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手工艺品种类繁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结”，布艺以及刺绣，它们并称为祖国的三大手工艺品。“结”是绳编饰品，它朴实无华，庄重雅气。“结”与“吉”谐音，“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的主题，因此，“绳结”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技艺自然而然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永传不衰，流传至今。刺绣，又称丝绣，是中华民族传统手工工艺品的优秀代表之一。“四大名绣”的苏绣、粵绣、湘绣、蜀绣，其中苏州的苏绣和缂丝最为盛名。布艺，即布上的艺术，主要用于服装、鞋帽、床帐、挂包、背包以及其他小件的装饰品等。这些用手工艺品制作的生活用品不仅美观大方，还增强了布料的强度和耐磨能力。

唐代社会，其高度繁荣的封建经济，加之民族融合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在唐代，工艺美术有官、民之分，此外还有直属中央的少府监及将作监。少府监，在高宗、武后时曾称内务监、尚方监，所辖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制造帝王后妃、宗亲贵戚、内外臣工的舆服器用及各类玩好。《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中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唐代刺绣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早在唐太宗时，内职官中已设“绣帅”一职掌管刺绣事务，与织帅等并列。唐代刺绣进步的标志有两个：题材的拓宽和技法的丰富。由于唐代佛教的盛行，善男信女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心，绣经、绣像逐渐成为刺绣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刺绣技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代苏鹗撰《杜阳杂编》曾说南海女子卢媚娘能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的大小不逾粟粒，但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又载有：“（唐）同昌公主出嫁……（有）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绣品的日益精巧促进了唐代刺绣技法的提升和发展，针法日益增多和丰富。随着刺绣工艺的成熟以及对佛像等绘画性刺绣作品的需求的激增，致使唐代的刺绣成为刺绣史上的分水岭，促使刺绣朝着欣赏性绣画与日用实用绣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刺绣的技法在刺绣题材的要求下，针法臻于成熟，并进入了多种针法综合融会发展时期；齐针绣或近似于套针的长短针法已逐渐受到了欢迎，并广泛应用到一般生活用品与宗教用品上，另一方面则加快了刺绣在民间的普及，这在唐代的文献和诗文中都有所反映。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等，都是对于刺绣应用的咏颂。

特别是一种纳丝绣，底层多用羊皮金作衬(广东称“皮金绣”)，金光闪烁，格外精美。

补服是明清时期的官服，前胸以及后背都缀有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补子，是表示官阶、标明身份的标志。补子又称为“胸背”，形制有圆形、方形两种。皇室贵戚，如皇子、亲王、郡王、亲王世子等，用圆形补子，图案为龙、蟒。普通官吏则用方形补子，不同品级官吏的补子图案都有详细的规定。其中，文官绣禽鸟，以示文明；武官绣走兽，以示威猛。画中的三位年轻女子，一坐二立，正在互相观摩、交流各自所绣的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