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黑蛮国以蛮文上表，朝中无人得识。蛮使得意洋洋。玄宗极为不快。贺知章出荐李白，急召之。其时李白正酒醉未醒，上殿宣读蛮书，却无一讹差，蛮使大惊失色。玄宗命李白草蛮书，以宣大唐国威。李白请须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方能写得。玄宗敕令如请，二人悻悻然只得照做。见《今古奇观》第六回“李谪仙醉草嚇蛮书”。

北宋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官方名义刊印的最为系统完整的建筑规范典籍。李诫，字明仲，宋元祐七年（1092年）起在将作监十余年，主持重大建筑工程，成为当时著名建筑专家。经徽宗钦定，崇兴二年（1103年）『敕令公之于世』，刻印于开封，绍兴十五年（1145年）又重刻于平江府（今苏州）。

表文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谢赐之词都把《钟馗图》置于《新历》之前。大略写如“奉宣圣旨，赐臣画钟馗一，及新历一轴”。皇帝赐近臣《新历》，源于古代“授时”之制。古代，每年授时是朝廷一大盛典。《周礼•春官》有“颁告朔于邦国”的记载。其《注》为：“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之祖庙。至朔，朝于庙，告而行之。”即后世之颁行历书。诸侯要藏之于祖庙，每月初一日要告庙听政，亦曰“告朔”，可想仪式相当隆重。告庙要用活羊为祭，即《论语•八佾》所说“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此时的历书，不是谁都能看到的。对普通百姓讲，更是神秘的东西。即是到了唐代，有了雕版印刷，历书也不是随便可以颁行的。《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太和九年十二月，勅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版。”这是皇帝的敕令，也就是说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颁行历书。这样看来，那么由皇帝派中使赍赐重臣以《新历》，则是一种“殊荣”。而在唐开元年间，或其前，皇帝赐重臣以《钟馗图》及《新历》则是更为隆重的“殊荣”。由此可见《钟馗图》在那个时期的价值和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