：一是人鬼之间有对抗、有和谐；二是鬼有善鬼、恶鬼，善鬼可以变为恶鬼，恶鬼也可以变为善鬼；三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四是八卦是变化着的，人应顺应这种变化而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