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著名的稻作区，过去农耕主要靠牛，农民对牛有很深的感情。中国古代立春时要为祈求丰收举行的农耕仪式。直到晚清，苏州地区还有行春、打春、拜春等民俗活动。每逢立春日，各地知县要在芒神、土牛前奉上果品祭祀，到正午时分，知县用柳枝做的春棒击鼓三声，然后再用牛鞭击土牛三下，再将春棒传递他人，吏民以此递相击牛，直至将土牛击碎，以求无病无灾、农事兴旺、五谷丰登。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中有《春牛图》，以芒神与春牛为主题，配以各种吉祥纹样、文字、二十四节气、各月花神等，既实用，又有符合农民审美情趣的装饰效果，寄托着人们对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的憧憬。农历五月中旬，春耕已经结束，农民们会在牛栏里供上牛神纸马，点副香烛，供上团子（或馒头）、鱼肉及酒，进行祭祀，这就是苏州民间的“斋牛栏”习俗。斋过牛栏以后，要拗一壶酒给牛吃掉，以犒劳它在春耕中的功劳，也算是给牛过生日了。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统治者深知农业生产对于他们治国抚民的重要性。明清两朝皇帝，每年三月上亥日，都要到先农坛太岁殿东南观耕台前的一块一亩三分田扶犁亲耕，然后三公九卿从耕，皇帝上台观耕。直到晚清，苏州地区每逢立春日，知县要在芒神、土牛前奉上果品祭祀。到正午时分，知县用柳枝条做的春棒击鼓三声，然后用牛鞭击土牛三下，再将春棒传递他人，吏民递相击牛，直到把土牛击碎，以求无病无灾、五谷丰登。

《金阊古迹图》的作者署款是桃坞秀涛子。描写的是从苏州城北边的齐门外向西南方向远望。近景是以戏台为中心。戏台用众多的木棍支起，约有一层楼高。戏台上面的布景相当讲究，上面有假山和柳树所营造的庭院，而且看上去戏台四面都可观赏，每一面分别表现不同的场景。此刻东边的戏台上正上演着一出戏，但观赏的人并不是很多。戏台的东北方向还搭了两个有一人多高的凉棚，正对着戏台的凉棚制作相对讲究一些，里面有数位男子正在饮酒。侧对着戏台的凉棚制作相对简单一些，里面坐着十几位妇女和儿童，想必是妇女儿童区。做生意的小贩，踩着梯子向他们贩卖货物。戏台旁画面空内处标注有“齐门戏台”四字，但齐门在画面上没有表达。戏台周边有民居也有商铺，以及众多的行人和络绎不绝的船只，可以看出齐门外同样是热闹繁华。《金阊古迹图》的远景以河道行船为中心。在距离阊门不远的河道开阔处有5艘龙舟，船头都冲向河道中央的一艘小船。小船上的船夫们正在费力地牵引着另外一艘“船”只硕大的绿色蟾蜍，牵引绳从蟾蜍的口中伸出，显得像是刚被捕获的样子。蟾蜍应该是个道具，体积大到几乎把整艘船都遮挡住了。在我国传统观念中，蟾蜍是五毒之一，古人认为端午节是一个“阳之极”的日子，端阳避五毒，这恐怕也是基于古人阴阳五行的观念。不过，此处的蟾蜍应该还有一层含义。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只“大蟾蜍”实际上只有三只足，后面那只足长在尾巴的位置。三足蟾又名金蟾，是传说中旺财的神兽，所以端午节用船拖着“大蟾蜍”东行，不仅有避邪招财的意思，还点出了端午时令。阊门在画面的左上角，由于是远景，并没有像《金阊三百六十行》那样描画精细，但景物的基本特征和《金阊三百六十行》的描写是一致的，如月城、吊桥上的商铺、水城门等。可以看出该图的描绘尽管不会是对景写生，但都是有事实为依据的。《金阊古迹图》人物的造型方法与前述《金阊三百六十行》近似，即以传统画法塑造人，只是在人物衣纹上增添排线。不过《金阊三百六十行》上点景人物都有的微弱投影，在《金阊古迹图》上没有描画。假如我们根据戏台的投影，可以推测此图的光源似乎来自画面的左侧，即实景的南面，说明此时正是正午，而就在戏台上方的船只的投影，却显示光源来自相反的方向，像是午后的光景。画面的光影安排似乎有些主观和凌乱，没有《金阊三百六十行》那么统一协调。另外，比较两图船身明暗表达的明确性和排线组织方式的差异，可以判断《金阊古迹图》与《金阊三百六十行》的作者并非同一人，而“桃坞秀涛子”这位作者应该是受到《金阊三百六十行》影响的一位“泰西笔法”的追随者，作品的时代与《金阊三百六十行》相比也要晚一些，估计已经是乾隆时代的作品了。作者落款同样为“桃坞秀涛子”的还有两件描绘苏州的实景作品：《山塘普济桥中秋夜月图》和《姑苏虎丘志》，两图分别以山塘普济桥和虎丘为中心，都是描写虎丘一带的风景，而且都是表现明月当空的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