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5.12”地震，羌族从边远的川西震区走入了人们的视野。而“羌绣”、“羌历年”等具有民族代表性的名词也一跃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IBM笔记本与羌族村寨联合推出了“锦绣新年”的活动，伴随新品附赠一系列羌绣车饰和笔记本内胆包、手提包等。而媒体对震后“羌历年”的报道也呈激增趋势。斯大林将民族的四个特征总结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文化和心理素质都是处于隐性的无意识层面的，而民间仪式则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集中外显表现。

这种关怀与思考，源于一些族群或民族研究的理论争议。一个较传统的“民族”概念，经常将民族视为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活与文化等客观特征的人群。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四大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便是一个例子。这样的民族概念，在许多学术研究中仍被奉为圭臬；更不用说，在一般民众中这样的观点更是普遍。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于族群现象的探讨，由于费德瑞克•巴斯等人的贡献，基本上在1970年代以后就远离了以客观特征界定民族的研究传统，而着重于族群主观认同的形成与变迁。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学者们曾争辩于究竟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中的功利性工具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可选择的根基性情感，这便是“工具论者”与“根基论者”之争。事实上，这些争论已指出了族群认同的两大特质——它是工具性的，可因资源环境变化而改变；它也是根基性的，族群感情所造成的认同有时不易改变，且常掩蔽人群间其他社会认同与区分(如性别、阶级与地域)。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根本和灵魂。羌语跟其他所有文化一样，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羌语的变化。从与50年或100年前的羌文化的比较看来，羌族人正在经历着由时间带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影响着他们对羌语的态度。我们从人口统计、教育、娱乐、婚姻和宗教领域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羌族语言的抢救保护工作是抢救和保护整个羌族文化遗产的关键和核心。为了做好抢救保护羌族语言的工作，就要在羌族文化保护生态区内推广羌语文。按照濒危语言的划分标准来看，羌语早已面临濒危。现在越来越少的羌族人使用羌语。斯大林给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缺一不可，而共同的语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如果一个民族语言消失，那么这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也会随之动摇，附着于语言上的各种文化传统也随之开始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