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直门内广济寺前礼部的祝寿戏台，卷棚歇山式，后台五脊歇山式，台上演的是昆腔《上寿》。图中南极仙翁立在中央，八仙分列两旁，下场门帘内一人是检场的。画面正在合唱第一支曲【园林好】中『家住在蓬莱路遥，看几度春风碧桃……』的时段。《上寿》是昆腔非常流行的一出开场戏。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木刻年画《寿星图》，又名《八仙庆寿图》，画的就是这出戏。曹雪芹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中，芳官唱了一支『寿筵开处风光好……』就是《上寿》这出戏的第二支曲【山花子】。因皇帝步辇将过，所有臣民下跪迎銮驾，台上演出中断，演『八仙』的演员或因戏中神仙身份故并未如他人般俯首。

但在过去，服饰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十六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也就是说，“中华”、“华夏”的名称与服饰之光华有关，“冕服采章”对应的是四夷“披发左衽”的打扮。尤其在清代，“马褂”与“唐装”不仅泾渭分明，代表不同的文化，而且与发型一道，有着“以别顺逆”的政治功能。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愿意剃发易服，放弃自己的传统服饰，穿戴按照满洲式样，就是断绝了复明之志，乐意效忠满清。满洲式样的服饰与发型成为顺民的标志。以是否改变过去的仪表来区分顺逆，并不是满清统治者的发明。早在金太宗天会年间，金人就曾要求宋朝臣民按照他们的样式削发，不从者死。之后，元朝统治者也一度下令在京士庶须剌发为蒙古族装束。

『中国的康熙皇帝心里感到十分好笑。在他漫长统治（1662-1722）的晚期，受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派遣的特使曼扎巴拉巴出现在了他的王座前，这位皇帝拿起摆在他面前御案上的不同布料，不无嘲讽地问道：「假如有人坚持说这块红的是白的，那块白的是黄的，你会怎样想呢？」曼扎巴拉巴清楚地懂得，中国皇帝是在讥讽前后任教皇在有关中国宗教崇拜的教旨中说法自相矛盾。他试图向康熙皇帝解释教皇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但康熙一点也听不进去。他突然对曼扎巴拉巴说：「你们的教皇对不曾见过、也未有一点个人知识的中国礼仪的本质能进行裁判，正如我对欧洲一点也不了解，却要对欧洲人的事进行决断一样，这是可能的吗？」以这样坚定的反诘，康熙打发走了前来求见的教廷使者。他开始对游说他的欧洲人失去了耐心，他写道：「他们怎敢擅自谈论我们中国的圣教呢？他们所知的只是我知道的一丁点儿罢了。」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5亿甚至更多的天朝（中国人这样称呼他们的国家）臣民，正经历着一次经济、文化复兴，而这在50年前还是不可设想的事情。』

（1）龙纹和蟒纹类图案。原始社会时期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是虚构的，仅是一种精神象征。在封建社会，龙代皇帝，龙具有驼头、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牛耳、口角有须、额下有珠、身上附有火云的形象。龙为历代皇室所御用，帝王自称为“真龙天子”，以取得臣民的信奉。其中五爪龙为黄帝的专用图案，而相似于龙但不称为龙的纹饰有蟒、飞鱼、斗牛，在明代此三个图案作为特殊的官服图案，需皇帝特别恩赐才准许穿用。这些纹样一般均为官营织造局织造，不允许民间私自织造、私自穿用，否则就是犯上杀头之罪。龙、蟒、飞鱼、斗牛等纹样共同构成龙的家族。蟒的形象与龙极其一致，仅仅是四爪和五爪之别，只有皇亲国戚和极少数够品级的官员才能穿着。飞鱼与斗牛纹样仅出现于明代，飞鱼的形态相似于蟒，等级次于蟒，有双翼和鱼尾，身躯较龙短，后来飞鱼头部加上了鹿角，形象更接近蟒和龙。斗牛的头上生有一对牛角，仅比鹿角少了一个小支角，与飞鱼一样长有鱼尾，所以斗牛形象也非常接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