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此涉及许多学科的、影响深远的“民族”想像，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样的思想与社会背景下，许多前辈学者建构此“民族”以及相关“历史”？以下我将说明，近代中国“羌族史”书写者如何因自身认同变迁而重新书写“历史”，以建构此认同主体（中国国族）的边缘（少数民族）。

至于羌人地带的“夷化”，是指此地带部分土著族群在中原人心目中逐渐不再为“羌”，而成为“夷”或“蛮夷”。这主要发生在此地带的南端，也就是前述雅、黎等洲的南方，今之大、小凉山地区及丽江一带。前面我曾提及，汉代以来“羌人地带”形成后，此地带最南端的人群被称作“旄牛羌”，其位置大约是在四川南部雅、黎等州以南，凉山地区以及云南西北部边缘。“旄牛羌”也被称作“旄牛夷”，这是由于在汉代时，中原人曾泛称西南边疆异族为“西南夷”。在唐代文献中，这些西南住民多被称作“蛮”；然而冕宁至西昌一带的嶲州，此时仍被视为“羌州”。唐宋时期，南诏(738-902年)与大理(937—1252年)王国在云南地区相继兴起，唐宋王朝逐渐失去对旧时之越嶲或嶲州的控制。南诏向北发展据有今西昌地区时，曾将大量南方的“乌蛮”与“白蛮”移来西昌之北至汉源之间，以便于统治此地。南诏与大理等政权的出现，使得中原人对西南本土人群有较多的了解。在宋代，“蛮夷”与“羌”成为中原人心目中西南、西部两大异族类别。两大范畴之交叠处，便在岷江上游一带。《宋史•蛮夷列传》记载：“冉駹，今茂州蛮、汶山夷地是也。白马氐，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文州，盖羌类也。”由此，以及《宋史》其他相关记载看来，此时官方书写者观念中的“西南蛮夷”往北可包括岷江上游茂州、威州等地的非汉住民。他们观念中的“羌”，则是指青海东部、甘南、川北一带的非汉人群；此一异族范畴的最南端，也涵括了茂州、威州等地的山间居民。

明、清时期，描述四川南部与云南地区“异族”的官方文书与私人笔记渐丰。这可以说是，中原人注意并描绘其西南族群边缘的历史过程由此进入一新阶段。在这些新的异域与异族书写中，中原人将许多西南族群称作“夷”、“蛮”、“爨”或“僰”。羌人地带南端原为“旄牛羌”所据之地的非汉族群，在明、清时期不再被中原人称作“羌”，而被称为“蛮”或“夷”。略北，雅安、芦山一带住民也不被称作“羌”，他们大部分已成为汉民，只有一小部分受土司管辖的，在中原记录中被称作“番”或“蛮”、“夷”。再往北，岷江上游的茂州、威州山区民众，则有时被称作“蛮”、“夷”，有时被称作“羌”。在明、清时期中原人心目中，岷江上游诸人群之“异类性”介于“蛮夷”与“羌”之间，此也显示这些文献书写者意识中的“西南蛮夷”之北方边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