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颜师古注云：“布渭诸杂细布皆是也。”韦昭注：“布，葛布也。”我国古时称为布的，不是指现在用棉织成的染织品，主要是指麻、苎、葛等植树纤维的织品。如《小尔雅》记：“麻苎葛曰布。”《汉书•地理志》的“布”应该是一种麻织品，这与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麻织品是一致的。

锦和绣是丝绸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和效果。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在注《急就篇》时说：“织彩为文曰锦”；绣以神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周代的五彩只是指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赤、青、黄、黑、白五色，而到唐人的织彩则是对丰富多彩的统称了。用多色织出或是绣成的丝绸当然是绚丽多彩、耀眼夺目的，因而，世界上凡是绚丽多彩的事物就可以用“锦绣”两字来描述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成语中就有了锦绣大地、锦绣中华、锦绣前程、锦绣河山、锦篇绣帙、锦心绣口、铺锦列绣等等，锦绣之词，琳琅满目。

雨师，《山海经•海外东经》有“雨师妾在西”的记载。郭璞注：“雨师谓屏翳也。”颜师古又称：“一曰屏，号。”

汉代的门神除了神话故事中的神荼、郁垒外，尚有以古代勇士作为守门卫户、防止鬼魅侵入之神。如河南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砖上刻的《蹶张武士》图，画武士短衣系带，腿臂外露，四肢生毛，怒目露齿，双手拉一弓弦，足踏弓背，弓硬弦紧，动作刚劲，显出了武士力大无比。按：《汉书•申屠嘉传》：“申屠嘉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唐人颜师古注引如淳之说，称：“材官之多力，能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所以这种图像的画像砖又名《材官蹶张》。

汉代门上画武士的文献记载，还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越……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晋灼谓：“成庆，荆轲也。卫人谓之庆卿，燕人谓之荆柯。”颜师古驳注：“成庆，古之勇士也。事见《淮南子》。非荆卿也。”广川惠王刘越的殿宇早已荡然无存，其殿门所画之勇士只能据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及汉墓壁画上残存形象推测。如辽宁大连市营城子汉墓壁画中的一对门神，其中一个握刀拥彗，怒发冲冠，胡须络腮，状极威猛；另一个戴冠拥杖，杖上挂布帛。二人皆非奇形怪貌之神相，当是守门卫士。此对门画之出现，除了证实《汉书》所载“殿门有成庆画”外，又可为古代难解的风俗记载，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如应劭《风俗通义》中记有《春秋左氏传》中的一则故事：

唐太宗以数百年来诸经文字多讹谬，令颜师古撰《五经定本》，统一五经的文字章句。又因师说多门，注释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正义》，高宗时由朝廷颁行，成为官方经学定本，其他诸儒注疏一概作废。这种统一的经学，使儒家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有利地位，促进了中央政权的巩固；但并没有产生一种新的儒学理论，它只是汉魏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化的过渡阶段。传统的天帝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及圣贤崇拜被继承下来。孔子进一步被神化。太宗封孔子为先圣，又诏令州县皆立孔子庙。玄宗改封孔子为文宣王，祀所称为文宣王庙。

水族历史研究表明，水族的祖先是中国古代百越族群中的一支——骆越的直系后裔。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可见古代百越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南方，因其“各有种姓”，支系庞杂繁多，号称“百越”。骆越作为古代百越的一个重要支系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部，即今天的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今天壮侗语族各民族如壮、布依、侗、水、毛南等民族大多来源于古骆越人。从今天水族的有关民间传说，社会生活习俗以及有关文献记载看，水族历史上曾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是确定无疑的。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是缩小了的长沙国或长沙郡。汉初，即汉高祖时，析长沙郡的衡阳以南置桂阳郡，治所在今广东省连州境内。桂阳郡郴县辖（今湖南省郴州汝城、桂东）、便县（今郴县北永兴一带）、临武（今湖南省临武县）、南平（今湖南省蓝山县）、桂阳（今湖南省桂阳县）、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连山县（今广东省连州、连南、连山）、曲江（今广东省曲江、乐昌、仁化）、始兴县（今广东省始兴县）、波阳（今广东省英德东）、浛洭（今广东省阳山东南）、耒阳（今湖南常宁市、耒阳等），桂阳郡涵盖今湖南省常宁市以南至广东省英德以北的广袤地区。境内之蛮亦因郡而得名桂阳蛮。《后诚书·桓帝纪》卷七载：延熹七年（164年），“荆州刺史度尚击零陵、桂阳盗贼及蛮夷，大破平之。”延熹五年（162年）后“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穷追数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获珍宝。”桂阳蛮应是长沙蛮的一部分，桂阳汉初属长沙王吴芮的封地。南越王赵陀上书给汉文帝时称：“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颜师古注：“言长沙之国半杂蛮夷之人。”所以桂阳贼或蛮应与长沙蛮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