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织锦的历史发展也是湘西北土家地区社会发展历程的缩影，印证了土家民族从原始走向现代，融合多部族聚集发展成为单一民族曲折漫长的经历。它同时也是酉水沿岸土家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写照。它以丰富的图纹形式讲述着古老文明的历史进程，被称之为“写”在织物上的土家历史。

土家织锦的历史沿革，从织造工艺而言可以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楚域的古代巴子国被秦国统一之前的纺织遗存或更早的年代。1978年5月龙山里耶溪口台地发现新石器遗址中的石器、陶片中，器饰痕纹中大量表现的粗绳纹、篾纹、网结纹、篮纹、划纹、条纹、方格纹、菱纹，说明土家地域的原始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学会了粗放的编织工艺。2006年“龙山华塘龙凤融城工地铧口丘商周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距今三千多年前的纺织工具——陶纺轮。龙山的猫儿滩，商周文化遗址、里耶麦茶战国古墓群均发现同类陶纺轮和印纹陶片，里耶秦简中记载着里耶在当时大量生产军服，运送军服的史实。

土家地域历史上纺织技术渊源深厚，所织“土布”皆精细上乘，故为贡品之列。实质意义上的土家锦应在明清年间。关于此点，龙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06年编印的《土家织锦》一书中贾美树先生所写的“历史演变中的土家织锦”表述得比较准确：“‘土锦’至明清时期，种桑养蚕，种棉织布，土家族地区才开始了织造真正意义上的‘土家织锦’。这种由赋税（賨布）到贡品（溪峒布）的这一系列的演变历史，充分体现了土家织造的不断完善和质的飞跃，以及它成为极为高贵之“锦”的必然过程。”

土家织锦的历史渊源和其发展也是土家地区社会发展历程的缩影。从土著先民的原始织造到賨布、兰干细布，再到斑布、溪峒布，最后定型为土家织锦，这一过程正好印证了土家民族从原始走向现代，即从湘西北土著先民到巴賨南迁、乌蛮东移、客汉入峒的历史，并融合多部族聚集发展成为单一民族的经历。同时也是酉水两岸土家社区生产力发展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土家族在各个阶段的历史文明，特别是山地农耕文明及楚巫文化的影子。不论是原始的渔猎采集，还是山地或稻作农耕，或是现代农业社会里，织造的材料变化到工艺的进步都是如此。原始的葛麻、木棉、苎麻，近代的蚕丝、棉花，直到现代的化纤及人造丝等，都是如此。在工艺美术界有这样一种讲法，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工艺美术原材料的发展历史。这话一点不假。可以想象，土家织锦如果没有棉的出现，也不可能有清末以后土家织锦的兴旺和普及。所以，没有原材料方面变化的飞跃，就更不可能导致工艺美术的“革命”。土家织锦的织机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其主要因素之一应该是与织造土家织锦的植物纤维材料没有多大的突破有关。

从生产性层面来看，土家织锦历史悠久，它经历了从土著先民的原始编织物到秦汉时期的賨布、三国时期的斑布、羁縻时期的溪峒布、土司时期的溪布、“改土归流”后的“西兰卡普”，“西兰卡普”实际上就是“溪布”中之佼佼者。但是在土家族加速汉化的政策下，清政府禁止土家族人“男女服饰不分”，使土家族服饰发生了变化，原来五彩斑斓的土家族传统衣裙受到限制。“土民喜斑斓服色”转向清一色的“满襟衣”“对胸衣”“大便裤”。土家纺织的“土布”（俗称家机布）占领大部分市场，“土锦”直到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种桑养蚕，种棉织布，才开始了真正织造意义上的“土家织锦”。新中国成立前后，土家织锦的生产可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濒临失传；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承传统，创新工艺；动乱时期，土家织锦的倒春寒；90年代前后，短暂的复兴；90年代末期，21世纪转型，痛苦的涅槃。今天，土家族不但保留了土家织锦的精湛工艺，而且还在不断地发扬光大，种类繁多的织锦产品已成为旅游市场的文化精品。

五是从流域分布上采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分析了古老“幏布”在清江流域失去了自身的生存土壤和相关条件，而成为容美土司曾经辉煌的“峒被”逐渐淡化消亡的历程。分辨了沅水流域的“仡佬苗”遗留的“牛肚被面”和酉水流域的土家织锦是“同源异流”，是同根姊妹。佐证了酉水流域土著濮人的原始织造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是如何演变成现代仍在使用生产的土家织锦的。

理由之二，田明先生的力作《土家织锦》，追溯其历史渊源时清晰地剖析了“西兰卡普”是今天土家织锦的根。如三国时期“蜀锦是一类以经向彩条为基础，利用彩经条纹与彩纬交织，彩条起彩，彩色添花的‘经锦’，它与完全由纬线起彩起花的‘纬绵’西兰卡普有较大的不同”。土司时期非常著名的“溪峒布”是土家族土司向朝廷进奉必备的贡品，是“西兰卡普”的前身。清“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被强行接受中原文化，特别是土家族传统服饰被严禁，而改穿满襟。受限制的“五彩斑衣”退出了生活服饰，继而转向色彩纹饰纷繁的“十铺八盖”，并不断发展繁荣，传承至今，成为当今土家族纺织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符号——“西兰卡普”。田明先生虽然把专著命名为土家织锦，但书中仍始终贯穿的是“西兰卡普”这个织锦文化的根，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在土家织锦的历史渊源这章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笔者统计了这章用“西兰卡普”一词的频次共30次，而“土家织锦”一词的频次只有其一半，还有4处重复表达，比如“‘兰干’即土家锦西兰卡普的前身‘兰干细布’”。

