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繇，晚唐人。懿宗咸通十二年登第。《全唐诗》收有诗作，与段成式过从甚密。有《嘲段成式》、《看牡丹赠段成式》等诗。《赋》的起首，即点出玄宗李隆基因病有梦，而此“钟馗”，乃由幡绰引上华茵。幡绰，即黄幡绰，是当时的宫廷艺人，擅演参军戏，滑稽而有风趣，深为李隆基赏识，供奉左右。“华茵”，即“氍毹”，演戏用的地毯。古时演戏与后世不同，多不搭台，只在庭前铺块地毯，角色由引戏人引上场来。这类“引戏人”，到了宋元杂剧时期，就成了戏班一种专司的职务了。这一钟馗是个身材魁梧，装束洒脱；大脑袋，长胡须的壮汉。穿着“蓝衫”，拿着“竹简”，在“凤管”、“鸾弦”的伴奏下，“蹁跹”起舞。“蓝衫”，疑为“襕衫”，是上下衣相连的服装。《旧唐书•车服志》：“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竹简”，或指“笏”，即“手板”。他的舞蹈是极其迅猛刚烈，如龙似虎。他还是个高音域的歌唱好手。形体动作和歌唱，倶谐节拍，所以“震雕拱以将落，跃瑶阶而欲坼”，使“万灵沮气以慞惶”，除“一鬼旁随而奋踯”，几乎是钟馗这一角色的独舞。“烟云忽起，难留舞罢之姿；雨雹交驰，旋失去来之迹”，钟馗退场，写得很有神秘感。很有后世演神怪戏“撒火彩”的意思。钟馗的歌舞太好了，李隆基看得出了神。这时，“睿想才悟，清宵已阑。祛沈疴也顿愈，㾕御体之犹寒”。兴奋得出了一身大汗，病痛爽然若失。因此，急忙地对“真妃”讲这梦是好兆头。“六宫”嫔妃，俱来称贺。并且诏画师吴道子，赶紧描绘梦中钟馗的“婆娑之状”，使“百辟咸观”。“百辟”，意为诸侯，这里指是亲贵辅臣人等。周繇作此《赋》时，当亦据之传闻。从张说等人的“谢表”看，“百辟咸观”是有根据的。不然，不会有《钟馗图》与《新历》同赐宰辅近臣之例的。

（6）北京市剧装厂。早在清末民初时，随着京剧的不断发展壮大，与其相伴的北京剧装行业也从小到大，不断发展，逐步走向兴盛。北平解放后，剧装行业得以复苏并不断振兴。到1954年，北京市剧装店铺已扩展到50家左右，260多人。1956年1月15日，由三顺戏衣庄等多家个体企业共同在西草市街组建了公私合营北京刺绣剧装厂。成立了设计、戏衣、把子、靴子4个车间，不久，又成立两个刺绣车间，把过去散居在永定门外李村一带的绣工都集中在厂里，使剧装厂的生产规模跃居全国前列。此外，公私合营的组织形式，使厂里汇集了当时剧装行业几乎全部的顶尖高手。其中有擅长设计和绘画的尹元贞、云青山、吴贤俊、高宪增、李子仁、张玉江、刘金声、张伯瑜等人；有擅长刺绣、裁剪和承做的刘文元、孙振海、孙宽、王贵、李书应、郭明福、侯宝林、吴瑞凤、罗宪成、王敏政、全善柱、全善良、胡仁同等人；有把子高手魏忠山、魏永平、魏永亭、赵显忠等人；有制靴行家秦宝顺、孙进库、闵富贵、刘富等人。再加上长期经营剧装的业主姚融泉、董维章、陶亮臣、曹桐萱等人分别被安排在厂里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使这一时期的北京剧装厂不仅规模大，而且人才云集，共同创造出北京剧装历史上的辉煌，成为所有戏剧界名角制作戏衣的首选厂家。此外，1959年精艺纳纱社与剧装厂合并，进一步壮大了经济实力，1956-1966年，剧装厂共实现销售收入940万元，由于这一时期剧装厂要以制作古装戏用品为主，绣活的生产工期较长，主要是为故宫和各剧团及一些大型文化设施制作相关衣物，这时做的很多绣活可谓难得的精品。“文革”时期，剧装厂却因8个样板戏的一统天下而独领风骚。之后，由于加工现代戏的服装省略了复杂费时的刺绣工艺，使得产品的产量迅速增加。1972年1月北京盔头社并入剧装厂，使企业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门类更加齐全。1976年年底职工人数达到280人。1979年后，北京剧装厂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大戏楼复制帝王、王妃的龙袍、御衣；为北京大观园举办“元妃省亲”制假仿古服装；为山东曲阜孔庙“祭孔典礼”制作旌旗幔帐等。当时，北京剧装厂许多剧装精品多次在国外展出，并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作”，有些剧装艺术精品作为稀世珍品由国家收藏。

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由1980年代初开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羌族所居各县中，许多地方政府的职位都由羌族知识分子担任。住在城镇、街市与乡上的羌族民众，有些在地方政府各单位担任工人、司机、工友与厨司等劳动职务。其中更有一部分任职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下产生的各种公职，如各级自治政府领导、干部、民族学校老师以及各级党委、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等等；这一部分民众，便是以后将常在本书中出现的“羌族知识分子”。他们所以能生存于村寨之外的环境中，主要是由于他们作为国家与羌族人民间桥梁的身份。对村寨民众而言，他们是国家的代言人；对国家而言，他们又是羌族人民的代言人。作为国家之代言人，他们必须熟知汉文知识体系，了解本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以及国家政策与当前局势。因此他们在追求个人与本民族利益时，能顾及国家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国家或整体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部分也来自于他们是本土民族文化的诠释者与代言者，因此他们也必须掌握本民族知识。然而，无论是对汉语文知识或是本土知识，他们都不仅是学习者或推广者”同时也是选择、诠释与创造者。

绘画也是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之一，日本港口贸易往来货物清单里，有“墨三千斤，古画五箱”的记录。从日本在长崎设置的官员职务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日本在长崎奉行之下，设置了一种名为“目利”的职务，由各方面的专家来审查判断进口货物的价格。书籍有专门的“书物目利”，药物有专门的“药物目利”，纺织品有专门的“丝目利”，在这些常见商品的“目利”之外，还有一种“唐绘目利”，专门负责进口中国绘画的事物。现存的江户时代的《长崎唐馆交易图卷》，就是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唐绘目利”渡边秀诠完成的。这位渡边秀诠可能是渡边秀石的后人，渡边秀石（1639-1707）从1697年起被幕府任命为“唐绘目利兼御用绘师”，负责为幕府鉴定、评价和摹绘中国舶人的绘画，子孙世袭这一职位，直至幕府灭亡。他开创的画派被称为长崎派中的汉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