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瑶、汉族民间交换贸易日渐频繁，许多瑶族携山货下山到汉族聚居区的圩集交换贸易。据阮元《广东通志》载，清代瑶族，“或时以山果入市”，或“伐竹、木以易谷”。同治《桂阳隶州志》卷三十三亦载，桂阳土摇，负所产薏该、厚朴、肉桂诸药物，鹿茸、虎骨、龙须草，易布粟而去。广东乳源瑶族，“时有往来城乡与民人市易盐米者”，连州、连山、阳山瑶族，“以粟、米、膏（高）粱、薯、芋、黄豆、棉花等物至民圩交易”，开建县瑶族，“负瑶布、木器出长安、金装两圩交易”，广西桂平瑶族，“食用皆能自给，所外需者惟盐。出山市归，以竹筒悬之梁间。”其交易货物多为山货，主要有竹、木、茶、漆、油桐、蓝靛、山果、山蔬、毛皮、木菌、零陵香、降香、桂皮、砂仁、藤皮等，但亦有部分瑶族开始发展家庭副业，将伺养的“畜牛、马、豕鸡、犬之属，售以获利”，或“烧木炭以市利”。此外，还有部分瑶族将自织的瑶锦、瑶布或编织的竹器售与山外汉族。

在生产知识的教育和传承中，紧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获取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彝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林业、渔业、采集、手工业和商业都从属于农业，属家庭副业性质。彝族社会内部一般已有分工，按性别和年龄自然区分，男子主要负责犁田、耙地、修水利、狩猎、放牧等，妇女则主要从事栽秧、除草、种菜、采集、纺织、刺绣、饲养家禽等。许多地区的彝族，男孩到十二三岁以后，则跟随父亲从事放牧、打猎和砍柴；女孩则跟着母亲栽秧、锄地和照管小牲畜。十三四岁以后，父母带领他们开始从事各种繁重复杂的劳动。这些知识一方面是直接保存在个体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中，另一方面则大量地间接地保存在彝族的“劳动歌”中，如《节令歌》这些歌谣较完整地把全年的生产过程总结出来了。生活经验和人生哲理的教育和传承，既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直接获得，也通过长辈言传身教进行，此外，也通过一些谚语、家训和文学艺术作品间接地获得，并获得一种重视教育的社会共识。如彝书有谚：“不学习的人，像不长谷物的生荒地”、“刀不快要磨，人不知要学”、“牛羊发展不发展在放牧，小孩懂事在教育”、“养子不教子，不如养条狗”、“人识诗书则成才，草吸露水则茂盛”。至于说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除了家庭教育中十分重视外，还与彝族社会习惯法的监督和实施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从小就养成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年轻人骑马路遇老年人，必须下马让路；老年人进家，小辈须起身让座，敬烟敬茶；子女与父母分居后，逢年过节必须送鸡、猪、牛肉和细面荞粑粑等孝敬老人；在农忙时节或起房盖屋时，人们相互帮助，不取报酬。彝族与朋友相处，真诚相待。萍水相逢，对方先敬你一碗酒，若一口干了，就表示看得起他，彼此即成好友；你若喜欢他的东西，无论有多贵重，他都会马上赠与。平时，老年人给年轻一代讲述家谱、族谱或祖先的历史，这也成为家族团结和内聚的源泉。这些约定俗成的不成文法规，青年人都自觉地遵守，这显然是受到社会教育影响后形成的品德和风尚。

明代以来，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由于农业生产中使用了铁质农具和兴修了一些水利设施，水稻、玉米、麦类、豆类等粮食作物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产，与此同时，农村的家庭副业也发展很快。许多产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农产品和家庭副业除供自己家庭消费和缴纳赋税外，已有相当一部分被拿到市场出售。因此水族地区的初级集贸市场不断形成，出现了如烂土（今三都县合江镇驻地）、蒙石里（今荔波县县城）、婆览、坝街、三洞、上江、古州（今榕江县县城）等较大的集镇。

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特别是1955年12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后，瑶族地区与全国一样，不仅加快了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步伐，同时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耕牛、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社员私有土地完全无代价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耕畜、大型农具按自愿互利原则折价入社，合作社按分期付款的办法，逐步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禽、小农具等不入社，按每户人数分给自留地允许社员工余假日耕种和搞家庭副业。社中集体劳动，在扣除生产费用，上缴任务公积金、公益金以后，剩余部分按各户总工分计酬，被称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举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也经过试点，然后铺开。为了建好高级农业合作社，各地党委、政府还采取许多适应山区及瑶族习惯的措施。如，群众不一定要经过参加互助组，而直接参加初级合作社甚至高级合作社；地广人稀的山区，不强调高级合作的统一规模；瑶族民族感情较深，建社时照顾民族感情，以利于民族团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