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原本作为精英的释比在现代羌族社会的“失语”与没落，他们的话语权也被交到了知识分子手中，从天然亲近感中被提取出来的“羊图腾”不仅是由于它对羌民族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为了传播的便利性——在视觉传播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一个简洁的符号作为该民族的象征，以强化外部观察者对本民族的印象。于是，羊图腾顺势登上了“羌历年”的会徽、团体操的图案、游行队伍的宣传牌，它被以仪式的方式确定下来，传给了现场和不在现场（传媒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的每一个观众，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房屋和服饰装饰。同时，对外则作为羌文化的代表性标志，在各种场合中被反复提及，最后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羊图腾——一个现代“神话”。

通过广播影视、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积极报道宣传藏羌织绣保护工作；鼓励各种传播机构拍摄制作相关的视听节目或音像制品，组织相关保护成果的出版；鼓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和藏羌织绣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宣传、展示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结合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民俗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普及藏羌织绣保护知识，促进藏羌织绣的传播，增强全社会保护藏羌织绣的意识，为藏羌织绣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仪式机制中的中央场地变成了一块制造“神话”的场所，即使是在释比仪式退出整个仪式机制以后仍是这样。通过上面的阐释，我们知道，这可能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仪式机制中不断上升有关。它们对“羌族的”解释和阐述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他们编排的新锅庄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也成为各节庆仪式的必备，你可以发现你在这些地区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参与到他们的锅庄活动中，因为所有的动作和音乐都是一样的，是从“县城里学回来的”。因此，在释比仪式彻底退出后，这一仪式机制就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不单是羊图腾、棉布坎肩、新锅庄，“民族大团结”“葵花向阳”等等由民族认同发展到国族认同的内容都可以被丢入其中，通过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传媒）观看方式被人们所接纳，并潜移默化地渗入并塑造他们的认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