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的势力这时到达了最高峰；此后为有内乱，渐渐衰颓下去。宣宗大中三年(八四九），唐朝收复了清水、安乐、秦、原等州。四年，又克成、维、扶三州。五年，他们的沙州刺史张义潮又献还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吐蕃族众分散，大的数千家，小的百十家，又回复了以前的样子，政治上不再有高级的组织。于是他们的人民，内属的叫作“熟户”，没有内属的叫作“生户”。元朝在陕西行省里设置吐蕃宣慰司，统治河、洮、岷、铁、贵德（以上今甘肃·青海境）和戎、雅、黎（以上今四川境）等州的吐蕃人民。这就是现在的“番民”、或“西番”的来源。“番”字或有认作恶意的，其实不然，这即是“蕃”字，也即是“发”字，本没有褒贬的意义在内。

不仅汉与非汉之间的界线模糊，被视为非汉人的“羌民”与“番民”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线。如，今日理县与松潘都有部分村寨被识别为羌族村寨，但在清末民初时，这些地方似乎没有“羌民”。成书于清末的《直隶理番厅志》中记载，杂谷脑河流域的理县一带“汉民”只住在一线官道之中，其他地区民众都被称作“番”；所谓前番、后番、新番、旧番，只是指他们地理位置与归服朝廷的先后之别而已。而且在修撰者的汉人观点，比起理番的杂谷、梭磨诸番而言，威州、茂州的非汉人群为“熟番”。我们再由修《松潘县志》者的观点来看，当时松潘72土司之族属，在本书中被分为“西番种类”与“博倮种类”两种——也不见有“羌民”种类。这部县志由清末修至民国十三年(1924)而完成，可代表此一时期熟悉松潘边事者的观点——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松潘境内也有“羌民”。显然，“羌民”是在茂州、威州较为人知的一个人群概念。特别重要的是，在茂州有些村里被划分为“羌民里”，并著之于地方志之中，而其他地区并无这样的例子。“羌民里”使得文献记忆与一些真实存在的“人”(一种身体记忆)结合在一起。这个复合社会记忆，是后来“羌族”能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范畴的关键。

然而在过去，当大多数北川人都自称汉人时，“吃荞麦的人”也就是“蛮子”的代名词。在前面第三章中，我曾提及20世纪上半叶北川地区的族群体系——大家都自称“汉人”，却认为住在上游的都是“蛮子”。事实上，由于地形、气候及植物特性等因素，由下游到上游，荞麦、玉米在各地村民农产中的比例是逐渐增高，其间并没有截然的划分点。道光《石泉县志》也记载，当时的番民“种春秋二养，与汉民同”。也就是说，相邻两地区其居民主食并没有明显区别。因此以“食物”作为汉与非汉的区分，只是人们主观的异己想像与建构。此种主观的异己想像，使得嘲笑上游居民是“吃荞麦的蛮子”的人，自己也被下游的人认作是“吃荞麦的蛮子”。由于大家都多少吃些荞麦，于是在青片河、白草河流域所有的“汉人”都有族群认同上的危机感。此种借由“食物”来表达的族群区分，及其所蕴含的族群歧视，也表现在北川的一则民间故事《荞子与麦子》上：

关于本地非汉族群的文化习俗，道光四川《石泉县志》中记录了一些白草居民“番俗”，如立石插小幡当作家神，使用铁三脚，以及当时已废去的火葬等等，这些都与岷江上游“羌族”的习俗相似。该志也记载了当地民众的“汉化”——“迩来通汉语者几半。白草之番日染华风，延师课读，间有知书识字者。”无论如何，此时（清道光年间），白草河流域之民还被县志编撰者称为“番”。道光《石泉县志》记载，当时在白草河东有番民1，647户，河西1，577户，男女共有18，384口。到了1932年，在新编的《民国北川县志》中，已无对青片、白草“番民”与“番俗”的描述。而且在人口统计中，该志提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北川承粮户有94，398口，另有河东、河西、青片等“番民”有19，522口。但提及宣统年的承粮户时，只总称共有58，462口，并未将青片、白草与其他地区分别开来。由此亦可见，清末民初时青片、白草地区之汉与非汉区分逐渐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