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心目中，苏州占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苏州是繁华的象征，富庶的标志。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地理学者、长崎人西川如见(1648-1724）在《增补华夷通商考》里，称苏州为“城郭民家繁荣地”，苏州所在的“南京”（即南直隶）为“唐土第一上国也”。

据官府的有关材料记载，“明代累朝制造缎匹，不过三万匹，上用赏赐，倶在其中”，甚至“一岁所造，供费有余”。然自天顺以后，靡费情况日增。如嘉靖年间，由于赏赉无时，使缎匹“每称缺乏”。嘉靖三十年（1551年），命浙江、苏、松等处增织纻丝、纱罗共86300匹。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又命浙江、福建、南直隶苏、松等府织造各色花样纻丝、纱罗共30150匹。这些都远远地超过了额定的岁造数字。到16世纪70年代后又万历年间），岁造之外的添织，日益频繁，几乎成为常例。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由于连年派织浩繁，造成“民穷财尽”。应天(南京)和浙江巡抚“交章言公私两匮，缎匹缺乏,迄暂行停织”。万历皇帝朱翊钧,不但不肯表示丝毫的让步，反威吓谏奏的臣下说:“如再借言阻挠，有误吉典，必罪不宥。”从以上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挥霍无度，导致大量的加派增织，江南一带（包括南京在内）的丝织生产规模也由此日益壮大。

明代的官营织造，经营单位之多，分布地区之广，规模之庞大，是前所罕见的。从经营体制分，有属中央系统的，有属地方系统的。《明史》卷八二“食货六”记：“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另据《大明会典》记，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各府者，有22处织染局。嘉靖七年（1528)后，约有四省计19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