土家织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源于先民巴人时期的纺织业。先民巴人善于纺织，纺织出的桑蚕，麻等成为贡品。秦汉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有所发展，称它为“凡布”。土家先民以布交纳赋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昭襄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这种賨布是以葛麻为主的纤维，是“賨人”与武陵土著居民融合后，将巴国相对先进的织造技术结合土家族先民的原始织造而形成的一种织物。《后汉书·西南蛮夷传》所说哀牢夷“织文革绫锦”的“兰干细布”，就是西兰卡普的前身，称“武陵蛮”有着“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习尚。又据《汉书》载，周代中原与西北交换纺织品，学会了“以毳毛织罽”的技术，并较为盛行。这是一种以纬纱起花的织造，它和当时一般织造的经纱起花又有所不同。两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賨人是巴人的一支，封建王朝令賨人以“賨布”纳赋税。作为赋税进贡的“賨布”就是后来的“兰（蘭）干细布”。唐宋时期，土家族地区与汉族经济交流增多，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社会风气，当时土家族的“布”，被汉人称为“溪布”、“峒布”或“峒锦”。据《隋书》记载：“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湖南，湖北土家先民用丝棉织峒锦，峒被，峒巾，色彩斑斓，“作鹤，凤，花鸟之状”。四川秀山、酉阳，黔江以麻织“斑布”为衣。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挑织技艺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土家族姑娘，从小便随其母亲，姐姐操习挑织技艺，姑娘长大出嫁时，还必须有自己亲手编织的西兰卡普作陪嫁品，以及婚后生小孩摇篮里的小儿被面、盖裙、背袋等物，都得姑娘亲手编织。以棉纱为经，以五彩丝线，棉线为纬，敲打、锈织。图案多达200多种。现在，西兰卡普工艺进一步发挥，西兰卡普被称作“土锦”、“花布”等，且大量用于服饰，逐渐形成独特的织锦程序。

从以上史书方志中有关土家族地域内的“巴人”、“賨人”、“土人”，“板楯蛮”、“武陵蛮”、“澧水蛮”、“五溪蛮”织造的“賨布”、“精工细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至清代的“土绢”、“土锦”、“峒巾”至清乾隆年《永顺府志》明确下的“斑布即土锦”，我们即可以大致清理出土家织锦历史渊源和脉络演进的一条源流线。当今众多的专家们普遍认为：湘西土家锦起始于商周，初雏在秦汉，基本成形于两晋，成熟在唐宋，明清臻于完美。

史料表明，土家族历史上彭氏土司王的世袭统治制竟然长达818年，从五代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彭城为溪州刺史开始至清代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彭肇愧及其子彭景燧“改土归流”止，这八百多年中世袭相传28代土司王，历经唐末之后的五代、宋、元、明、清各代，真可谓世袭有方，“江山永固”了。彭氏土司对整个湘西北地区及湘鄂川黔边地的土家民族统治时间之长，也成为中国历代封建君主所不及而绝无仅有。究其原因，公元940年彭氏土司与楚王马希范所立的“溪州铜柱”盟约，无疑是这一封建领主土皇帝得以延续世袭统治八百年的重要原因。彭氏土司兵败求盟于楚，一方面表示：“归顺马氏，为楚从属”，一方面求得“尔能恭顺，我无科徭”，“自为供赡”等自治权。由此带来了溪州土家族地区社会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武陵地域农耕文明的地域性“偏安一隅”的传承发展。自产自用的土家织锦在此八百年的相对封闭性发展中，虽然缓慢，但是自律，是一种独特地理人文条件下相对独立的民族原始手工艺的自律。也许民间织机构架及工艺几百上千年无多改进，原材料的采集沿用自然取材，物尽其用的老法子，但是土家劳动妇女代代相传的习俗和创造出来的纹饰图案却越来越深厚和纯真丰富。在所谓“内乱不能起，外患不易入”的社会环境中，在地域和民俗的局限中走着它自己的路，创造着它本民族的万象花纹。没有人知道历代土家妇女究竟创造了多少不同形态的纹样。不同纹饰应用随时代的升沉选择同样是优胜劣汰，合民意者生。织锦中纹样传承相对稳定性形象是民俗意念下千锤百炼的纹饰形象遗存，并包含着民族心理气质和深沉的民俗内涵。笔者以为彭氏土司八百多年的世袭统治，从客观上对土家织锦的自我完善和纹饰创造提供了相对稳定而又封闭的历史平台，对后来土家山寨“女勤于织，户有机声”的民俗织锦有着长足的推动和影响。八百年间朝代更迭的历史烟云不断，但特殊的地貌和“以土治土”的皇权安抚制度没变，土司制度的稳定致使土家织锦民间生态的相对稳定和纹饰积淀的深层发展。这八百年同样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演变和推进中的八百年，文明的互通、文化的交流同样存在，土家民族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全封闭的民族。彭氏土司统治中的各代土司及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家族人民的残暴欺榨和盘剥同样存在。历史上土家族地区也并非“天国”，而“天国”正好存在于土家劳动妇女的织锦纹饰中，因其纹饰无所不包，有“大象无形”之感。

无独有偶。里耶、猫儿滩一带又正是现今原生态土家织锦民间织造遗风的核心地带。这些与纺织有关的文物出土和秦简记载，正好印证了相隔几千年，从远古到现代，从原始纺织到秦军服织制、到土家锦当今的织造风尚遗存，同处一地从未间断的织造遗风是何其之盛！秦灭巴楚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秦军服的织制考古发现是土家锦历史沿革演进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完全有理由在里耶同立两块碑——“中国南方古代纺织工艺遗存地”、“中国土家织锦之乡”。因为现今的民间土家锦简直就是这原始纺织工艺的“活化石”，也是古代与宫廷织锦相对应，而不断创造出来的手工织锦人文精华的结晶。其意义并不亚于秦文化在里耶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