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学方面，20世纪上半叶以来国族主义下的语言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之结构建立语言学框架。羌语，在此框架中为汉藏语系中之藏缅语族下，羌语支语言的一部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语，如此一层层由大而小之语言涵括结构，与民族学者所称的中华民族→藏族与部分西南民族→氐羌系民族→羌族，此一层层由广而狭的民族结构相互呼应。西方著名中国古代史学者蒲立本也认为，姜姓族与姬姓周人都是羌的一部分，也就是戎的一部分。他根据《左传》所载姜戎君长之语称戎与华夏“语言不达”，以及东汉时记录的川西某羌部之“白狼歌”为一种藏缅语，因而认为羌是藏缅语民族。

我们应如何看待以上的“典范羌族史”？这个“典范历史”的形成，不只是涉及一些中外知名学者，如日本的白川静、美国的蒲立本，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学两大巨擘傅斯年与顾颉刚，也涉及一些新知识如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与神话分析等等。是否这些学科严格的学术逻辑以及上述学者个人的才学，可以让我们完全信赖这个“羌族历史”的真实性？我并非完全怀疑或否定前人的研究；以上许多的研究至今仍是经典之作，也厘清了许多古代史实。我所怀疑的主要是：这些史实是否可以串联成一线性历史，而一个“民族”在此历史中绵延三千年之久？基于对“民族本质”的人类学体认，以及对于近代“国族主义”与相关“民族历史”的历史学了解，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羌族史”的真实性以及其建构过程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