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和冬至后卖『纸画』的记述。『纸画』是当时年画的泛称，门神、钟馗等是主要品种。『财门钝驴』也是宋代流行的年画题材，『人家开财门、接天地』，『钝驴』是宋人装铜钱什物的口袋，多置放驴背。『回头鹿马』寓意加官进禄，『鹿』与『禄』通。『天行帖子』，是避免疫病的护符。

1973年，西安碑林博物馆在整修《西台孝经》时发现了一件南宋时期的《东方朔盗桃图》，以淡绿和淡墨套印于黄麻纸上，为世界上最早的套色木版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木版年画见诸文字亦在宋代，沈括在《补笔谈》中记：“熙宁五年，上会画（吴道子画钟馗）镌版，印赐两府辅臣各二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比较翔实的文字记载当属宋人孟元老所撰之《东京梦华录》，其卷十中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以及吴自牧之《梦粱录》中汴京岁终“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

顺便说一点，杨柳青胖娃娃形象，大约渊源于唐宋。一九七八年在湖南长沙铜官唐窑遗址，发现一件青釉瓜棱壶，上绘有一个半裸身形的胖娃娃，手执一枝莲荷，做奔跑回首招呼状，与杨柳青的胖娃娃，颇相类似。一九八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图案集》，载有此壶的墨线图。娃娃执莲荷，这是古代七夕民间儿童“效颦魔合罗”的游戏。有关“魔合罗”的记载，初见于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他记的是北宋汴梁的事情。是否唐代已有“魔合罗”及“效颦魔合罗”的活动，文字无征，就很难说了。

春节在民间是古老而又最为隆重的节日。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对盛唐时代的春节活动有许多描述：“从岁前到正月十五，开封府前御街，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击丸、蹴鞠、踏索上竿”等等盛况，可见那时的过年活动已经相当多。到了清代，更是热闹非常，除夕之夜，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彻夜不息，反映了当时人民过年的部分情况。

从研究社会民俗学的角度看，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是部划时代的巨著，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前，虽有《荆楚岁时记》之类的书，然体例并不完备，记述多简略。《东京梦华录》则以它体例博大完备，记述琐细真实而著称。上至宫廷衙署，下及市井民居，尽收于笔底。尤为可贵者，其中记述了民间普通生活的真实情况。孟氏于徽宗赵佶崇宁二年入都，至钦宗赵桓靖康元年南徙，居东京二十三年。平日所历，并非无心，实有“社会调査”之意义。不然，如何据回忆细细写出？虽有笔误，但瑕不掩瑜，并不影响这书的史乘价值。为以后的耐得翁、吴自牧们的撰述，开辟一广阔前景。流风所及，甚而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明人沈榜《宛署杂记》的写作，也受其影响。据《东京梦华录》所提供的北宋民间使用吉语情况看，原属社会上层，甚而最高统治者才有权使用的吉语，已逐渐民俗化了。首先是在市民阶层中流行，然后浸及乡曲山野。这与五代纷争之后，封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繁荣不无关系。吉语民俗化，正是“庶民”阶级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自我表现。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叛于范阳，鼙鼓动地来。终唐之世，社会动乱，时大时小，不得安宁，甚至皇帝亦几经播迁。朱温篡唐，开五代纷争局面，扰攘五十余年。至赵匡胤宋开宝八年平定江南，始归一统。皇帝岁末赐近臣《钟馗图》及《新历》之例，大约已经淡忘。至赵顼神宗熙宁五年，禁中发现吴道子《钟馗图》才有“上令画工摹搨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像”的事。大约此后，一方面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一方面亦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每年近岁时节，北宋民间逐渐有《钟馗图》及“历日”的印卖。至徽宗宣和间，又阅五十余年已是相当普遍。正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写，“市井皆印买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等。《钟馗图》不再为上层社会所独占，而走入民间，进入广大的民俗生活中。北宋民间印卖的《钟馗图》，其粉本或源于两府，是完全有可能的。