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理解，我以为“京绣”项目的最大特点是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特定规律。非遗项目是依托传承人而存在，人在艺在，人亡艺绝。同理，传承人的流动也会使技艺的传承发生流动，且传承的线路复杂多变。非遗与文物不同，古建筑居于一处，无法移动，没有损坏就将永远矗立，其他文物也是一样，没有损毁或移动，就可能永远不会变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不同，它具有流动性，是可以随着传承人的流动而带到四面八方。房山“京绣”一脉的传承，正是阐述了这个规律：点绣原是王公贵胄所用之物，而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绣花局”（织绣作）的解体，京绣艺人从宫廷转入民间，从而将京绣技艺带入并传承于民间；京绣传人宁国玺在三年困难时期从城里回到了位于房山的老宅，而京绣技艺也被带到房山，并在远离京城的房山得到传承和发展。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线路的变化也是一种客观规律，是可以随着传承人的流动而传承到不同地域的。因此，对于目前许多京外地域非遗资源逐渐流入北京的情况，我认为应当采取包容和支持的态度。

及全清代，京绣工艺已逐渐发展至顶峰，刺绣受到皇家重视，清宫中特设“绣花局”（织绣作），风格独特，因为宫廷里“清规戒律”更多、更复杂，宫廷刺绣和民间刺绣就分道扬镳了。这时候，宫廷刺绣开始称“宫绣”，也就是现在的京绣。京绣广泛吸收各地刺绣之长，成了最好的刺绣方法，名扬海内外，宫廷的味道也更浓了。康熙年间，为满足皇亲国戚、官宦集团的用度需求，朝廷下令设立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造办处，并下设专司刺绣的“织绣作”，专门为了满足宫廷绣品的需求，从全国各地招募能工巧匠集聚到此，为皇室服务。从康熙一朝直至清末，这里的工匠的工艺技术水平是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无数国宝级的工艺品都是出自他们之手。而房山京绣的第一代传人杨师爷和黄师爷，便是这众多绣工中的佼佼者。

姚富瑛师傅是现在“京城百工坊”的掌门人，他的爷爷曾是清廷绣花局的绣工，16岁进入龙昌刺绣厂当学徒。姚富瑛说：“想想家里有这个传统，又可以学会一技之长，于是我就进了绣花厂当学徒。”原来他的绣品在友谊商店进行代销，那里要倒扣每日流水的40%作为提成，维持下去十分艰难。提及是否有徒弟，姚师傅也是一脸的无奈，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传人，他说：“没人愿意学，太枯燥了。我年轻时除了在灯下绣花再没别的业余生活可以选择，而现在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人们变得浮躁了，坐不住了。”“我以前带过徒弟，后来徒弟都改行不干这个了。稍微复杂的图案都得花半年一年的时间，费了大心血，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卖掉。见不到经济效益，徒弟能不改行吗？”

京绣又称“宫绣”，兴盛于明、清，是中国传统刺绣艺术的重要构成。资料显示：清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曾有“绣作司作绣”的记载，清内务府广储司下属“七作”中含有“绣作”，专司朝衣、礼服、袍褂上的刺绣及衣领、衣袖、补服、荷包等用项。“绣作”集全国各地刺绣工匠于京城，其制品主要为宫廷皇亲、王公大臣所享用，一度曾有人将“京、苏、湘、顾”并称为“四大绣”，也使京绣成为象征宫廷艺术的“燕京八绝”之一。清朝灭亡后，原专事宫廷的绣工散落于民间，主要以个体作坊形式维持生计。本书所介绍的京绣刘秀花一脉的前辈传人——曾供职于宫廷造办处“绣花局”（织绣作）的黄姓京绣艺人（人称“盘金黄”），就是在那个时期选择前门外大街东侧的西湖营胡同开办了自己的“京绣坊”。此后的1938年，宁国玺（刘秀花的公爹）拜师“盘金黄”学艺，并认“盘金黄”做义父，才使这项技艺通过嫁到宁家做儿媳的刘秀花而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