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收养汉族人子女，据调査，涡水区瑶族收养汉族男孩三十六名、女孩四十五名，汉族女子嫁给瑶族男子的八名，合计八十九名，占该区总人口的1.63%；吸收有汉族为家庭成员的户数占总户数的8.3%。另外，该区也有六名女子嫁到汉区去。金坑区塘冲乡高岭村共有四十八户瑶族，其中二十一户收养了汉族人子女，岭脚村的情况也类似。这些收养关系绝大多数发生在五十年代，现在，被收养的汉族人都已有了自己的孩子，这种具有汉族血统的人口所占比例就甚为可观，高岭、岭脚二村为30%以上，涡水区也达5%以上。涡水区比较偏远，可能更具代表性。收养关系车五十年代大量发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所引起，汉族地区土地改革使一些地主、富农家庭发生变故，他们就把孩子送给了瑶胞。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大变动，都曾引起民族间人口的相互渗透、融合，只是历史条件不同，其形式各异而已。象这样的收养关系也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社会变动期间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生动例证。

在我国悠久的农业社会中，底层民众大多数不识字，戏曲表演成为至关重要的口耳传承教育途径。“中国戏曲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地承担起劝善惩恶、高台教化的功能。”正如《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云：“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凭借兴盛的舞台演出及相关的民俗活动，广大民众从小学习到传统历史、文化、人情的点点滴滴，进而成长为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戏曲表演本身受时空限制，而戏曲年画则不然。至农历新年，家中每年一换的戏曲年画长久地陪伴在人们身边。当家中长辈指着张贴在门窗、墙壁上的年画，向孩子们讲解戏曲角色装扮和故事内容时，传统文化教育便如此世代传承。这传承遍及广袤的华夏大地，由乡村而至城镇，由城镇而至宫廷。这些年画具备雅俗共赏的特质，为沟通城市和乡村、知识分子和文盲搭建起桥梁，进而实现全社会的教育。它不仅指导着民众的农田耕作、纺织生产，还引导着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戏曲年画是一部生动详实的古代民间乡土社会的百科全书。以戏曲故事为题材的年画约在清初就有印品流传于世，此后在全国各大年画产地涌现出大量形式各异的作品，形成戏曲年画产量的高峰。在全国数量众多的戏曲年画中，晋南地区的戏曲年画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与当地的梆子腔发展紧密相关且历史悠久。清代晋南戏曲年画描绘的故事内容多是当地盛行的梆子腔，因此对梆子腔影响下清代晋南戏曲年画的图像嬗变进行研究颇有价值，可以弥补文献史料记载的不足。

对于云锦未来的发展方向，周双喜、张洪宝、杨玉柱、王继胜都有着颇为一致的考虑：其一，继续开展丝织文物的复制；其二，大力开展云锦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关于前者，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都在证明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云锦的工艺技术正逐步向明代全盛时期的水平迈进；关于后者，题材鲜明、形式各异的设计作品纷纷面世，也正可预示未来欣欣向荣的前景。所有这些成绩能否保持、能否延续，关键还在于以人为本，培养一批新的、全面的云锦传承人。目前,这四位云锦研究所的骨干已分别带徒授艺，以一己之长为云锦的继承付出心力。

总之，横向上来看，壮族织锦技艺正是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以及学校传承等主要方式得以沿袭和发展。以上说的几种传承方式，各有利弊，虽然形式各异，但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传承方式。当织锦技艺的传承进入到现代经济社会，其面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如工艺流程复杂、手艺难学等，传承后继乏人的问题日益突显。有些项目技艺传承人难寻，己经是迫在眉睫了。

二、植物纹。在妇女衣服、头帕上体现最多。每个支系瑶族对植物纹表现形式各异，但有八种花纹是各支系共有的。如：八角花、桂花、大木花、黄菜花、苦瓜叶、杉树纹、谷穗花、苦菜花。

壮锦织绣图案具有强化几何造型和线性的艺术特点。传统的构成样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在平纹上编织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几何装饰纹，组成一个整体视觉不断延展的图案，显得朴素明快、整体统一;另一种是用多种大小不同的几何纹组合起来，方形符号和圆形符号不断进行穿插，编织成富有较强形式美感的复合几何图案，色调统一，极具和谐之美；三是以各种几何纹样为底，在其纹样上装饰各种不同的动植物图案，最终形成多层次的复合图形，整体图案十分清晰，且有一定浮雕感。几何装饰纹样之所以成为壮锦图案中重要的民族化构成符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织绣的制作工艺的特点，只能强化线性的编织和组织规律，以编织成大小不等的点块来构成形式各异的图案和符号，壮族织锦常以“平纹”和“斜纹”为最基本的装饰组织形式，斜纹组织主要是依靠浮起的组织点来构成斜向的纹路，平纹组织的经纬组织点一样多。平纹组织和斜纹组织相互交替和结合使织物更加丰富多彩。另外织物组织对壮锦图案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壮锦由于其经纬工艺的局限，使其表面精致细密的图形受到了限制。几何造型纹样式壮锦的原始织物形式，纬花需要和平纹结构相配合，花纹的边缘在纬线浮起的时候起花，因此几何造型的纹样以经纬线的密度而进行编织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