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前有宋真宗赵恒景德二年（1005）李畋序。因此，上述文末的“上”当是宋朝皇帝。黄休复之述应当说是可信的。问题在于师训所鉴定的钟馗样，是否是吴道子真迹。如前所述，吴道子所画钟馗图复制品被唐明皇赐给张说，则此画必画于开元之际。此后明皇于天宝末安史之乱时出京西奔，最后逃至成都。吴道子《钟馗图》既然是解明皇之梦而作，又专用于岁首颁赐，必然珍贵。因此，完全有可能当年明皇出逃时携至成都，从此留在成都。故蒲师训所鉴定的很可能就是吴道子的真迹。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科技四大发明之一，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经历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两大阶段。“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年代当在隋至唐初或更早。”宋代，雕版印刷发展迈入全盛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发现北宋真珠舍利宝幢一座，幢内藏有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刊《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和景德二年（1005年）刊梵文《大隋求陀罗尼经咒》。盛真珠舍利宝幢内木函四周有彩绘四大天王像壁画，画中可见唐代画圣吴道子的遗风，笔墨浑厚雄健，用柳叶描法，线条生动流畅，富有变化，使整幅画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为罕见的宋画珍品。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苏州陈湖碛砂延圣禅院主持刊刻，完成于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历时91年的《碛砂大藏经》，总共591函，6362卷，每种经卷前皆冠有扉画，共有八块图版，轮番施印，上有“陈昇画刊记”，署名刻工有陈宁、孙祐、袁玉等。绘刻佛、菩萨数十人，构图饱满、纹饰繁密，人物造型有印度梵画遗风，但形象富于变化，各异其趣，镌刻工巧精细，纸墨也精良，是中国古代佛教版画中不同凡响的巨制。周芜先生甚至评论说：“若取佛画之灿烂，当观此图。”可见，雕印版画始于宗教画，先是佛教版画，再是道教版画，进而向印本书籍和风俗画方向发展。

金兵攻陷宋都开封，钦宗赵桓（靖康）同其父赵佶（徽宗）被俘北去；宋室南迁，高宗皇帝（赵构）即位临安（杭州）。随后金人（女真族）贵族入主中原，开封文化建设遭到掠夺和破坏。金明昌五年（公元一一九四年），河道南移，开封市景萧条，木刻刷印年画的行业衰落下去，渐无所闻。元朝建都北京（大都），开封常遭黄河灾害。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四年），黄河决口，河道逐渐北移，影响了南粮北运，供应大都的「漕运」粮船。顺帝令工部郎中贾鲁治河，贾鲁疏、塞并举，恢复了黄河故道，开通了由密县到颍水的一道「贾鲁河」，使货运集中于开封西南的朱仙镇，再由陆运到开封。从此开封免遭黄河水患，而朱仙镇便成了四大名镇（余为湖北汉口、广东佛山、江西景德）之一。日渐衰微的开封木版年画艺术，遂南移到朱仙镇而逐渐兴盛起来。按：汴梁（开封）城创建于唐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朱仙镇地势还不重要。相传朱仙镇曾为战国时朱亥故里，亥旧居仙人庄，故名。又因南宋绍兴十年（公元一一四〇年），民族英雄岳飞率兵北上，收复郾城，进兵朱仙镇大败金兵。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战役。明代李梦阳称朱仙镇为「百战回戈地」。朱仙镇之名由此大振，居「四大镇」之首。开封市景冷落，雕版刷印门神、钟馗等年画艺术向南北发展，以往刷印年画中心开封转移到朱仙镇。推想开封、朱仙镇年画一脉相传。风格及题材内容，无大差异。

终宋一代，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党项羌和女真等实力强大，先后分别建立自己的政权，对大宋王朝的威胁更大。因此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犯边作乱”，往往是无暇顾及，非到万不得已，不会用兵平定。据史料记载，抚水州蒙姓土酋叛复无常，时而称臣纳贡，“既而侵轶为故”。景德三年（1006年），蒙填又向宋王朝表示“愿朝贡谢罪”，宋朝既往不咎，“诏守臣谕以尽还所掠民资畜，乃从其请”。宋朝对南方民族所持的宽容态度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也是造成南方少数民族叛复无常的最直接的原因。抚水州包括水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似乎也“习知朝廷多释其罪，故急则来归，缓则叛去”。

宋元佛教主要是禅宗（尤其是临济宗）的天下，其次天台宗稍有生气。禅宗打破早期“不立文字”的传统，而有大量《灯录》和《语录》出现，变成不离文字，如《景德传灯录》、《六圣广灯录》、《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等。又编出一批“公案”，对“公案”加以注释，称之“评唱”、“击节”。禅宗否定传统的结果之一是出现狂禅，给它自身带来危机五代宋初名僧延寿（904—975）就斥责了所谓“饮酒食肉，不碍菩萨；行盗行淫，无妨般若”，“步步行有，口口谈空”的风气，主张禅、教并行，以讲习佛经来弥补单纯修禅造成的弊病，说“经是佛语，禅是佛意”。临济宗至宋代分为杨岐、黄龙两派，依然发挥禅宗以染为净、即俗而真的风格，所谓“事无不同，只在迷悟”。在这种思想逻辑支配下，禅宗的儒化更加快了步伐。云门系禅僧契嵩（1007—1072）力主揉合儒佛。他认为佛之五戒、儒之五常可以合而用于教化人心，并进而以“孝为戒先”，说：“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而性理之说，“皆造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镡津文集》。被排斥于天台宗之外的孤山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明确声称自己的思想“宗儒为本”，儒佛“共为表里”，“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他用儒学修身，佛学治心，以为这样才合乎中庸之义。

明清时期，佛山因其特殊的地理和交通优势，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手工业和商业集聚的重镇。“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百不及一也。”明末清初闻名海内，与朱仙、景德、汉口并称“天下四大镇”，又与北京、南京、苏州同为“天下四大聚”。由于转运商品的需求，佛山货栈业极为兴旺，“从前通津，利步各街，近海行店多至二百余家，铺尾通海，深二三十丈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